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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林彪誰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重要的助手?

國內的學者們無論怎樣為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言行辯護,都無法抹殺一個事實,即周恩來的的確確積极參与和推動了「文革」的發展。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管家,毛澤東的許多設想最後都是通過周恩來具體操辦予以實現,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就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文革爆發到今天已有整整40年的歷史。40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首文革,努力探究它的原委與過程有着極為深刻的意義。目前海內外不少專家學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許多書籍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對文革這一課題有較為深入的推進。但是有關文革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別是涉及到周恩來與林彪的研究,國內學者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換句話說,周恩來成為中共繼毛澤東之後的又一位偉大人物,在文革中與林彪和“四人幫”集團作了英勇的鬥爭,是中華民族的“世紀偉人”;而林彪則是文革的罪魁禍首之一,是個處心積慮大搞反革命活動的歷史罪人。林彪與周恩來是文革開始後位列中共中央的第二和第三號人物,他們都參與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他們身後卻有如此天差地別的評論,實在值得人們深思。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組織文人班子,在1981年6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專門發表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作為對文革歷史和毛澤東的定位,在提及周恩來時該決議說到:“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此後國內的學者們基本都遵循了這一定論,國內的黨史學者們甚至指出:“《決議》的發表,一方面使人們衝破了認識禁區;另一方面也為進行這一具有高度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課題的科學研究開闢了航道。”[1]從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的說法也就成為國內學者研究周恩來的共識。那麼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是什麼樣的關係?周恩來對林彪作了哪些“堅持不懈的鬥爭”?《決議》的發表真的是衝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區開闢了新的研究航道嗎?如果我們將周林二人在文革當中的所作所為作一番比較研究,人們應能得出另一種結論。

周恩來與林彪同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主要的助手,而周起的作用更大

國內的學者們無論怎樣為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言行辯護,都無法抹殺一個事實,即周恩來的的確確積极參与和推動了“文革”的發展。眾所周知,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管家,毛澤東的許多設想最後都是通過周恩來具體操辦予以實現,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就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事例予以考察。

一、羅瑞卿問題。現在所有中共官方的說辭與回憶等皆眾口一詞,即羅瑞卿事件是林彪惡意陷害,以倒羅為條件換取對毛髮動文革的支持,而1965年12月召開的解決羅瑞卿的上海會議,所有與會的人士除毛林幾個人外都不知道開會的目的何在。似乎毛澤東在着手一項重大的戰略部署前,手下的大員們全被蒙在鼓裡。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言,這麼多與會者又如何及時領會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又如何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這項戰略部署呢?毛澤東是這麼一個要打無把握勝仗的人嗎?而周恩來在倒羅的過程里又扮演了什麼角色?最早參與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王力,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透露了一些玄機。王力說“十二月中央打電話要鄧小平立即赴上海,因為發生了羅瑞卿事件。……鄧小平走後,羅瑞卿來了。他自我感覺很緊張,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打聽怎麼回事?為什麼開會不通知他?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又來電報要羅立即赴上海。後來知道已經採取了措施,防止羅逃跑。文革時批判李井泉,說羅瑞卿到成都,李井泉還送了他兩筐桔子。其實當時方針是先穩住羅。羅到上海後就沒自由了。”[2]這裡有幾個問題很清楚,即倒羅是“中央”也就是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並安排好各地大員們“先穩住羅”,不僅如此,甚至還要“防止羅逃跑”,等上海方面一切部署妥當再通知羅赴上海與會,以順利完成倒羅的部署。顯然,羅瑞卿自己感到有些異樣,否則就不會“自我感覺很緊張,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如果李井泉、閻紅彥等地方大員們對倒羅一事毫不知情,他們又如何貫徹“中央”的這些指示精神以穩住羅呢?事實上,據知情人士透露,毛澤東早就通過一些老帥向他們的部下打了招呼,所有與會的老帥和將軍們除賀龍一人不知會議的真實意圖外,其餘皆知此會的目的何在。羅到昆明時,周恩來特地在電話中明確指示閻紅彥要看住羅瑞卿。所以,毛澤東策劃倒羅是為其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掃清前沿的重要戰略部署。在倒羅問題上,周恩來不僅是知情的,而且行動上是積極配合的。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在自己的回憶里說“為了給會議做些準備,瑞卿只好打電話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說:我只知道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後來彭真同志打電話問總理,總理大概是知道會議內容的,而且可能是給彭真吹了點風。彭真同志又打電話給瑞卿說,你去吧,去了就會知道了。”[3]羅到上海後,也是周恩來、鄧小平受毛澤東指示出面與羅談話,並告知“不要去見主席,也不要去見林彪”[4]從這些情況來看,周恩來不僅事前參與了倒羅的各項準備活動,且事後作了大量工作,周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給羅瑞卿等人定性時說“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5]

二、5月政治局會議與防止反革命政變部署。現在幾乎所有的中共黨史在談及文革時,都將林彪的“518講話”視為林彪個人別有用心利用文革,危言聳聽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林彪的講話開宗明義地講“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顯然,林彪的講話是毛澤東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們一致同意下所講,代表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也是毛澤東搞文革的一項重要部署。接着周恩來在5月21日發表了內容相同的講話。周說“同意許多同志的講話。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的很好。社會主義國家在黨內和國家內部必然要有階級鬥爭的反映,特別當前我們的歷史時代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列寧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資產階級是要反抗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比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主席說要宣傳這兩點,要經常溫習,要經常宣傳這兩句話,溫習這兩句話。…… ”周還說“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6]在具體的部署方面,周恩來在5月15日與葉劍英聯名致函毛澤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7]在林彪講話的同一天,周恩來致函毛澤東:關於北京衛戍部隊,經過與楊成武同志與北京軍區協商,擬調六十三軍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駐張家口的一九三師擔任。26日周恩來參加由葉劍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周在會上說: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31日周向毛澤東報告了會議情況及增調部隊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8]周恩來在1967年1月27日接見公交口革命造反派時坦承:“關於首都工作組,是在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發現後,主席感到首都的保衛很重要,責成我來管這件事,組織了首都的工作組,由軍委、公安部、國務院、中央辦公廳和其他一些部門組成,任務:1、保衛中南海安全。2、保衛首都,增強衛戍力量。3、保衛要害部門,如:中南海,釣魚台,國防部……等等。4、為保衛首都安全,把黑戶口,五類分子搞走。5、處理外國僑民中一些不受歡迎的人。”[9]

顯而易見,在防止所謂的反革命政變一事上,周恩來不僅講了話,還親力親為作了大量的實質性工作。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學者余汝信先生對此有深刻的分析:“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無可否認,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關係,對此決策是積極響應的,但更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鄧小平,尤其是周恩來,也是積極響應、堅決貫徹的。在此過程中,如果非要說林與周有什麼區別,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講得多,做得少,而周恩來卻是做得多,講得少,如此而已。[10]這一分析應是十分中肯的。

三、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勃發。文革初起時,毛澤東為了發動廣大學生起來造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反,大力支持了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運動,使得這一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全國迅速展開。國內的一些黨史論者大都將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歸結為別有用心,如將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講話作為其煽動文革的一項罪責,稱“林彪在接見大會上作了煽動性的講話”,從而導致紅衛兵運動在全國城鄉各地迅猛發展,勢如燎原。[11]且不說林彪這篇奉命而讀的講話出自陶鑄的寫作班子,體現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意圖,[12]毛澤東更在這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讚賞性地對林彪講“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13]實際上,毛澤東對林彪在8月8日對中央文革小組講話、8月12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和8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均表示贊成。 [14]周恩來自己在9月25日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座談會也承認“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講話,篇篇都是經過主席審查的”。[15]那麼周恩來又是如何積极參与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呢?目前官方的《周恩來傳》等都承認周恩來的確積极參与了這個運動,但在解釋上大都將周的言行歸結為“很不理解”、“違心”和“被動”,且設法糾正過火的、極端的做法,努力減少“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損失,等待時機糾正錯誤。[16]

紅衛兵搞大串聯,要到北京見偉大領袖,這給周恩來的國務院出了很大的難題,要安排好他們的食宿、交通以及安全等問題,但這卻是毛澤東的設想。王力回憶說“大串聯則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說各地學生到北京要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他才高興。”由於這是毛堅持要做的事,周恩來也是堅決服從的[17]。

周在8月5日清華大學的講話中說“我作為一個中央工作人員來參加你們的大會,是想老老實實地來向你們學習的,是來堅決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18]8月27日周在首都紅代會上說“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不光成立總站,還在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吃住。”[19]

在8月31日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周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新的高潮。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組織了紅衛兵和別的革命組織,這是一項偉大的革命創舉。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們,破”四舊“,立”四新“,充當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的急先鋒。你們那種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於革命、敢於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國廣大工農兵和革命幹部的熱烈支持。我們向英雄的工農兵歡呼!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20]

周恩來還精心安排了毛澤東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從組織、安排、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衛等諸多環節,周恩來嚴格把關,精心策劃。第一次,周恩來安排在天安門由毛接見紅衛兵,接見完後當場進行總結,各個組都向周恩來彙報。周對此抓得很緊,總結後又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參加首都工作組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都來自總參和北京軍區的作戰和保衛部門,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吳德以及北京市委秘書長黃作珍等都參加了。以後的七次每次接見之前都要根據經驗教訓,四處勘測路線,再選擇最佳的方案。根據11月27日《人民日報》上新華社的報道,11月25日和11月2 6日連續兩天接見的情況看,毛主席先後檢閱了1100萬“文化革命大軍”,在第八次則接見了250萬。[21]

由此可見,周恩來與林彪都作過類似的講話,林彪只是口頭上擁護,而周恩來則是各項具體行動的策劃者和指揮者。周恩來作為毛澤東推動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積极參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項的方針的落實,沒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堅決推動,毛澤東的瘋狂設想很難如此順利實現。即使周在事前“不太理解”,但在行動上周則是毫無保留地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認真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文革方針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

四、關於造反派造反奪權問題。奪回被赫魯曉夫式的人篡奪的黨政大權是文革開始後的一項重要內容,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特別提及要揪出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林彪的一項重要罪名就是“為了掃除篡黨奪權的障礙,喪心病狂地迫害黨政軍幹部,煽動造反派強加給他們‘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周恩來“對於林彪、江青這種倒行逆施,周總理表示堅決反對。”[22]那麼,周恩來對待造反運動是“堅決反對”的嗎?針對1967年所謂的“上海一月革命”後各大區及省委書記們存在的擔心和疑惑,周恩來在1月14日的講話中說“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緊,大家跟不上,要緊跟,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夠,思想不通,思想對立着,有的立場對立着,中央各部委、各口、各部、地方大區、省市思想跟不上,認識一下趕不上來,現在是情緒抵觸,有的還站在對立的立場,不執行無產階級路線,後兩種情況多過前一種”。“這個路線的名稱,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的說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總之,性質是一樣。”[23]對於是否奪權和如何奪權的問題,周恩來在1月17日的大專院校及各機關造反派座談會說“在上海,革命的工人、幹部、職員,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控制的地方,要不要奪權?要奪權!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寫得清楚,要奪權。需要奪權的,決不能遲疑。”“我們奪的是領導權,可以先奪權再逐步改造。政法系統,北京公安局就奪了權嘛!中央文革要幫助他們,條件成熟的先奪權,條件不成熟的先監督,奪權!第一是領導權,就要管它,監督它,(江青插話說:業務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這方面我們沒有經驗,要靠你們的革命實踐,經過你們實踐,我們再總結,提高一點。”[24]周隨後在1月21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什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25]周恩來的講話比林彪的講話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連王力都認為“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後果很嚴重”。由此而來,全國上下全面奪權運動風起雲湧,一發不可收拾,山西省、山東省、貴州省、黑龍江省緊跟而上,形成了全國奪權的第一個高潮。此後,各省市、各地區造反奪權不斷,導致更大規模的動亂局面。這一方面是毛澤東的文革戰略設想和部署,是江青和“上海幫”衝鋒陷陣的結果,但同時也與周恩來的作用密不可分。我們看到的是周恩來對毛的步步緊跟,絲毫看不出周恩來是如何“堅決抵制”這一奪權運動的,更看不出周恩來與林彪在這個問題上有任何不同之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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