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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很清楚 託孤之臣葉劍英係他身後最有力的人物

——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

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毛係否真嘅向葉「託孤」、「後主」究竟係邊個並不重要,重要的係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係最有力的人物。

中共元老葉劍英在文革前,一直處於政治核心邊緣。然而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不久,葉劍英即躍升成為解放軍主要領導之一,又在毛澤東的政治高壓下兩度“倖存”,並發動“懷仁堂政變”最終將“四人幫”送上審判台,結束十年浩劫。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毛係否真嘅向葉“託孤”、“後主”究竟係邊個並不重要,重要的係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係最有力的人物。

葉劍英係黨史、軍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係影響深創、足供千秋論講的大事件。由於檔案尚未解密而當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葉劍英與‘文革’”目前還不能成為學術論題。包括范碩所着的《葉劍英傳》、《葉劍英在1976》、《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等在內的有關論着,基本上都還係在現有宣傳框架中作細節性敘述。其中啲還明顯有誤。比如《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講胡喬木與陳毅同住301醫院,相處甚得。陳逝世後,胡賦詩悼念:“舊年出國時,蕭瑟門前樹。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不見舊年人,淚濕青衫袖。”[1]1972年,胡喬木還在“冷藏”之中,哪裡有出國的可能?他的“解放”係1975年3月的事。查喬冠華夫人章含之的《風雨情》一書,原來1971年喬去聯大開會時,陳毅邀葉劍英、王震一起為之送行。一年後喬又要到聯大開會,此時陳毅已經逝世,喬感此而作《懷人》一詩。這首詩的第二句在范着中為“蕭瑟門前樹”,而在章着中為“門前柳”,就詩韻來看,顯然以“柳”為宜。[2]僅僅30年的時間,史實即已錯亂,“歷史教訓”云云如何談得上總結?

當然,參照現有論着,對葉劍英的“文革”歲月作一盡量客觀的概括性描述並唔係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圖即在於此。

一、“呂端”與“劉亭長”

善於寫詩的毛澤東、葉劍英都有以古喻今的習慣。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會議上送給葉一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煳塗”。“呂端”從此即成為葉的雅號。毛也許不知道,早在1954年,葉在《青島浴感》中已有“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一句。“劉亭長”即劉邦,當了皇帝後濫殺功臣,終至發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涼之音。葉後來講“劉亭長”就係指“毛主席”。毛想像不到的係,1976年10月後,葉又被刻劃為除呂安漢的“周勃”,這也理所當然地增加了毛與劉邦的相像。當代政治對歷史的“活學活用”,係一個遠未得到透徹理解的論題。

葉唔係井岡山下來的將領,1931年4月進入江西蘇區後才與毛共事。在毛澤東與張國燾的較量中,葉獲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的陝甘支隊的參謀長,一度成為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之一。1947年撤離延安後,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等人留在陝北,劉少奇等人去西柏坡,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地區統籌中央後方工作。據講,“行前,毛澤東與他們約定,一旦他這一部分發生意外,由劉少奇部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如萬一劉少奇等也發生意外,由葉劍英領導的後方工作委員會擔任領導全黨的責任。”[3]當然,毛葉之間,並不總係如此的信任和親密,疏離與警覺更多。延安整風時,葉因其有留蘇、與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被認為既與“教條主義”又與“經驗主義”沾邊,兩次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4]葉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瘋。[5]1952年6月,主政廣東的葉劍英因土改中的“右傾”及“地方主義”錯誤受到批評,在陶鑄起草的一份報告中,“反地方主義”已近於“敵我鬥爭”。1953年10月,葉進京任軍委副主席、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不屬於受到重用的人物。廣東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葉家,正值葉劍英一個人在吹簫。……有時他們還一起去十三陵,進野炊,郊遊。可見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沒事,1958年軍隊批判“教條主義”,葉被點名批評,作為“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訓練總監部也被撤銷。[7]1959年後,由於葉只係分管科研和教育訓練工作的軍委常委,其報告有時還要先送給主管軍隊日常工作的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大將。總之,直到1965年,資歷很老、地位很高的葉劍英唔係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聲驚雷,葉劍英從此活躍:

1966年1月,葉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羅瑞卿兼任軍委秘書長,並成為軍委常務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葉進入書記處和政治局,一度與徐向前(軍委“文革小組”組長)一起具體領導軍隊“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葉取代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並參與黨和國家的其他重要事務,1973年成為黨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葉參與領導了抓捕“四人幫”的鬥爭,直到次年鄧小平復職之前,他係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聲望達於頂峰。

正像毛澤東時代主持軍委工作的主要領導人都要被打倒一樣,葉在“文革”中也風險兩度。一次係1967年後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屢遭地方官員冷落。在廣州,他想到留園五號看電影,一個小小的門衛就可以把他擋在外面。第二次係1976年2月,中央決定在“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門事件”後,毛不讓他參加政治局會議。如果毛唔係在當年9月逝世,葉的命運很難預測。

毛澤東素有知人之明。作為“文革”中軍委兩次改組的受益者,葉劍英的政治命運直接取決於毛的態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羅瑞卿的計劃開始實施,其機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蒙在鼓裡。據張耀祠回憶,當毛澤東在杭州決定清羅時,除周恩來、林彪外,還有葉劍英、楊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羅會議期間,葉係主持會議的七人小組成員之一。據范碩講,葉在會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羅瑞卿本人的印象係:“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係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着我,太難受了。”羅的女兒羅點點則寫道:三月會議停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講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係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動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係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係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唔係從迫害別人中得到,又係從何而來?唔係縱慾後的滿足,又係甚麼?”[9]可能“詩意大發”且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的,似乎係指葉劍英。

當毛澤東準備與林彪決裂時,差不多處於流放狀態的葉劍英又一次進入權力中樞。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的8月30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明確表達了他要批判陳伯達的意思,希望他倆能支持他。……葉劍英立即表態,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10]會後,葉被任命為陳伯達專案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並實際參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陳整風會上,葉指出:“陳伯達唔係一般的情報特務,而係配合蘇修顛覆侵略中國服務的,‘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在華北地區亂跑亂講,係為蘇修進攻中國創造條件的。”[11]現在看來,講陳伯達配合蘇聯進攻中國,似無根據。1981年“特別法庭”審判陳伯達時,也沒有列入這一罪狀。“九一三”期間,葉配合周恩來擬定了“緊急戰備指示”。事後,葉也賦詩一首:“鐵鳥南飛叛未成,廬山終古顯威靈。倉皇北竄埋沙磧,地下應慚漢李陵。”

葉劍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係毛一生做過的兩件大事之一,選人用人特別慎重。時至1966年,彭德懷已倒,賀龍將倒,羅榮桓逝世,朱德年高,劉伯承養病,陳毅轉業,要在林彪之下再設一位軍委常務副主席,只有葉劍英與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從歷史淵源看,同為一方面軍出身的葉、聶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軍總指揮揮徐向前,儘管由於四方面軍系統的高級將領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須充分考慮。葉、聶之間,聶的地位長期高於葉,在1959年的軍委領導人中,聶係排在林彪、賀龍之後第三副主席,葉只係常委。但葉有三個有利因素,一係在長征中的向毛澤東報信。二係葉長期沒有直接指揮軍隊,沒有“山頭”的嫌疑。這一點很重要,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徐向前被認為係陳再道“黑後台”;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聶榮臻被認為係楊、傅的“黑後台”,只有對葉劍英,毛澤東基本上可以省卻敲山震虎的麻煩。三係葉唔係“文革”前軍委的主要領導,與劉少奇等人較少工作合作。毛對聶評價不差,1967年夏講他係“厚道人”,但厚道人並不一定係史無前例的運動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以後要擴大,他提議增加的人員中有葉劍英和徐向前,卻明確把陳雲、朱德、聶榮臻排除在外。[12]此後聶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後面。現在還不清楚毛何以對聶不滿,但聶既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而發動“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換班,那麼以葉代聶,也係順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後發優勢”。五年後林彪垮台,倖存的各位元帥的狀況與1966年一樣,葉再度主持軍委既順乎時勢也合乎人情。1975年,葉被正式任命為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為常委。

劉少奇有黨的基礎,林彪有軍隊的實力,所以威嚴無比的毛澤東也必須擁有自己的支持者。邊個係我的敵人,邊個係我的朋友,歷史經驗相當重要。1971年8月,毛為解決林彪而南巡“吹風”時談到:“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裏面講,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咗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係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13]毛葉關係的真正起點就在此一“電報”,但其真相還不能講係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人的訪問時強調:“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係同意南下。至於係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講,我係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時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徐還講:“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係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邊個譯就邊個譯。這樣的電報唔係一般人可以看到的,唔係甚麼人都可以看的,這係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係指定人的,但邊個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邊個看過?我也不知道。”當年主管四方面軍電報的宋侃夫也向中央黨史研究室講,沒有發過要“武力解決”的電報。廖蓋隆介紹講:“宋侃夫同志建議我們寫信給葉帥,請他回憶這段歷史。……我們已經給葉帥寫了信。”[14]葉對此信的反應,我們不得而知。徐既係1935年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文革”中又與葉持同樣立場,他的質疑係不能不認真回應的。范碩在1995年出版的《葉劍英傳》中,引用多位領導人的講話以肯定有這樣一份電報,其中之一係徐向前1977年送給葉的賀詩“呂端當愧公一籌,導師評論早已定”。但表彰葉的“大事不煳塗”並不意味着認可有“電報”一事。在後來紀念葉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長征往事。[15]《葉劍英傳》沒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問題,七年之後的《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也沒有在此問題上有一個新的講法。

“大事不煳塗”並不代表事事都滿意。終“文革”十年,“劉亭長”對“呂端”的態度係基本信用也略有防範。導致1968年葉劍英“靠邊”的直接原因係“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見參加軍委擴大會的代表,聽取了軍方將領對“文革”的意見,對他們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來的不滿感到震驚。在“意識到軍隊中潛在的危險”後,“毛澤東在會議的插話和講話中,自始至終都同情軍隊的領導幹部,一再聲明不能衝擊軍事機關,並對啲造反過火行為提出了批評。”[16]這一安撫,顯然鼓舞了葉劍英等人,他們“大鬧懷仁堂”,向“中央文革”發起抗爭。2月11日晚,葉向毛彙報日間的爭論,毛表態講:“此事我已經知道了,你的對。”似乎並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帥”又一次重拳出擊。接着譚震林講蒯大富係反革命的話頭,陳毅講[17]:“這些傢伙上台,就係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唔係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指“造反派”)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所謂反毛主席,挨整的係我們這些人。總理唔係挨整嗎?”

歷史唔係證明了到底邊個係反對毛主席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唔係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嗎?

把“文革”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並講到斯大林晚年,這係對“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做法,也係對毛澤東最嚴重的批評。在場的周恩來可以緩衝地講:“延安整風還要肯定”,但毛澤東可以容許老同志11日對“文革”的不滿和對“中央文革”的批評,但決不能容忍對他本人的批評。在2月18日深夜緊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大發雷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係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係正確的。邊個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邊個!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你們講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返嚟當主席么!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18]相對而言,葉在“逆流”中的表現較能為毛所容忍,江青當時就發現:“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係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係附和錯誤路線。”[19]

從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會”上,受到重點批判的也係譚、陳、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張春橋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報告中,葉沒有被點名。葉還於1969年的“九大”上進入政治局,而陳毅則被趕出。

值得注意的係,即使在嚴厲批判“二月逆流”期間,毛也留有餘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陳毅;[20]4月30日晚又把這些老同志請到家中開“團結會”,並允許他們於“五一”上天安門城樓。在次年召開的以批判“二月逆流”為中心議題之一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也講得比較溫和:“他們有意見嘛,不同嘛,他要講嘛,就係要談一談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係政治局委員,又係副總理,有些係軍委副主席,我看也係黨內生活許可的了。”[21]當然,這既唔係真心話,也唔係給濃烈的批判氣氛降溫,而係毛保持自己一貫正確的策略。三年之後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代表時,鑒於葉已回到軍委領導崗位的現狀,再一次重複:“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係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係有的。你們吵一下也係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22]用語雷同意在表明:我從來就係保護老同志的,68年我就係咁講的嘛!

“文革”中軍委三次改組,葉係得大於失:兩次重用奠定了他作為軍方領袖的地位,而兩次“靠邊”都沒有使他失去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使葉可以在改變歷史的1976年發揮作用。正因此,“呂端”對“劉亭長”表現出來的態度首先係敬。1974年,當張愛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邊個的命時,葉卻講:這也許唔係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當人們提起毛澤東的名字,講述毛澤東的往事,他每每老淚縱橫,激動不已。”[24]其次係畏。1976年,當王震提出“把他們弄起來”時,葉做了一個手勢:先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往下按了按。[25]意思係講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後再講。嚴厲的黨文化氛圍使任何高級幹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王震也只有在毛澤東病重時才敢出此大言。終毛時代,葉雖有自己的睇法,但從來不敢與毛有絲毫的對立,而且不斷以“唯心的話”和“唯心的事”來表達自己的忠誠。第三係怨,從50年代的“劉亭長”的隱喻開始,葉對毛就有很深的怨氣。1967年夏,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對葉講:講我係“三反分子”,拿出真憑實據啊?葉嘆了口氣講:如果需要真憑實據,還用搞“文化大革命”嗎?[26]“文革”結束後,葉對毛也有相當批評。其中最有意義、也最被忽視的,係葉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一口氣講了三個“只有充分發揚民主”。儘管葉的“民主”主要還限於領導要聽取意見、接受批評等作風、方法的範圍,但把社會主義與民主聯繫起來,在當時畢竟係“思想解放”之論,其中當然包含了葉對毛澤東專橫作風的反思。“葉劍英在講話中還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充分發揚的黨內民主和在會外體現的社會上的民主並列講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後來在發下的定稿中刪去了,但這幾句話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為甚麼1982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不論係《選編》還係《彙編》都沒有收入葉劍英這篇講話。”[27]與許多老幹部一樣,敬畏與疏離係葉對毛的基本態度。

沒有毛的信任,葉不可能成為軍隊的主要領導,沒有後來成就大事的資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聽信毛的一切,葉就不可能參與結束毛親自發動的“文革”的思想,沒有成就大事的動力和理想。“呂端”與“劉亭長”有分有合,毛之所以兩度讓葉靠邊,就係看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而在這一分歧的背後,係軍方將領在“文革”中的複雜關係和自我維護。

二、從抗爭到挑戰

黨領導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卻係要清洗黨、改造黨。如林彪所講,“文革”係“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也係批判我們這個當權的黨”。黨既不可信任,則“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係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係靠解放軍的力量。”[28]作為軍隊地位的象徵,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軍裝接見紅衛兵。劉少奇與軍隊的淵源甚淺,包括葉劍英在內的軍委領導人,在打倒彭、羅、陸、揚,發動“文革”等問題上基本上係緊跟毛的。但當軍隊受到衝擊、軍方將領也受到清洗時,葉等人不但對軍隊內部如何進行“文革”持謹慎態度,進而對“文革”本身也有疑慮。“文革”十年,葉劍英等人殫精竭慮而目標始終明確:在前期,係維持軍隊穩定;在後期,係控制軍隊權力。大體上可以講,葉在前期係失敗的,在後期係成功的。

在“天下大亂”的背景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隊係最大的政治力量,邊個掌握了它,邊個就係政治鬥爭的勝利者。毛澤東需要一支忠於自己而又隨時可以調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劉少奇、收拾林彪時,都動用了軍隊。而“林彪身為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僅次於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人,他並不希望軍隊大亂,亂到足以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亂’為籌碼,以遏制反對力量,使各級領導都聽從他的指揮。”[29]葉劍英等人的觀點係:“社會上大亂一下唔好緊,就靠軍隊不能亂”。[30]三種政治力量都不想軍隊“大亂”,差別只係在於:毛以“文革”的順利進行為唯一目標,林彪、葉劍英則更多地考慮到軍隊的穩定,而當林彪步步緊跟毛澤東時,葉劍英等人則有所保留,並因此與毛信用的“中央文革”發生衝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一中全會係“文革”全面啟動的標誌,葉等人以軍隊的特殊性為由,不斷發出“通知”、“指示”、“規定”,總的精神係“按兵不動”。但天下既已大亂,軍隊亦難保中立,不但軍隊系統的院校和文藝團體開始造反,各地駐軍也無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運動,或代地方黨政系統保管檔案,或為被揪斗的黨政領導提供保護,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對另一派,以至於康生等人認為“軍隊已經成了走資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軍隊的“保守”行為,衝擊軍事機關的行為層出不窮。葉等人採取各種方式制止針對軍隊的各種造反行為。他與“中央文革”的直接對抗主要有三次。一係在1966年11月的兩次“十萬人大會”上,公開批評“文革”,以至被逼“檢討”。二係積極推動制定旨在穩定軍隊的《軍委八條命令》,其中規定了許多“不允許”、“不準”、“不得”,禁止造反派對軍隊的衝擊。一時間軍威大顯,造反派的激進行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為例,在佔據報社的造反派向包圍他們的軍隊開槍後,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下令開槍。葉劍英認為“你們打得對,打得好”。(趙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獲釋。最後的結論係:他受了委屈,但有嚴重錯誤。因為當時確實打死了不少紅衛兵。)[31]三係直接批評“中央文革”,其頂點係被稱為“二月逆流”的抗爭。這些抗爭的意義在於提示並強化了軍隊與“中央文革”的尖銳對立,為後來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墊。但在洶湧膨湃的運動初期,僅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後僅僅從維護軍隊自身穩定着眼打壓造反派等等,都係不能奏效的。

毛澤東要軍隊支持“文革”、保衛“文革”,他不能容忍軍隊遊離於運動之外。“文革”要清理的主要目標不在軍隊,但黨政軍三大系統從嚴就不完全獨立,牽一髮而動全身。而且軍隊內部也山頭林立,諸種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奪權”與“反奪權”的內在需要。在此多種因素的結構中,穩定軍隊的努力不可能按照葉劍英等人設想的方式進行。1966年10月2日,林彪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否定軍隊的特殊化,軍隊運動實際展開。在作為權力與秩序的中心的黨已經停止行使其職能,而洶湧膨湃的群眾運動已分裂為對立的派別,社會混亂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軍隊的介入成為維持秩序的條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軍隊“支左”。但“左”“右”並無客觀標準,幾乎所有的大軍區都基於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組織”,召致激進造反派的反彈。於是有《軍委八條》對造反派的限制,軍隊理所當然地據此對造反派進行“鎮壓”。當毛澤東意識到“復辟”的危險後,1967年4月6日的《中央軍委命令》又反過來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給“全面內戰”提供了合法借口,釀成7、8、9三個月的失控狀態。軍隊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這就需要對限制“中央文革”和軍隊的極端傾向。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人被撤職,而與“揪軍隊一小撮”口號有關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關押。從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開始,林彪系統的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等人掌握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對立派後,逐漸穩定了北京軍內的局勢,進而對全國局勢發揮了影響。[32]吳等既為功臣,則由他們組成“軍委辦事組”不久也就取代了葉主持的“軍委常委會”。

在維持軍隊穩定方面,葉劍英等人與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與江青一個戰壕的陳伯達在一次會議上講:“軍隊已經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林彪知道後頗為不滿:“怎麼,軍隊也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帥府道歉。據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一書介紹,1966年11月,葉劍英等人在軍隊系統各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上發表批評“文革”的講話。會上有人遞條子問: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有?”“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係咪林副主席批准的?”葉告訴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講話係經過林彪看過軍委集體討論過的。范着在此加了一個括號[34]:

(筆者註:此講話係否有林彪“同意”一講不確定。據後來總政一位負責人1968年11月26日寫的一份“檢討”材料上講:“當別人當場提出質問時,他宣布他講的話係得到林總軍委同意的,接見也係軍委批准的。這係公開欺騙群眾嫁禍於軍委林總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確如這位“總政負責人”所講,那麼葉之所以“嫁禍”於林彪,肯定係有借林的權威對抗“中央文革”的考慮。林彪看了會議記錄後,除了對葉在會上的講話哈哈大笑之外,沒有對“嫁禍”有任何報復性反應。這也許就係葉群講的“首長(指林彪──引按)對毛主席係緊跟的,對‘中央文革’係支持的,但他和嗰啲老帥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葉劍英等人推動的《軍委八條》,其實係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實上,由於“中央文革”竭力推動的“文革”擾亂了軍隊原有的權力秩序,軍方將領在林、江對峙之中多係支持林彪的。以韓先楚為例,他曾在給林彪的電話中,針對江青等人講過“朝里有壞人”,就咁搞落去,我就上山打游擊,跟他們干到底。[36]林沒有把韓的話作為禮物送給江青。“九大”以後,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曾讓韓先楚興奮不已。林彪畢竟還係個敢講嘢的、務實的人,彷彿陽光驅散了雲霧,他又看到了當年的嗰個‘林總’”。而“林彪講話後分組討論時的場面、氣氛,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黨心不可欺,張春橋這夥人係太不得人心了。”[37]會議期間,韓先楚、許世友等人都簽發了支持林彪的“表態信”,他們都想利用提高林彪聲望的戰法來打擊江青集團,1970年底韓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時,就提出要大造成輿論,好好宣傳一下“林總”。韓係林的老部下,但許世友與林卻從無淵源關係。

毛澤東對林彪係有警覺的,無論係“文革”初期給江青的信,還係“九大”前夕拒絕由陳伯達起草的含有結束“文革”以發展生產力等內容的“政治報告”初稿,都表明毛澤東並不滿意林的行徑。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軍委的“軍委辦事組”,次年3月,毛澤東講: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裡。軍委就係辦事組,軍委常委會可以不開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時期,林也沒有掌握軍隊的全部領導權。“九大”政治局委員中穿軍裝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團外,既有朱德、劉伯承、葉劍英等元帥,也有陳錫聯、許世友、謝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軍隊任職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軍將領。這就係1971年毛澤東可以輕易收拾林彪集團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後,形勢相對平靜,但上層鬥爭的陣線和目標都更為明晰。隨着毛澤東年事日高,葉劍英與江青等人都明白他們即將面臨最後的一搏,而未來的一切取決於對軍隊的掌握。葉在1976年曾講:“我們個人的事小,最要緊的係軍隊!軍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在他們手中!”[39]如果講葉劍英在“文革”前期還可以藉助一下林彪的話,那麼此時則要直接面對江青集團的挑釁。江青當然善於拉大皮作虎皮,不過正如韓先楚當時就感覺到的,這虎皮也並不都係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後,係“文革”的最大動源毛澤東。毛既然對上了黨章的接班人都沒有完全放心,對葉就更不會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在與基辛格會談中的“右傾錯誤”。1973年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毛髮覺軍隊對他的路線緊跟不夠。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1974年江青十分活躍,她儼然凌駕于軍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為由插手軍隊,宣稱軍隊係“軍閥管制”,要“放火燒荒”、“奪權”,並以“批走後門”的方式批評點名葉把女兒送到福建參軍。還直接寫信給葉等軍委領導人,對軍隊各大單位橫加指責。中央也於74年11月兩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轉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鄧”後,葉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受到批判。

毛澤東係黨內鬥爭的唯一裁決者。由於葉劍英等人的行為和意圖並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葉劍英對江青的對抗就特別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將決定今後數年國家領導人的四屆人大召開在即,周恩來準備抱病去長沙,爭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時“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隱血,需要立即進行治療。葉劍英經過慎重考慮,感到目前中央正面臨著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幫’乘機作亂,現在以不提此事為好,堅持總理依期限南行。”[41]周係葉的支持者,但葉仍然冒險堅持周抱病南行,終於贏得了基本令他們滿意的結果,1975年,江青集團明顯居於下風。葉的另一個策略搶佔先機,提前進入“戰鬥狀態”。鑒於“文革”前期的失敗,葉劍英認識到與江青等人的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必須儘快地使“路線鬥爭”明確化。1974年年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的消息後,葉“利用一次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來京開會機會,一個一個交談,並給他們看記錄。要他們表態聽軍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他雖然沒有點名,卻又非常明確地批評江青“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還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要大家警惕“上海幫”,穩定部隊。軍政大學黨委改組時,他一一了解黨委成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況,嚴格把關,絕不讓與江青集團有絲毫聯繫的人進去。李德生回顧當時的鬥爭,講葉“特別重視從組織上解決問題,反覆強調軍隊的各級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43]王平上將1975年出任武漢軍區政委,行前葉劍英親自向進行路線交底:“武漢軍區很複雜,‘四人幫’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過各種渠道插手某省軍區,大搞反黨亂軍活動。某獨立師參謀長,在四屆人大前寫大字報,要周總理下台,要張春橋當總理;某軍陷得很深,唯‘四人幫’係從,防化連係江青的試點單位。”[44]王平依計而行,確保葉對軍隊的領導。

 

一貫謹慎的葉劍英之所以能夠拂逆毛澤東的意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時的毛澤東雖雄心不已卻也力有難及。不但江青等人無法取得軍隊的領導權,毛也沒有實現他限制葉劍英的願望。當1976年2月葉再次“靠邊”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葉劍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鄧小平,又不像長期無職無權、處於‘休息狀態’的陳雲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帥,他係處於‘半打倒’狀態的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實際上,他仍然控制着軍權。”甚至代理其職務的陳錫聯也與葉保持聯繫,“在處理重大問題時,陳還暗中與他通氣,取得他的支持。”[45]也許係意識到這一點,毛在臨終前的1976年9月8日又把葉叫到面前:“只見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合,呼吸急促,想要講甚麼,只係講不出來。……他在床邊佇立良久,覺得毛澤東的右手在用力握自己的手。”[46]葉後來講:“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志當做‘後主’看待,儘管我自己精力不濟,水平不高,還係想儘力去扶助他。”[47]毛係否真嘅向葉“託孤”、“後主”究竟係邊個並不重要,重要的係毛已經看出,在他身後,葉將係最有力的人物。

在葉劍英與江青等人的衝突過程中,毛澤東有足夠的權威和技術來調控和協調。但在毛之後,對立統一隻能展現為一分為二,最終導向你死我活的鬥爭。在“文革”中崛起的葉劍英也係結束“文革”的領導人;“四人幫”既係“文革”的推動者也係“文革”的得益者,同樣經歷了“文革”風雨洗滌的葉劍英及軍隊終於把“文革”的“弄潮兒”送上審判台。長城就係長城。“文革”係徹底失敗了,中外歷史都證明,革命越係徹底就越係不可能成功。而其直接原因之一,係毛澤東未能在“文革”的依靠力量(軍隊)和“文革”的推動者(中央文革)之間建立內在的關聯。

三、平衡中的不平衡

“文革”初期天下大亂,陣線一度不清。原則上,只有一條“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包括劉少奇在內,沒有人在口頭上敢於反對“文革”,絕大多數人也在行動上支持“文革”。但在“緊跟毛主席”的大旗之下,又確實有各種動機、主張、利益在起作用,黨史、革命史上的諸多矛盾也終於有了一個總爆發。這使得任何簡單的劃界都難以講明歷史。比如,康生、陳伯達歷來被認為係“中央文革”一夥,但葉等“大鬧懷仁堂”後,江青卻向毛澤東的報告:“總理、康生、陳伯達係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48]可見“一夥”之中也並不完全一致。同樣,積極批判將軍的,也不只係“四人幫”。1966年3月總參謀部批判張愛萍時,有人“昨天,還畢恭畢敬地向他請示彙報,今天就聲色俱厲地對他批短罵長。誠然,大多數人係大勢所趨、形勢所迫,但係,世態和人心總係那麼奇妙!”[49]長期的鬥爭哲學早已培養了大批運動員,人性的卑劣和惡毒可以在運動中充分釋放。1974年,中央九號文件下發後,韓先楚的蘭州軍區司令沒有被撤銷,但福州軍區卻揪出了一批“韓先楚的黑幹將”。“四人幫”粉碎了,這些當年批判“四人幫”的人不但沒有成為功臣,反而多了一頂“反對周總理”的帽子;而當年給江青寫過效忠信的人,卻因為“上頭”有人,“自然就係‘正確路線’上的人了,有的還成了運動骨幹,整起人那才狠呢。”[50]“路線鬥爭”不過係把意識形態的標籤嫁接到權力之爭、人際之分之中,使本來就存在或潛在的種種矛盾、衝突具有一種政治的必然性。

當然,“文革”最耀眼的事實,畢竟係江青集團從秘書文人一變而為中央領導,她(他)們係這場革命的耕耘者和收穫者。當劉少奇等重要領導人被打倒在地時,江青等人卻扶搖直上。“在1966年以後,啲中央領導人,爭先恐後地對江青進行過分的讚揚,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幫’以外的重要領導人也參加了過分讚揚江青的行列。”[51]上有毛澤東的親睞,旁有老資格領導人的捧場,到1973年的“十大”時,江青集團羽翼已豐。這就係葉劍英講的:“四人幫”在政治局中係少數。但係,我們要看到,“四人幫”裡頭,一個係黨的副主席,一個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個係假借主席名義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陰謀家,一個係掌握全部宣傳工具的吹鼓手。他們人數雖少,能量頗大。[52]

然而,江青集團的權力有它的虛幻性,她(他)們的權力局限於黨的系統。周恩來始終掌握國務院的領導權,後來又得到精明強幹的鄧小平的有力支持。儘管張春橋做了第二副總理,部長當中也有幾個與江青等人關係密切,但在政府系統始終處於邊緣。王洪文、張春橋在1975年1月成為軍委常委,張春橋還係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和上海警備區的政委,但除了弄套軍裝穿穿外,對軍隊的影響力極小。江青不得不承認:“我們只有筆杆子,沒有槍杆子!”王洪文則講:“我最擔心的係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里沒有我們的人。”[53]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王、張知道自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沒甚麼市場,又不便發作。只好一言不發。

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相對於黨的系統,軍隊與政府系統有一定的技術性格,軍隊負有國防使命,國務院要組織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僅僅寫幾篇文章、發啲議論係無法承擔軍政責任的。“九大”結束後,江青曾對人講:“周恩來,行政領導,組織才能有啲,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54]江青不知道,沒有最高權力的支持,“大方向”、“大原則”云云只能係大而無當的空話,而具體的行政組織才係權力運作的基礎。同時,共產黨的天下係軍隊打出來的,淵源、資歷、戰功係取得發言權的基本條件,部隊中講到有關人的甚麼事,第一句話必定係問:“你(或他)係哪年兵?”林彪在當了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以後還對此極為敏感,有一次曾問羅瑞卿:“我們的威信不夠吧?因為我們唔係南昌起義領導人。”[55]林彪尚且有此顧慮,何況毫無軍功的江青等人?1968年5月,林彪就和吳法憲等人議論:張春橋、姚文元都係無名小卒,名字卻排在黃永勝等人的前面。[56]功高位顯、“大老粗”出身的將帥,不會把嗰啲長期被認為係改造和批判對象的知識分子當回事,“眼鏡”如何能讓將軍服氣?1974年9月,韓先楚就向林彪寫表態信並懷疑張春橋一事檢討,但在他的心中,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甚至不如國民黨的戰俘廖耀湘:“無論我軍吃了新六軍幾多苦頭,又怎能樣恨死了這個冤家對頭,他都不能不對這支精銳之師和它的指揮官,懷有幾分敬意。更何況這位新六軍的老軍長還係抗戰名將,曾在八年抗戰中出世入死,為中華民族立過戰功。可這‘鱔魚眼’算個甚麼東西?不就係歷史上那種屢見不鮮的狐假虎威、弄權作奸的醜類嗎?卻成了‘春橋同志’,還得向‘春橋同志賠禮道歉’!”[57]在南京軍區,政委張春橋的黨大陸位高於司令員許世友,但在張在軍區並無實權。這一點,許世友的兒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講,別看王洪文係軍委副主席,張春橋係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裡。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爸爸講,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係盯着上海的。”[58]

當毛澤東得心應手地依靠軍隊發動“文革”時,軍隊系統實際上被置於黨的對立面,並超越黨的權威而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全國學習解放軍”,“軍管”代替了黨管,軍裝成了幹部裝。1969年“九大”重建黨組織時,軍方將領大舉進入黨和政府。注意到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過重份量,毛澤東在與林彪鬥爭時有意限制一下軍隊。1970年南巡之後,“解放軍學全國人民”的口號又在中華大地迴響了。林彪倒台後,黨的權威明顯提升。“十大”以後,毛以政治局為核心,徹底實行黨政軍一體化。四屆人大產生的12個副總理中,8個係政治局委員;1975年產生的11個軍委常委中,前8個係政治局委員,3個係副總理。當時的黨政軍大權,基本上集中在以毛為核心的十來個領導人手中。但係,黨政軍畢竟各有工作重點和能力要求,除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可以勝任各方面的工作外,其他人還得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主要崗位上,實際上還得有分工。1973年年底,“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參與管政又管軍,這樣一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國務院的工作,由周恩來與鄧小平主持;軍隊的工作,由葉劍英與鄧小平主持。這樣一個部署,形成了一個‘周一鄧一葉’新三角,三足鼎立,實際上係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一個有力支持。”[59]但毛沒有冷落江青集團。這一安排本身,就係為了平衡老幹部與江青集團。

據鄧小平的女兒講[60]:毛澤東想讓能夠繼承他的路線的王洪文主持黨的工作。但係,為了制衡和“穩定”,他又不會讓任何人獨掌一個方面的大權。在黨的最高機構中,他加進了鄧小平等老幹部,去制衡“文革”勢力;在政府和軍隊中,他又摻進了王洪文和張春橋等,以平衡老幹部的勢力。

平衡的前提和目的係各方勢均力敵,但黨政軍三大系統中,江青集團只在黨的政治局“能量頗大”,如何能平衡得了掌握着軍隊和政府的老同志?黨指揮槍固係原則,但沒有軍、政的支持與配合,黨又指揮甚麼?黨的領導係靠槍杆子打出來的,從來與槍無緣的江青集團還不就係40年代的王明等“教條宗派”?何況即使在政治局中,反對江青集團的也絕不只係葉劍英等人。由於江青沒有領會毛澤東一再要她與其他領導人搞好團結的深意,不善於搞“統一戰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裏面,有相當一部分人係‘文革’的受益者,他們中間雖有然有的人對‘文革’有些睇法,但他們不會很快站到否定‘文革’的務實派這一邊。如華國鋒、李德生、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和倪志福。江青等人搞自己的小圈子,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江青等人過於天真而僵硬地堅持毛澤東的政治理念,忽略了權力角逐中的現實策略,她們的喪鐘在其處於巔峰狀態時就敲響了。毛澤東早有先見之明,1974年就對江青講過:“我死了,看你點算?”[61]

在“文革”時期的政治格局中,軍委所在地“西山”極為重要。1966年大亂開始後,葉劍英和聶榮臻、劉伯承搬到西山,陳毅、徐向前也常來看他們,商量對策。1967年2月,軍委碰頭會幹脆搬到西山,“那一時期,葉劍英和另外幾位元帥在西山接觸係何等隱蔽,何等頻繁,鬥爭何等激烈啊!”[62]抓捕“四人幫”前夕,葉劍英也係在西山與聶榮臻、王震、楊成武、粟裕、劉志堅、李德生、宋時輪、肖華、梁必業、蘇振華、張廷發、蕭勁光、吳富善、傅崇碧、吳忠、吳烈等軍方將領商議行動計劃。研究“文革”,不但要關注“游泳池”(毛澤東)、“西花廳”(周恩來)、“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毛家灣”(林彪),也應當關注“西山”。呢度最重要的問題係,不敢對毛有任何非議的葉劍英等何以沒有與毛澤東信任的江青等人“團結”在毛澤東的大旗之下,而毛又何以沒有及時清理軍隊系統使之與江青等人密切配合?在沒有足夠的材料分析這類問題之前,合理的猜測只能係,葉等人在敬畏毛的同時並沒有真心認同毛的思想和意圖,而毛對自己的平衡術和“文革”的效果又過於自信。

進入1970年代後,“文革”已係天怨人怒,而經過“文革”洗禮的將軍也更深切地理解權力對他們的意義。1969年秋,陳再道、李志民、鍾漢華、金仲藩等人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動改造。將軍本係苦出世,但過慣了“將軍樓”、“紅旗車”的生活後再回到黃土地,身心感受顯然苦澀。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甚為同情,以檢查身體為名,用一架軍用飛機將他們接到福州,“住到湯井巷。每人一幢小樓,有專車,有保健醫生、護士,看文件,放專場電影。一句話,與在職的軍區首長待遇一樣。身體係自然要好好檢查一番的。精神和身體都恢復得差不多了,時間也不短了,光看電影、下棋、聊天也沒有意思呀?於是,專車隨員從福州到蒲田、泉州、廈門、漳州、龍岩、瑞金、井岡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鎮等等,閩贛兩省轉悠兩個多月,名勝古迹、名山大川,讓身心在湖光山色中遨遊、療養、放鬆。……福建前線成了受難將軍的避風港。”[63]韓先楚可以憑藉權力讓被打倒的將軍消遙避風,而一旦失去權力,他連自己的人身自由都保不住。1973年調任蘭州軍區司令,次年3月,主要係因為“四人幫”的推動,不點名地批評韓先楚的中央九號文件下發。文件一到,韓先楚馬上就看到了變化。“蘭州的自來水黃煳煳的,軍區首長家都係喝井水。有了九號文件,軍區一號首長家就沒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時供應的糧油肉補助,這回也沒了。想買點白糖沖奶喝,也講沒有。……最讓他難以容忍的,係電話也有人監控,邊個來看他,何時來的,何時走的,車型、車號、車的顏色,馬上就有人報告上去了。”[64]

發動“文革”與毛澤東一貫的政治理念相關,這就係以革命精神塑造一個乾淨理想的新世界。確實,十多年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得啲高級官員養尊處優,甚至腐敗墮落,毛澤東從中看到革命意識形態的蛻變以及社會政治生活的嚴重弊端。就此而言,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官員不能講係無的放矢。“文革”播下的雖然唔係“龍種”,但也不全係“跳蚤”。狂熱的造反運動包含着真實的義憤與合理的要求。既無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公民的不滿和抗議就只能借運動之機釋放出來。問題係,政治運動的狂飆除了打倒一大批官員外,並不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文革”後期,啲將軍重新出來工作,“有人到了福州,提出先來一頓‘杠子肉’。工作人員和廚師都不明白甚麼叫‘杠子肉’,韓先楚講可能就係豬嵴樑上的那條里嵴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講晚上這也疼,那也痛,渾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照顧他。韓先楚沒客氣:剛過上幾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65]“老毛病”其實唔係毛病,僅僅“生活問題”還不足以使他們丟失官。他們之所以被打倒係因為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就係站在“劉少奇反革命路線”一邊。既然如此,只要這些將軍轉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那麼再吃“杠子肉”、再要女保健醫生留下來等等就都唔係問題。“文革”折騰了幾年,啲將軍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政治懲戒如果係有收穫的話,那就係他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更加堅定地要與試圖奪去他們權力的“四人幫”斗。“文革”的最大阻力在於,總得有人來當官,當了官就難保不“變修”。因為沒有民主憲政的制度性約束,毛澤東的理想只能靠權力予奪的政治謀略和“鬥私批修”的思想洗滌來保證。打倒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舊官僚,邊個又能保證新官僚就一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次“文革”不能解決問題,“七、八年再來一次”也不能解決問題。“新世界”遙遙無期,現實世界卻動亂不已,空前的社會改造蛻變為血腥的權力之爭。

有將軍因此與葉劍英密切配合。蕭克、唐亮領導的軍政大學堅決與葉劍英保持一致,不但對王洪文的兩次批示置之不理,對江青要求揭開“軍政大學階級鬥爭蓋子”的批示,也以“沒有經過軍委葉副主席,不符合組織程序”為理由不理不問。[66]1975年張廷發出任空軍政委後,葉向他進行路線交底,談的第一句話就係領導權問題,堅定了張廷發的信心。此後王洪文約張廷發談話,遭到拒絕;王洪文託人捎話給張廷發,張也拒不執行。[67]除廣州軍區司令丁盛少將和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中將等人外,絕大多數重要的軍方將領,特別係有過下台或挨整經歷的,都在葉劍英的支持、領導下抵制過江青集團。

無論天下如何大亂,軍隊始終保持了相對穩定性,軍隊組織系統始終保持了相對連續性。毛澤東可以用它來“橫掃一切牛鬼神蛇”,葉劍英等人也可以用它來遏制江青集團。還在1976年初,葉就已經準備與江青等人大戰一場。“四五”運動後,他多次與王震、聶榮臻等密議此事,並要求他的辦公室全面了解“四人幫”的活動情況。然而,軍隊的實力必須伴之以黨的合法性。雖然與葉相比,華國鋒的行動係面對“四人幫”的進攻後被迫採取的回應,有一定的被動性,但他的角色至關重要,葉一開始就意識到要“獲得華國鋒的支持與合作,並由這位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最後拍板。這係重大的組織原則問題,也係爭取合法解決‘四人幫’的必要條件。”他在第一次與華國鋒商量此事時就表示:“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係支持你的。”[68]葉謙虛地把自己定位在“後盾”和“輔助”的角色,後來也講過係華國鋒領導了這場鬥爭。因而在充分肯定葉在抓捕“四人幫”行動中的作用的同時,也有另一種“華主葉輔”的講法:“首先提出對‘四人幫’採取強硬措施的係原康生的秘書李鑫,華國鋒採納了這樣的建議。李先念、汪東興支持華國鋒這樣做。抓‘四人幫’起核心作用的係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三人,葉劍英係他們的堅強後盾。”[69]嚴格地講,抓捕包括中央副主席在內的行動,必須有黨、軍的密切配合。《李先念文集》(1935-1988)注157中講到粉碎“四人幫”時的領導人排名順序係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薄一波講:“劍英同志……同華國鋒、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經過精心籌劃,一舉粉碎了‘四人幫’。”[70]這也就回就應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葉劍英的作用所證實的係,能夠指揮槍的“黨”,係有槍支持的黨。

1965年,當醞釀“文革”風暴的毛澤東抒發著“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清詞麗句時,葉卻彷彿預見到一年之後遍地的“吳鉤”,在《讀〈論持久戰〉》一詩中有“一篇持久重讀罷,眼底吳鉤看不休”之句。果然,一年後他又有《虞美人》一詞:“串聯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幾多!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毛澤東的和平年月永遠不會使元帥有“幾曾識干戈”的感嘆。戰鬥正未有窮期,眼底吳鉤看不休,直到“十月驚雷”用吳鉤把筆桿筆子徹底制服。

注釋

1.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359。

2.參見章含之:《風雨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26。

3.劉鵬飛、王進主編:《毛澤東與共和國的將帥》(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頁133。此講只係一家之言,真實性待考。

4.參見高華:《紅太陽係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54。

5.參見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333―334、341。

6.楊立編着:《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123。

7.參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出版社,1997),第25章。

8.參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頁29―30。

9.參見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北京),1998年第5期,頁39。

10.同〔1〕,頁329。

11.同〔1〕,頁339。

12.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84。

13.同〔1〕,頁340。

14.參見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北京),1993年第1期。

15.參見徐向前:〈功勛卓着光輝一生〉,《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10月31日。

16.同〔1〕,頁160。

17.同〔1〕,頁176-177。

18.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26。

19.同〔1〕,頁181。

20.同〔1〕,頁189。

21.同〔1〕,頁258。

22.同〔1〕,頁356。

23.參見東方鶴:《張愛萍傳》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888。

24.同〔1〕,頁588。

25.同〔1〕,頁556。

26.參見張正隆:《戰將韓先楚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頁341。

27.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26―227。

28.同〔18〕,“前言”,頁33、145。

29.同〔1〕,頁162。

30.同〔1〕,頁80。

31.同〔18〕,頁215。

32.同〔18〕,頁292-293。

33.引自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頁144。

34.同〔1〕,頁115。

35.同〔1〕,頁210。

36.同〔26〕,頁253。

37.同〔26〕,頁333。

38.同〔1〕,頁241。

39.同〔1〕,頁560。

40.同〔26〕,頁267。

41.同〔33〕,頁20。

42.同〔1〕,頁458。

43.李德生:〈高風亮節大智大勇――沉痛悼念葉劍英同志〉,《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12月14日。

44.《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578。

45.同〔33〕,頁220。

46.同〔1〕,第582。

47.同〔33〕,頁203―4。

48.同〔1〕,頁181。

49.同〔23〕,下卷,頁838。

50.同〔26〕,頁363―65。

51.楊繼繩:《鄧小平時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90。

52.同〔1〕,頁355。

53.同〔1〕,頁512。

54.引自王家欽:《磨難中的周恩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303。

55.同〔9〕,(上),《當代》(北京),1998年第4期,頁57。

56.同〔18〕,頁401。

57.同〔26〕,頁354。

58.同〔51〕,頁82。

59.同〔1〕,頁390。

60.同〔1〕,頁391。

61.同〔51〕,頁92。

62.同〔1〕,頁180。

63.同〔26〕,頁304。

64.同〔26〕,頁326。

65.同〔26〕,頁376。

66.同〔7〕,第29章。

67.同〔1〕,頁488-489。

68.同〔1〕,頁595-596。

69.同〔51〕,頁80。

70.同〔51〕,頁80;薄一波:〈經得艱難考驗時――憶葉劍英同志〉,《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67。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2002年12月《廿一世紀》網絡版第九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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