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間中共極為重要的核心領導層成員，同時，也是一個至今尚未研究透徹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如此評價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東省膠南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在上海做白區黨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蘇聯，當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後，歷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四七年曾到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區搞土改，後留山東工作。一九五〇年後長期養病，六年未做工作。黨的『八大』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組織寫『九評』等文章，並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十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副主席。
「幾十年來，康生這個人一遇適宜的政治氣候，就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善於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在黨內興風作浪；屢屢利用職權，捕風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於他慣於耍反革命兩面派手腕，長期掩蓋了其陰謀家，偽君子的本相，歷史上欠的許多賬一直沒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醜惡面目充分暴露。從運動一開始，他就與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勾結在一起，積極出謀劃策，殘酷迫害幹部，從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竭力製造混亂，進行了一系列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民憤極大。」
該《審查報告》列舉了康生的五大「主要問題」（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問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謀陷害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審查報告》稱：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夥同林彪、江青等人，緊緊把持中央專案工作的大權。在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劉仁、陶鑄、賀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王任重、林楓、『新疆叛徒集團』、『蘇特』等專案組，據現有統計，『審查』對象達二百二十人。對其他三十三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周揚、小說《劉志丹》等大案），『審查』對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參與謀劃，直接控制。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級幹部，康生都負有罪責。
「從檔案中查出，許多冤、假、錯案都是由康生點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據現有確鑿的材料統計，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誣衊和迫害的幹部竟達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軼歐點名誣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親自審定的報告上點名誣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點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長、地方副省長、部隊大軍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三百六十多人，其餘的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殘致病的，則無法統計。」
筆者最近讀了一些有關康生的材料。這些材料中的相當一部分，可以看到與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這些材料，似應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康生，以及全面認識其在中共高層的同儕。本文僅舉三例如下。
一、關於譚啟龍的批示
譚啟龍（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任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政治委員。1967年11月間，經周恩來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護的譚啟龍，回到山東接受批判。
12月初，譚啟龍給中央辦公廳負責與他聯繫的孫吉太寫了一封信，叫他的兒子帶到北京。信中稱：回山東已二十多天了。回來第三天（十五號）就要我作檢查交代，我要求先見見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幫助未允，要求推遲檢查讓我作些準備亦沒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寫的學習總結改為補充檢查。結果認為是假檢（查），真反撲。後來即接受大會、中會、小會批鬥，開始進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於大家一定要我承認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認忠實、頑固地執行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劉、鄧在山東的代理人和忠實走卒。引起革命派義憤，結果於昨夜開中心組批鬥會議，實行坐噴氣機，下跪，我提出意見這樣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義憤，給我拳打腳踢，……因此，我只好寫信簡單告知你，希你轉告汪主任一下，我當前處境較困難，可否給我一點幫助請告知。
譚啟龍的這封信，有幸還是轉到了汪東興手中。汪東興於1967年12月19日批示：「請總理閱。」周恩來次日簡單地批了幾個字，轉請負責山東問題的康生處理：「康生同志閱轉楊得志、王效禹兩同志閱。」
康生看到譚啟龍這封信後，其批示是具體、負責的：「請楊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確是坐噴氣式、下跪、毆打等違反政策的行動，應嚴加禁止，並耐心的向群眾進行教育。」
康生的這個批示，並沒有絲毫「誣陷」、「迫害」的痕跡，相反，是保護譚啟龍的態度。
文革結束後，譚啟龍寫了一篇題為《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我的關懷與保護》的文章，提到了這一段歷史。唯文中稱：
「我回濟南前，總理派人向我轉達，只去兩周時間，東西不要帶回去。並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鬥，不准武鬥。然而，王效禹大耍兩面派，當面答應總理，回到濟南，對我批鬥更凶了。除了大會批鬥之外，小會輪番鬥，不時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間飽以拳腳。我終於被打成了重傷，躺在床上不能平臥，只能長時間地趴着，經常嘔吐黃水。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決心的，『政治上鬥不垮，就把身體鬥垮』。那時大會小會批鬥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進小房間毆打，萬一發生不測，造反派反咬一口說『畏罪自殺』，那什麼事都說不清了。因此我下決心一定要向周總理報告。
「在有關同志的幫助下，我與大兒子見了一面，要他代我寫了一封詳細的信，通過中辦同志轉交給周總理。
「這封信很快到了總理手中。總理讀後，即打電話給王效禹，責問為什麼打我。當王抵賴時，總理嚴厲地批評了他。後來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又當面批評他：『你們不按我交代的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錯誤的。』
「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總理具體指示楊得志同志派部隊保護我，楊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個班對我監護。每次批鬥時，均有兩個戰士陪同，站的時間長了，戰士拿個凳子讓我坐着聽。由於總理有了明確的指示，楊司令等軍區領導堅決執行，在戰士的具體保護下，武鬥被制止了。此後，在濟南重點大企業、大專院校及省級召開的各系統批鬥會上，沒有再發生武鬥。」
與檔案材料相對照，譚啟龍的「回憶」很大程度上是失實的。
一、譚啟龍這封信，是寫給中辦的工作人員孫吉太，請孫轉告汪東興，而並非是想通過中辦直接轉交給周恩來。以譚當時的處境，沒有直接向周轉告的奢望。
二、這封信是譚啟龍本人的親筆信，並不是他兒子代寫的。
三、康生對這封信作了具體的批示，要求楊、王查清情況，「嚴加禁止」。譚啟龍在其回憶中半句也沒有提及，可能是並不清楚這一過程，亦有可能是有意迴避了康生對其處境的過問。
四、譚啟龍不提康生，而將其處境得以改善歸功於只對其來信簡單批一句話的周恩來，從批示上看，周恩來不過是要楊得志、王效禹看一看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並沒有表態。而所謂周恩來打電話責問王效禹，「具體指示楊得志派部隊保護我」等等，不知譚是如何得知的？
二、關於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5月4日-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的錯誤問題。會議決定，停止彭、陸、羅、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並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後長達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專案第一辦公室所屬的彭真、劉仁專案組，向負責中央專案審查工作的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及葉群作出《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稱：
「大叛徒、大特務彭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監護（康生加：對審訊、監視、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現在根據查證，彭真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在監護期間他的反革命氣焰一直非常囂張，拒不交代問題。同時為了徹底查清彭真的內奸罪惡活動，建議將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監獄關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國民黨一經逮捕就跪倒在敵人腳下，出賣組織和同志，成為可恥的叛徒，現在根據大量事實又證明，這個傢伙還是暗藏在我黨內部的大特務。彭真在北平獄中，曾接受國民黨反動派任務，答應『為國民黨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獄後，在大叛徒、大特務劉少奇的旨意下，經過日、蔣特務李鐵夫、張秀岩的介紹，到北平住在漢奸、特務機構『大義社』內，和大漢奸張璧、宋哲元，張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結，進行了一系列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活動。抗日戰爭初期，彭賊和中統特務胡仁奎串通，在晉察冀各地，設立國民黨部，建立特務組織，向國民黨反動派發送大量情報，破壞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和林楓、呂正操搞『桃園三結義』，結成反革命聯盟，猖狂反對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並陰謀搞軍事叛變公開投靠蔣匪。解放後，彭真夥同羅瑞卿、劉仁、馮基平等，盜竊大量國家核心機密，送給敵特機關。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潛伏匪特，去台灣參加蔣匪的『八全』大會，向其獻計獻策，效忠其主子蔣介石，攻擊、破壞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二、彭真賊心不死，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一直懷着刻骨的仇恨，對他的種種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還藉機大肆放毒。在歷次審訊中，他氣焰囂張，在事實面前百般狡辯抵賴，甚至進行瘋狂反撲。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罪大惡極，應該逮捕關押對他採取專政措施，同時為了徹底查清他的內奸罪惡活動，也利今後對他的鬥爭。」
為什麼彭真要由衛戍區監護上升至逮捕關押，送至秦城監獄？上述報告缺乏有邏輯性的理據。不過話說回來，在那個年代，並不需要什麼理據不理據，關鍵在於彭真是毛澤東欽點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澤東在1966年4月就說過：「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從「反黨集團」的頭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
彭真、劉仁專案組的活動，是為中央政治服務的。對於這個小組所報告的重大問題，康生一個人並沒有決定權。故而，康生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擬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總理、伯達、江青（請假暫不送）、永勝、富治、葉群同志審批。」我們可以看到，毛、林、周、陳、黃、謝、葉都劃了圈，周恩來、陳伯達還特地將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兩字處。
僅就《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誣陷和迫害，就負有罪責，那不僅是康生，以及「壞人」林彪、陳伯達、黃永勝、謝富治和葉群，「好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同樣逃不掉「罪責」。
三、關於吳德峰的批示
吳德峰（1896-1976），中共黨內曾長期從事秘密情報、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1931年起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長征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秘密情報工作，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建國後，歷任武漢市市長，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政法辦公室副主任。文革前，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受到衝擊。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對外身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為吳德峰事給康生、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據外調人員反映，吳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體很不好，現仍被高等法院群眾專政，因兩派爭議，問題不能解決。
「據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長征途中，他任當時中央局的白區工作部長，是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康生批註：在1931年前後，當王明等簒黨時，他是堅決反對王明的。）雙十二後在負責西安秘密情報工作中，是忠於毛主席的，反對王明、博古的，在總理、康老領導下，他對敵鬥爭是勇敢和機智的，對黨是有很大貢獻的，有關文電檔案，現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門工作中的情況我不了解，如果歷史上沒有查出重大問題，希望中央能通過高法院軍代表向群眾組織作些工作，對他作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對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顧，幫助他向群眾作認真的檢查，爭取群眾的諒解。妥否，請予考慮。」
當天，康生收到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轉給周恩來：
「吳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風上有許多毛病甚至有許多錯誤，解放後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氣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區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請富治同志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幫助他認真檢查取得革命群眾諒解，解除群眾對他的專政。據說他病的很利害（厲害——編者），應給以適當照顧。」
周恩來當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羅青長同志意見，請富治同志辦理，仍以一批、二保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謝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總理的批示，對吳德峰同志應該是一批二保，軍代表和×××同志（余註：原件字跡不清）應向群眾做工作。」
康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的前身——中央社會部的部長，對建國前吳德峰的工作，應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對吳德峰的批示，無疑比周恩來的具體、詳細，「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有這麼一句話，也足夠了。
從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對吳德峰的同志之情的。這無論如何也不像一個「迫害狂」所說的話。康生類似這樣的保護性的批示，還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類似的批示，佔了多大的比例？這是我們甚感興趣的課題，因為，弄清了這一問題，也就會使我們向了解一個真正的康生的目標，前進一大步。
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