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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嘆纖弱女性為何會如此兇殘 文革中的女紅衛兵

提起“文革”,人們首先想到的係在這人妖顛倒的十年里,嗰啲風光無限、狂飆突進、充滿暴力、橫掃一切的紅衛兵形象,並為這些無知無畏的年輕人扼腕悲嘆。然而,人們往往忽視對紅衛兵這一團體進行性別區分,待人們猛然意識到女紅衛兵群體的獨特性存在時,審視她們的所作所為,又不由得驚嘆:一向纖弱溫柔的女性為何會如此兇殘!僅舉幾例,便很能講明問題:

“女紅衛兵的殘酷印象事後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個女紅衛兵揮舞着帶銅頭的皮帶,向一個老者的頭上打去,一抽一個眼珠掉下來了,形象極其的恐怖。”[1]

“師大女附中的校長被一群女紅衛兵當場打死。”[2]

“有一位豪門千金,曾係狂暴地揪鬥毆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組織者之一。”[3]

“突然,一個女紅衛兵翻出了一迭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邊個讓你藏現金的?沒有看到我們的布告嗎?’”“‘好啊!你竟然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只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見鮮血。”[4]

……

“文革”中的女紅衛兵形象何以兇殘至此?這兇殘的行為背後有其怎樣的社會氛圍作導向?女紅衛兵們在政治運動中的真實心態係咩模樣?以及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結束後,女紅衛兵作為女知青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本文試圖通過追溯女紅衛兵的“前世今生”,力求還世人一個較為真實、清晰的女紅衛兵形象。

一、女紅衛兵的過去式:建國後女性神話的崛起

眾所周知,新中國標榜的係打倒一切舊有秩序,與“萬惡的舊社會”徹底揮手告別,全面進入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天地。在這除舊布新的滾滾潮流中,有關兩性地位的顛覆、性別壓迫的消弭等問題,也被順理成章地看作體現新社會進步的砝碼;對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澤東相應地提出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理想化口號;伴隨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鮮出籠,婦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鎖,紛紛走出家門……總之,新中國成立之後,文化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並沒有平息下來,反而係愈演愈烈。很僥倖地,中國婦女從中受益,逐漸被視為完成了自身本質解放的平等成員,女性的各種政治、經濟權利也相繼得以被具體的法律條文正式確定下來。中國婦女抗爭數千年的婚姻自主權、受教育權、社會擇業權、財產繼承權、子女監護權、同工同酬權、婦女享有三期保護權與被照顧權,似乎在一夜之間都實現了。主流意識因而斷定中國已不存在性別歧視問題,甚至有意地將女性地位提升至歷史新高——與男性完全無差別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會氛圍中,“男女平等”的評判準則被迅速應用到社會的各行各業。

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建國後,無所不在的女性神話在神州大陸爭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傳材料中,還係在人們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輝的女性形象比比皆係、尋常可見。女性似乎總顯得比男性還能幹:文學作品中,李雙雙、藍鳳凰式的人物屢見不鮮;生產勞動中,“鐵姑娘”巾幗不讓鬚眉,成為無數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參政”的跡象亦係見強不見弱。

“女性參政”,這係一個有趣的話題,“文革”前它最鮮明、最典型的表現便係“后妃參政”。專制的國家制度往往係“后妃參政”的溫床,建國伊始,在由“黨天下”向“家天下”的轉變中,中國高層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參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葉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腦兒投身熱鬧紛呈的政治鬥爭,無疑係這一政治冒險行為的具體闡釋。在黨內的中底層幹部中,“雙職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趨於平等。

筆者分析,正係由於新中國對女性地位的空前抬高,女性的自身權益得到極大滿足,於是連帶她們的政治熱情也被前所未有地撩撥起來。在新中國女性心中,鞏固社會地位的迫切渴求和攫取政治利益的貪婪念頭攪和在一起,蠢蠢欲動,如秋日久旱之草原般一點就着。

筆者認為,女性作為弱勢,要想改變已有的兩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係依靠徹底的休克式“革命”來顛覆其千古未變的弱勢地位,從而在新的社會分層中成為強者。“文革”開始前,中國女性追逐政治資本的社會氛圍漸濃,已如危崖之轉石,靜候一隻提供推力的手。這隻手很快就出現了,因為即將爆發的摧毀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無疑為她們打開了通向希望的大門。為了達到目的,就算係採取暴力、就算係被利用,她們也在所不惜。然而,歷史的可嘆之處便係,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對照研究的係,中國“文革”爆發的60年代,紅衛兵造反運動也席捲了全世界。同時,蔓延全球的還有激進的女性解放運動,這次女權主義運動的行動目的係“解放”而非“自由”,革命係其終極目標。運動中,女權主義者所用的手段也夠辛辣激烈:後馬派學者希歐多爾·阿多諾在上課的時候,一群激進的女紅衛兵學生袒胸露乳地闖上他的講壇,指責他研究的馬克思中沒有“革命”的味道,這次公開的羞辱直接導致大師在不久後抑鬱而死。女紅衛兵的力量何其猛也!

二、女紅衛兵的現在進行式:“文革”中她們的心理狀態及真實處境

(一)榜樣的力量係無窮的

阿妮達‧陳在《毛主席的孩子們》里探討紅衛兵的政治社會化與權威人格的關係時,特別提到了弗洛姆的“權威人格”:“年輕的紅衛兵,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法蘭克福學派稱之為的‘權威人格’:崇拜權威並屈從權威,但與此同時又希望自己本身成為權威,而且要求別人屈從自己。”[5]他們有強烈的獻身精神,且對任何異端信仰持頑固的排斥態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紅衛兵,也當然具有這種心態。她們虔誠、順從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內心深處崇拜羨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將其作為自己的追隨榜樣和努力目標。榜樣的力量係無窮的,榜樣也係可以不斷被製造出來的,她們在崇拜偶像的同時,自己也被其他人崇拜着。這種迴圈導致了紅衛兵運動一浪接一浪,不斷地“後繼有人”,從而也使得投入政治運動的青少年年齡愈來愈小,嗰啲不懂事的年幼小學生往往係最順從的紅衛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樣板戲、影視作品中,女性不僅係絕對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係帶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這些向江青獻媚的宣傳品,佔據了群眾的日常生活,它們所塑造的“去女性化”、與男性無差別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響了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女紅衛兵一代人。

我們來剖析一個普通的女紅衛兵申曉輝,她在《文革日記》中真切地記載下來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們,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對身為女紅衛兵的“我”來講無疑係巨大的:

“親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軍服,顯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講嘢聲調很高,她支持我們的行動,講有人在迫害她,靠我們這些人進行鬥爭。由於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會議進行中吃藥。”“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宣傳部長,以善講演出名)係個優秀的演講家,聽講她初中係女廿中的。”“想想‘7·28’展覽館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門城樓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氣上了台,發表演講。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強烈支持。”[6]

再來看《紅色少女日記》中的張新蠶,她也擁有大大小小無數的“女英雄”作榜樣:“今天見到了慈祥、勤勞、又樸實的好媽媽劉媽媽。”[7](這種追尋“英雄母親”的行為和當下少男少女們的“追星”相比,情感方式極其相似)“人民日報上登載7名女同學組成的‘中華兒女多奇志長征隊’的報導。我要改造世界觀。”“女共產黨員王翠蘭,以共產黨員的氣魄和超人的毅力,把無限精力投入到對黨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之中。她的光輝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後,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敗了。學習英雄,重溫毛主席的教導,感到格外親切,充滿了無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8]

女紅衛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樣還有很多:作為造反派頭頭的聶遠梓、彭曉蒙、宋彬彬、譚厚蘭等;作為“偉大的革命戰士”的江姐、阿慶嫂、劉胡蘭等等;還有作為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農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傳奇神話都成為她們心中拚命追隨的光榮與夢想,係她們行為舉止的榜樣源泉。

(二)女性的優越感和從眾心理使然

很多女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中,顯得特別耀眼奪目,她們政治面目純潔、成績優秀、行動堅決狠辣,連很多男性紅衛兵都自愧不如。那係因為“在成為紅衛兵頭頭時,她可能已經係學校的紅人。有着驕傲的經歷,或者係成績突出,或者係聰明過人,或者係班級的幹部,或者係學習尖子,或者係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氣或者係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愛,享受着同輩的艷羨。”[9]筆者認為,因為在青少年早期成長階段,女性身體發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來得早,所以她們往往顯得比男性優秀,因此對男同伴、同齡人有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文革”來了,她們毫不避諱對權力的熱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維持她們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和爭第一的野心。

另外,筆者分析,由於女同學一般能歌善舞,較之男性更適合承當文藝兵、廣播員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種表演活動中容易出風頭,被快速地視作排頭兵,從而走上政治鬥爭的風頭浪尖。如上海第六女中紅衛兵團“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常在外灘演出,大大強化了人們對女紅衛兵參與政治活動的認可度;平日集會中,經常能聽到“廣播里傳出了一個女同學鏗鏘有力地朗讀最高指示的聲音”[10],為政治作喉舌,這無形中賦予女紅衛兵一定的權威性。由於這些女紅衛兵的不俗表現,她們在民眾心中留下了某種正統的、合法的、嚴肅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於是,社會默認這些女性走上街頭,從事和男性一樣的造反活動,甚至給她們以更高的評價。

“文革”中,啲具有領袖才能的女紅衛兵確實獲得了非凡的成功,她們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贏得了男性競爭者們由衷的欽佩,她們身上所散發出的個體優越性光芒四射:“紅衛兵組織‘炮轟派’的女頭頭‘潘二嫂’,在我們的心中,她係比阿慶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雙全的女豪傑!”“‘潘二嫂’係她的綽號,她係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沒有結婚。理論水平和宣傳鼓動極高。”[11]

作為先行者的這一批女紅衛兵們既然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和讚賞,後來加入的女紅衛兵們自然也不甘落後、積極要求入潮流。因為身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種跟風、從眾的心理。於是,女紅衛兵的隊伍一呼百應,應者紛紛,益發發展和壯大起來。

宋彬彬作為當時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她上了城樓,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歡“文質彬彬”之意,對她講:“要武嘛!”她於是更名為“宋要武”,從此,反文尚武成了啲年輕人追求的特質。對於女性而言,不愛紅妝愛武裝更係成了當時紛紛趨同的“審美傾向”。

再來看一則反映“文革”中女性的從眾心理的例子——她們往往善於得風氣之先——“破四舊中,天那麼熱,女演員們帶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係‘四舊’。仍係歌舞團風頭最鍵,尤其係一班跳舞的,個個苗條勻稱臉蛋漂亮,講剪辮子,刷地一下全班變成了齊耳短髮;講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賽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體小合唱似的具有觀賞性。”12

於是,啲女紅衛兵常為跟不上“流行”而驚慌:“我常常為家裡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對父母的高收入而羞於啟齒,生怕被同學們看成係資產階級小姐。為了磨練自己,我堅持周末走一個多小時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車。我堅持和其他同學一樣,喜歡穿有補掩的舊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發白、補着整齊補掩的衣服,心中暢快自豪,這與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時髦流行的襯衫心情係十分相似的。”13

可見,“文革”中,女紅衛兵投身“造反”運動,有出於對信仰的純潔追求,也有出於攫取優越感和政治權力的個人打算,當然也有純粹的“跟風”的從眾心理使然。這些複雜的心態構成了女紅衛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圖景,引導着她們做出種種順應運動潮流而動的舉動。

(三)不得不進入秩序的無奈

法國女性主義在論證女性社會地位形成的過程中,引進了一個新概念——“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她們認為女性不得不進入現有的這種男性規定的象徵秩序,進入的過程伴隨着女性自身的性別特質和女性意識的丟失,即這種秩序雖然給了女性一個社會位置,但卻係以壓抑女性的潛意識為代價的。

我覺得這種理論十分適合於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紅衛兵的社會處境。她們自願或被迫,不得不進入“文革”的“造反”秩序(當然,用“秩序”這樣一個概念可能有點唔妥,因為進入“文革”,已係“無秩序”,不存在政治規劃,也沒有固定的運動目標可循,通行的遊戲規則便係一派不斷打壓另一派)。因為只有進入這種社會規定的秩序,作為個體的人才能獲得社會的承認。並且只有根據這個社會規範的要求行事,個人才能有機會獲得晉級、升遷的可能。

個人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下生存,飄搖無定,更遑論係女性。她們必須加緊依附現有的社會秩序。女性不得不進入“文革”的遊戲規則,代價係和男性一樣行事,而完全抹殺掉自己溫柔、善良、纖弱的所謂“女性氣質”。

尤西林講:“文革中打人最凶者,往往有紅周邊”[14],這一道理,同樣適合於女性。由於身體的原因,女紅衛兵天然地處在弱勢,她們唯有徹底、矯枉過正地抹殺自己的本性,改變自己的形象,才能獲得“紅衛兵組織”的認同,被承認為其中一員;她們的所作所為,必須表現得比男紅衛兵更兇殘,才能爭得自己的生存空間和政治空氣。

特別係到了1966年的後期,紅衛兵的造反已經升級到以武力鬥爭為主,“1967年夏季開始,暴力逐漸取代了辯論”[15],身體的武力和體魄的強健係獲取關注的關鍵,同時也意味着更高政治地位的本錢。這係一個崇尚暴力的時代,不愛紅妝愛武裝。女性勢必要對平日溫良的習性作出反彈,以暴力行為換取發言權。

於是,一幕幕女性施暴畫面出現了。也正係因為平時的柔弱,女紅衛兵們向殘暴的轉變就顯得格外觸目驚心:

在球場的乒乓桌上,蘇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會的係我們年級的團支書,一個質樸善良的女同學。她聲嘶力竭第聲討、斥問。突然把一瓶紅墨水噴曬在蘇教授謝了頂的頭上,隨即把他推倒在台上,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變震驚了。[16]

藉助“暴力”作通行證,進入“文革”秩序後,女紅衛兵們享受到了造反的滿足感(特別係啲女紅衛兵頭頭,憑藉此為政治資本,爬得很快):

哈爾濱發生了一件給全市造成極大震動的事情——幾個流氓光天化日之下,將一個中學女紅衛兵劫持到一處建築工地輪姦了。因此,全市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打擊流氓的高潮。

輪姦紅衛兵這種殘暴的罪行,尤其在紅衛兵們心中激起了報復的憤怒。她們對嗰啲流氓比男紅衛兵更手下無情。因為她們係中學女學生的時候,怕他們如畏狼虎。瞧着嗰啲半年前遠遠地看見就使她們少女心中充滿恐懼、唯恐避之不及的除了名的,她們認為係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大流氓大惡棍一排排雙膝跪在她們面前,戰戰兢兢,個個如犯了殺頭之罪跪在女皇面前引頸待死的奴才一樣,她們體驗到了一種懲惡除暴的女豪傑般的救世氣概和復仇雪恨的滿足與痛快。[17]

但係,女紅衛兵們進入“文革”秩序,失去的更多。

“文革”中兩性間的性別壓迫被“階級論”所遮蔽,社會政治對於女性“去女性化”的性別閹割也往往被女性自己所忽視,可悲的係,她們往往還將此種壓迫轉化為對更弱者的壓迫,這更弱者便係沒有政治生命的人——嗰啲被打倒者,再被踏上一隻腳的人民。而且,出於嫉妒這一女人的天性,她們被男權社會所壓,往往轉壓自己的同類,甚至更殘酷[18]。女紅衛兵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惡性,強迫她們的男性社會的“象徵秩序”有罪,她們自己也有責任。

女紅衛兵在迫害別人的同時,自己也係受迫害者。實際上,與主流話語的表面文章相反,在社會生活中,女性總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婦女被趕出家門參加和男人無差別的社會勞動,但係平時賺取的勞動工分卻係不一樣的,男人10分,女人一般只有7分。在“文革”夫人道德懲戒中,男女關係被污衊為“搞破鞋”,但係着重羞辱和打擊的係身為“破鞋”的女性,男人常常逃過這樣的公審。

不管女紅衛兵們進行怎樣的暴力行為,女紅衛兵最後也還係成為不可避免的暴力受害者。因為在紅衛兵的派系鬥武力爭中,女紅衛兵由於身體的缺陷,往往係無辜的受難者,成為運動的犧牲品:“在這場衝突中,我校一初中女生H胸部中彈身亡,她死時僅僅17歲。一名高中女生J失蹤。”[19]“女性遭強暴也時有發生,紅衛兵滋生了流氓作風。我校學生大部分係女同學,她們固然勇敢堅強,但萬一戰鬥總被俘,遭到對方組織當中流氓的凌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20]

三、女紅衛兵的將來式:下鄉插隊後她們的命運何去何從?

1967年夏天起,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結束後,紅衛兵一代人陸續走向社會,開始了為期十年之久的上山下鄉插隊運動。女紅衛兵轉換為女知青角色,人生大大起大落,前途被完全扭轉。筆者想要追懷的係女紅衛兵們成為女知青後,她們的命運將以怎樣的圖景展開。

報“春”的第一燕便係邢燕子,1960年她的事迹受到表彰宣傳,成為上山下鄉知青的楷模。相信下鄉插隊後的女紅衛兵們仍然係以她為榜樣,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個毫無性別差異的“鐵姑娘”形象。在有關回憶錄里,這樣的景象俯拾皆係:

我們嗰個連隊的一位女性,身體很弱,患有較嚴重的胃病,初來東北根本吃不下嗰度的粗茶淡飯,每天只能買點餅乾充饑,即使如此,她仍然堅持每天下地勞動,幹着和其他同學一樣重的活。我們連還有幾位女知青,看到男同學都扛着180斤的麻袋上屯,也要求扛整袋的麥子,看到她們走上跳板時的困難勁,使人不能不佩服她們的意志。她們也硬係這樣堅持了下來,成為了有名的“鐵姑娘”。[21]

究竟為何要做“鐵姑娘”?筆者認為這和女紅衛兵們雖然被貶為女知青後,仍然努力遵循“象徵秩序”的心態有關,也與當時國家宣傳的女性審美導向有關。後者將“男女平等”解釋為“男女都一樣”,讓女性不顧其生理特點,硬去做男子做的事,這大概係今天的人對那一段歷史批評最多、也係我們最需反思的地方。

這種平等係以男性標準為標準,以忽視女性與男性生理差別為前提,以女性努力去做“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去爭取形式的平等,女性為此付出許多代價。與此相適應的係“去性別化”的性別文化和“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審美趣味。問題不在於係否讚美女人中性化,而係對所有違背這一標準的“另類”產生的排斥[22]。

儘管女性一直努力遵循這樣苛刻的標準,她們在插隊生活及返城風潮中的遭遇還係比男性更加惡劣與不幸,從啲現象便可看出差別——比如男知青有參軍的渠道,女知青沒有;工農兵學員中,女性也就佔到11%左右;到了70年代後,知青點存在“女多男少,女大男小”的現象,男女係很不平等。數字很能講明問題:“根據國務院知識青年辦公室的統計,1974年末,全國已婚知青有48萬人,佔全部在鄉知青的7.1%……在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達到了創紀錄的86.1萬人,佔10%。”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劉小萌提供的資料,已婚知青中和農民結婚的超過70%,知青間結婚的,約20%,與城裡人結婚的,不到10%,而且,更重要的係:“女知青嫁給農民的人數明顯超過了男知青娶女農民的人數”[23]。

正如冰冷的資料所告訴我們的,女紅衛兵—知青中有很多人嫁給當地的農民,很多人被基層的掌權者所玩弄,很多人在追逐理想的過程中獻出了青春。

四、結語

“文革”十年之後,紅衛兵作為一個團體得到了愈來愈多的關注和研究,但係將女紅衛兵剔除出來,單個研究,這樣的著作筆者還未曾讀到。筆者也無法忍受時過境遷之後,人們對女紅衛兵的種種不切實際的“意淫”想像——有人創作了主題為“女紅衛兵”的系列油畫,將她們想像成為黛玉葬花式的、掙扎於血雨腥風之中的性慾物件[24]。

在這篇文章里,筆者一一梳理了女紅衛兵“文革”之前的社會境遇——“女紅衛兵的過去式”,“文革”之中她們的心態和行動——“女紅衛兵的現在進行式”,以及被發配下鄉插隊之後她們的遭遇——“女紅衛兵的將來式”。通過追溯女紅衛兵的“前世今生”,筆者也彷佛和當年年輕的她們一道,共同完成了一段艱難的心靈旅程。

而這篇文章,也算係獻給她們的一次微薄祭奠。

抱憾的係,本文主要關注的係嗰啲有“殘暴”行為的女紅衛兵形象,而缺少對“純情善良”的女紅衛兵形象分析,這係筆者以後閱讀和思中考需要補充的一個方面。

【注釋】

[1]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106。

[2]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頁157。

[3]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111。

[4]丁曉禾編著:《狂飆——紅衛兵狂想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90。

[5][美]阿妮達‧陳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頁257。

[6]申曉輝:《文革日記》,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174、178。

[7]張新蠶:《紅色少女日記——一個女紅衛兵的心靈軌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15。

[8]張新蠶:《紅色少女日記——一個女紅衛兵的心靈軌跡》,頁242。

[9][美]阿妮達‧陳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頁27。

[10]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頁74。

[11]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頁306、317。

[12]沈虹光:《大洪山中》,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236。

[13]黎若:《走出藩籠》,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269。

[14]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斷》,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10。

[15]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斷》,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11。

[16]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94。

[17]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頁150。

[18]具體案例可參見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頁59、106。

[19]勞班:《崢嶸歲月——成都武鬥親歷記》,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126。

[20]勞班:《崢嶸歲月——成都武鬥親歷記》,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129。

[21]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頁264。

[22]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192。

[23]劉小萌:《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狀況剖析》,載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50-151、頁153。

[24]張大中油畫中的“女紅衛兵”形象曾引發眾多爭議,張的油畫代表作及有關該問題的論爭可參見以下網路資源:人民需要糧食:《張大中之《女紅衛兵》》(2007-7-1)那日蘇:《歲月留痕:張大中作品《女紅衛兵》》(2007-2-5)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廿一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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