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發佈《新華社新聞信息報導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2016年7月修訂）》，作為2015年發佈的新聞45條禁用詞的補充。在這新增的57條中，提到「解放前後」、「新中國成立前後」等過去慣用提法，也在禁用詞之列。
這不禁讓那些從小受中共教育，張口閉口「解放前」、「解放後」、「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後」的國人大吃一驚，一些人也猛然意識到這其中的問題所在。
與「解放前後」、「新中國成立前後」等類似的說法還有「新社會」、「舊社會」。按照中共官方的定義，這三種說法均以1949年中共建政為界，是時間標記上「他們/我們」、「敵/我」截然兩份的政治學裁斷。狹義地說，「解放前」、「新中國成立前」、「舊社會」指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統治；廣義的說，還指1949年以前的整個社會歷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遠的古代，等等。
毋庸置疑，在中共製造的語境下，這樣的說法其實就是在告訴中國人，1949年前的中國是反動的、壓迫的、黑暗的、剝削的、醜陋的、愚昧的、災難的、恐怖的、不義的，1949年後的中國是進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義的。換言之，前者是地獄，後者是天堂。
對此，中共藉由媒體、學校等全方位長期地向中國人灌輸，讓中國人不自覺地將「解放前後」、「新中國成立前後」、「新舊社會」如此顛倒黑白的說法當成「真理」，進而接受了中共才能拯救中國的說法等。
然而，真相卻恰恰相反，中共治下的中國才是反動的、壓迫的、黑暗的、剝削的、醜陋的、愚昧的、災難的、恐怖的、不義的。
自中共建政以來，一次次的運動不僅將人民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殺，不僅將中國的脊樑──知識分子一次次迫害乃至戕害，讓他們或選擇沉默，或成為中共的附庸，而且無數普通人亦難逃厄運。50年代末中共製造的大饑荒，導致了幾千萬人被餓死。1989年學生運動，至少三萬人被害。資料顯示，中共迄今至少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而且至今屠殺未休，其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滔天罪惡更是全世界皆知。
此外，經過中共幾十年的血腥統治後，民眾對中共政權噤若寒蟬：對於這樣恐怖的政權，還是什麼都莫說為妙，更遑論辦什麼報紙，上什麼街示威。
中共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上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中國人也並沒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為了基本的生計辛苦地奔波。原因就在於中共是一個極端利己的利益集團，其不僅把持一切資源，而且中共上下官員的貪腐，已成為常態，這不僅使人民創造的財富急劇流失，而且讓當下的中國人還在為買房、看病、上學憂心忡忡。
種種事實表明，中共才是禍亂中國的根源，中共治下的中國老百姓根本無法享受言論、信仰、出版、遠離貧困和遠離恐怖等各項自由。
與之對照的「解放前」的「舊社會」、「舊中國」的民國時期，無論北洋軍閥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論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辦報紙。
北洋軍閥時期，不管這些軍閥怎樣的霸道，都沒有不要國會（袁世凱短暫稱帝時期除外），而且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不過多干涉，且尊重知識分子。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團體並不害怕對國家政治生活表達獨立的看法。正是由於公共輿論參與政治並監督執政者，使得軍閥們不僅害怕社會輿論，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當他被任命為總理時就主張新聞自由，後來雖然受到輿論大肆批評，但沒有壓制，反而選擇了下野。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言論自由還體現在報刊雜誌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就有一千多種，據說「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時的記者都願意批評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辭激烈。當然，如果太過分，北洋政府也會下令關閉報館，不過人家再開，政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此外，政府對輿論的管制，只是設個新聞檢查官，發現不合適的，也只是叫人家開「天窗」。當時記者被關、被殺的很少。那個轟動一時的邵飄萍記者被殺案也是源於其通共，而被張作霖手下殺死。
此外，這個時期，人民上街集會、示威遊行也並不罕見。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撫為主，即便抓捕了學生，也會很快釋放。雖然曾有開槍驅散學生的所為，但從不曾像中共那樣下令大規模的鎮壓，製造大規模的血腥事件。
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則秉承了北洋政府對知識分子尊重的傳統，對其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時給予了相當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學教授每月工資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講師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學教師160—200元、小學教師22—55元。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當時北大圖書管理員月薪為8元，工人為10—40元，警察為4元。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租金為20元，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銀元就可以維持相當不錯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的標準更低。
當時的教授還可以自由流動，根本沒有編制、檔案、組織關係之類的約束。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彰顯個性的前提。
自然，辦報紙、出版雜誌、示威遊行也是相當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辦報紙、出版書籍，宣揚其思想、誣衊國民黨，並組織學生抗議政府。國民黨雖時有干涉，但並未禁止。而對於電影製作，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有審查制度，但更多的是關注語言上的淨化。
抗戰時期，在國民黨控制的西南地區，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豐富多采。那時「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很大進步」。此外，僅重慶一地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141個。
在清朝末年、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享有了一定言論自由的中國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諧相處。有了這樣的自由空間，當然人們也遠離了對極權的害怕，享有了遠離恐怖的自由。
至於中國人在上述時期是否享有了「遠離貧困的自由」，這個解釋起來比較複雜。因為戰爭不斷，導致了社會大變動，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說。不過，以1927—1937年相對穩定的時期來看，在北京，一塊錢可買30斤大米、8斤豬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說了，就連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說得過去。
在這樣的民國政府前，中共政府所言的「新中國」又「新」在了哪裏？
如果時間再往前推，與中國古代社會締造的種種輝煌相比，中共政府更是厚顏無恥。因為被中共視為「地獄」的古代王朝對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對西方文明的進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資料顯示，一千年前的中國農業、商業、製造業、手工業、娛樂業都是世界最發達的，政治、經濟、科技、工藝、文化、學術、軍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
更有西方學者表示，至少在18世紀，中國還在各個方面遙遙領先於世界。如近代農業、近代航運、近代石油工業、近代天文台、近代音樂，以及十進制數學、紙幣、雨傘、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降落傘、熱氣球、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蒸汽機的基本結構等，都是源於中國。毫無疑問，當世界尚處於蒙昧時期時，中國早已進入了高度的文明發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統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禮」基礎之上的，而號稱代表着「先進文化」的中共可曾為世界做過如此多的貢獻？可曾讓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過？可曾讓世界發自內心的欽羨過？當今國人不斷的用腳投票，西方國家雖然與中國做生意，但卻高度警惕中共，又在說明什麼？
如今，中共主動禁用「解放前後」、「新中國成立前後」等說法，其實就是在表明其對此是心知肚明，就是意圖在淡化以往的宣傳。被中共欺騙了幾十年的不少中國人，還有多少被灌輸的東西要被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