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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巨難 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最瘋狂發泄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3)文革巨難

文革並未遠去。對於持續十年之久、毀滅民族文化、扭曲幾代人靈魂、顛倒黑白、泯滅良知的惡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看明真相、汲取教訓。在那場浩劫中,到底發生了哪些醜劇、悲劇,留下了怎樣的深刻教訓?在惡意的挑動下,群眾鬥爭群眾,陣地和角色不斷變換,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發批鬥,周而復始,「樂此不疲」。

1949年,物理學家、留美博士饒毓泰先生,拒絕了南京政府的邀請,沒有登上為著名教授安排的前去台灣的專機。他選擇繼續留在北大執教。

1956年,留美博士、力學家、計算數學家董鐵寶攜妻兒繞道歐洲、歷時3個月回到中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當時北大校刊96期做了報導,寫道:“本學期開學以來,共有7位教師,衝破種種阻撓,從資本主義國家歸國到北大工作。他們是……力學博士董鐵寶和夫人植物生理學碩士梅鎮安,……”

1968年10月16日,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饒毓泰不堪折磨和迫害,在校內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8日,董鐵寶上吊身亡。這位中國計算機研製的先驅之一,被打成了“美國特務”、遭隔離審查。那天晚上,他離開了關押他的大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場十年“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多少大陸的科技和文化精英。當年,這些才華橫溢的名流才俊,輕信了中共的宣傳鼓惑,對紅色政黨心生幻想,對“新”中國充滿期望。然而,在無情的政治風浪中,他們不僅報國夢碎,而且墜入了無邊的黑暗之中。

“文革”是中共發動的最大的政治運動,災難空前。在這場運動中,知識分子再一次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波受難者,遭遇滅頂之災。毛澤東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於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表層的器物、古迹,到深層的精神、信仰,被徹底砸碎、摧毀。中共的謊言、暴力、強迫式思想改造,重創文化精英的肉體和靈魂,也給中華文化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滅頂之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了“516”通知,把階級鬥爭的矛頭直指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等文化領域,標誌着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通知說:“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旋風席捲了北京校園。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還號召“堅決徹底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揮舞棍棒,在一個月內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許多中學、大學的校領導和教師。“紅小將”的暴力,得到了領袖的默許;“紅八月”的得名,浸透著血腥和暴力。

“無產階級的革命號令”響起,討伐知識分子的運動在全國展開。知識分子階層被中共明確列入專政對象的清單,稱作“臭老九”(其它8類專政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慘烈的迫害輪番上演:口誅筆伐,批鬥毒打,羞辱栽贓,下放改造。這些殘酷的折磨令大批知識分子如墮深淵。他們百口莫辯,眾叛親離,無語問天。

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中描述了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慘境地:“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在批鬥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名學者、名教授、名作家的問題上,都是不遺餘力的。即使在那些後來也被打倒的學校領導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曾積極領導過或參與過對後者的整治,有意無意地把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從自己身邊引開,引向那些既無任何黨派庇護又無自我保護能力的知識分子身上。”

“幾乎所有‘學術權威’都受到嚴厲批判,其中一些人還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牌子,被罰站、被罰跪,任人打罵、任人羞辱。幾乎什麼人都可以來羞辱知識分子,尤其可以來羞辱大知識分子。心術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目不識丁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愚蠢’的口號,甚至知識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來。”

據單少傑記述,北京一所大學的一位老教師告訴他,在整“反動學術權威”最厲害的那段時間裏,就有好幾位教授從正對着這位教師家的一幢高樓上跳下來。“他親眼目睹了這些學術名流屍橫水泥地面的慘狀和屍體旁的標語:‘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僅以北京大學為例,那裡被關、被打的“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自殺的有10,000多人。有學者研究認為,“文革”初期就有20多萬人自殺,其中知識界人士占相當的比例。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在談話中炫耀: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王來棣在《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中評說:“文革”時期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泄。

夢斷家國

中共在奪權建政的過程中,依靠謊言和欺騙獲取了許多黨內和黨外知識分子的支持幫助。他們有的放棄了優越的生活,從海外歸國;有的拒絕了前往台灣的機票,義無反顧要為建設“新中國”效力。但是,中共領導人深知,中共的集團利益與知識界的自由理想不可兼容。對於知識分子,中共始終心懷仇視,這種態度,源自其對於傳統文化的恐懼。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命運始終擺脫不掉悲劇的色彩。

文革颶風裡,夢想破滅、生命驟逝的故事,上演了千重萬回。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之“士可殺,不可辱”的結局,是文革歷史中異常凄涼的一筆。傅雷本是個體制外的文人,在書房內靜靜地翻譯著書,卻被卷進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他曾經努力地“跟黨走”,試圖跟上“反右”浪潮,自己卻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風起後,居委會和紅衛兵都上門抄家,不僅沒收了他的藏品和生活用品,還查到了荒唐的“反黨罪證”。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周圍是“打倒傅雷”的大字報。9月3日,傅雷夫婦上吊自盡。

在《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被批鬥對生存絕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傅雷的絕望心態。

“在政治運動中,他徹底迷失了方向。反對政治運動,他將被政治運動碾碎;支持政治運動,他同樣難以幸免於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站在時代洪流的風口浪尖,傅雷彷徨無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彷彿早晚要死,原地不動好像也無活路。不能說話也不能沉默,那麼剩下的只能是‘自決於人民’了,這也是傅雷夫婦的最終抉擇。”

傅雷遺書(網路圖片)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是在文革中被處死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一位音樂藝術家,只因為在會上直言說,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主義沒有錯,就被當作“反革命”關進監獄。陸洪恩多次被在“鬥爭會”上被侮辱和毒打,最後,他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既無審判過程也無上訴手續。

陸洪恩被拘捕後,他的妻子和兒子都受到株連。16歲的兒子陸於為被發配新疆,十三年後,陸洪恩“平反”,其子才獲准返回上海。他說,父親沒有留下骨灰、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他一根陸洪恩用過的指揮棒。

沈元,1955年中國高考文科狀元,歷史學界的奇才。在反右運動中,沈元被劃為“極右分子”,幾經沉浮。文革期間,事業漸有起色、組建了家庭的沈元和妻子被紅衛兵掃地出門,走投無路,四處躲藏。沈元後鋌而走險,闖入某外國駐華使館,欲求庇護不得。1970年4月18日,沈元以“反革命叛國罪”被槍決,時年32歲。

1980年,一張平反通知書送達沈家。沈母痛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

沈元的北大校友,郭羅基撰寫了回憶北大反右運動的文章,題為“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

2007年6月22日,沈元的親表哥沈君山在《表弟沈元》一文中寫:“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假若只允許一個人有大腦,有思想,無論這個人多麼英明、多麼天才,而不允許其他億萬人有思想有大腦,那不只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裡的個人悲哀,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無論人口怎麼多,疆土怎麼廣,也只會是關閉的小國,因為沒有敢思考能創新的氣氛和人才,就不會有科學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個時代中國確實是翻了個身,把精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卻並沒有站起來。”

四個“S”--屈辱和滅亡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為“批判鬥爭”的對象,從1966年夏天開始,一直在該校“專政隊”中“勞改”,精神和體力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1967年,潘光旦病重。這時,老友葉篤義前來探望。潘對葉說,他在生活中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SURRENDER, SUBMIT,SURVIVE,即:投降、屈服、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吧。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SUCCUMB(死亡)。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重未得醫治,在費孝通的懷裡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王友琴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里記敘了這個故事。她分析說,這四個S,來自潘光旦內心深處的思考,不僅是對潘光旦教授一人,而且是對一群與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學者的生平概括。“僅僅由於在權力的高壓下,這樣的說法在公眾生活中長期不被准許,所以流行於人們口頭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東西。一些真實的說法長久地被淹沒和掩蓋”。

王友琴寫:“他這樣的人,曾經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文革後得到‘平反’,他們又被稱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中國報紙上的這些稱號,是權力當局出於不同的需要對他們做的不同說法,但是他們的內心想法,其實我們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或者沒有表達渠道,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說出來,更不能公開發表。潘光旦的遺言在他死亡多年後,文革結束了,才由他人來說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後,活着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說出有關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辭來表達他們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衝破謊言找尋良知

近些年來,不少學者都在探討極權專制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而反思文革中知識分子的受難史,反思這個群體的各式表現,是此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部分。

劉傑在《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失去良知》中說:“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失了良知和誠信。”他寫道:“知識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產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暴虐共產專制統治下的思想史: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文革”暴烈之下,知識分子的反應各不相同。有人道出真相,慷慨赴死;有人為保氣節,憤然自盡;有的忍辱負重,在悲苦中掙扎,還有人為求自保,違心地揭發、批判他人,喪失了起碼的是非觀念。作為那場運動的親歷者,有些知識分子在事後選擇遺忘,有人則以“寬容”的姿態表示原諒運動的發起人及執政黨,也有人深刻自省,強調自身的良心“污點”,希望警示後人,警示未來。

許多人依然沉默,但是,終於有勇氣的聲音,打破了可怕的寂靜。

關於“文革”,詩人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里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總編輯韋君宜在回憶錄中檢討和剖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跟着那種丑角去參觀,甚至還隨着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乾的什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一條。”

作家巴金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文革並未遠去。對於持續十年之久、毀滅民族文化、扭曲幾代人靈魂、顛倒黑白、泯滅良知的惡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看明真相、汲取教訓。在那場浩劫中,到底發生了哪些醜劇、悲劇,留下了怎樣的深刻教訓?在惡意的挑動下,群眾鬥爭群眾,陣地和角色不斷變換,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發批鬥,周而復始,“樂此不疲”。十六七歲的少年,被騙得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向自己的師長、向鄰居揮起了皮帶棍棒。

文化革命的紅色海洋,寫滿了愚昧、無知和瘋狂。為什麼,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知識、尊嚴和生命變得一錢不值?為什麼,在動亂之後的四十年,“文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禁忌?無數歷史的碎片,沉積在民族的書簡里,等待更多的破譯和記憶。

反思,因為昨日和明天;反思,紀念逝者,警醒生者。今天,紅色的謊言仍在纏繞,禁錮靈魂,阻礙自由。反思,需要面對事實、剖析自我的勇氣,需要以智慧去辨識真偽,以良知擁抱真相。

參考資料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12月29日。

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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