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田家英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夫人董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田家英摯友李銳等知情者講述了田家英含冤而死的前前後後。其中，王力曾說：田家英被迫死去，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極左路線的苗頭，從1956年開始出現，家英就積極抵制。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家英是少數幾個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產到戶並進行試點的人。1962年夏季，極左路線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會議上，家英是被點名批判為「右傾」的4個人之一。據我所知，家英是極個別的敢於當面批評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後落罵名。可惜，毛主席沒有聽取他的勸告，反而說家英是「沒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記錄)。
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毛澤東主要秘書之一
我曾採訪過與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之死相關的當事人田家英夫人董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還採訪了田家英摯友、毛澤東通訊秘書李銳。現把我採訪所得的情況，記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談田家英離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採訪田家英夫人董邊，錄了7盒磁帶，她很詳細回憶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談話磁帶。
董邊說，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這天給了田家英沉重的一擊。
下午三時，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門口(據董邊記憶——作者注)，忽然來了一輛轎車。從車上下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正在走紅的戚本禹。
他們進屋，不巧，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外出。董邊在家，告訴他們，田家英很快就會回來的。於是，安子文、王力並排在沙發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三人神情嚴肅。「無事不登三寶殿」，董邊不知來意，又不便問。
在沉悶的氣氛中等了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看樣子他們要談重要的問題，董邊站了起來，打算避開。這時，安子文對她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聽。」逄先知也留了下來。
安子文對田家英的談話要點，據董邊回憶，是這樣的：「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佈：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當時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許多聯繫——作者注)，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佈：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幾乎屏着呼吸聽完安子文的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北京舉行。顯然，已成為新貴的江青、陳伯達借批判「彭、羅、陸、楊」的勢頭，要拔掉他們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釘——田家英。
關於「三人小組」，筆者在訪問王力時，他是這樣說明的：「當時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小組，下面分為處理彭真、陸定一、楊尚昆、田家英問題的四個分小組(羅瑞卿問題已在上海會議期間處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組的組長是安子文，組員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來，因為他的職務是組織部長。誠如董邊回憶此事時所說：「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鬥、關押，遭受到嚴重迫害，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間，還關心地詢問田家英和我的問題是否已經平反。」
在安子文作為三人小組組長傳達了中央意見之後，田家英的眉間皺起「川」字紋。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靜地問道：「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統統交。」安子文答道。這時，戚本禹問道：「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那裏嗎?」戚本禹所說的記錄，當然就是指毛澤東那次杭州談話的記錄——他是非常關心那份原始記錄，想知道內中的究竟。「沒有。」田家英很乾脆地回答。
談話就這麼結束了，開始點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記。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約到了下午5點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裏，一直點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裏。董邊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憤懣之中。深夜，電話鈴聲響了。是誰來電話?戚本禹。「你到秘書室來一趟，在文件清單上簽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對他頤指氣使。
啪的一聲，田家英掛斷電話，滿臉怒色對董邊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過了一會兒，田家英咬牙切齒道：「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董邊聽不出他話裏有話，但知道他心裏如割似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時候是無言的。田家英一聲不響，木然坐着。董邊當時並沒有把事態看得那麼嚴重，以為像往常的政治運動——《五一六通知》才過去幾天，誰會料到這場「文革」會那般慘重、殘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邊先去休息。那時，他們所住的「喜福堂」是個小院子，中間是正房住家，右邊是毛澤東的圖書室，左邊是逄先知的辦公室。田家英那時坐在圖書室里。董邊因為翌日一早還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覺醒來，一看手錶，已是清晨五時，圖書室里還亮着燈。董邊趕緊下床，到那裏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邊要他趕緊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嗎?」田家英問她這麼一句話。「上班。」董邊答道：「七點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別管我!」田家英說道。
董邊依然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她以為，這一回大約是要他檢查檢查「右傾錯誤」，要他離開中南海下鄉勞動。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幫助他作檢查，如果要下鄉的話，就跟他一起下去。吃過早飯，快到七時了，她像往日一樣，跟丈夫打個招呼，上班去了，並又一次勸他早點休息。田家英點點頭，一點也沒有流露出異常的情緒。董邊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回竟是與他的生離死別。
田家英自殺的經過
5月23日上午，掛着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逄先知寫材料去了，勤務員陳義國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靜，還因為隔壁的「增福堂」無聲無息：那裏原本住着陸定一一家。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已於1966年4月28日被捕。陸定一於5月8日從合肥回京之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林彪的責罵，當即被逐出中南海，軟禁於北京安兒胡同一號，一個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靜，也由於離此不遠的毛澤東住處不再人來人往：毛澤東在杭州住着，有時在上海，就連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重要的會議在京舉行，他也沒有回京。正忙於發動「文革」的他，行蹤隱秘，百倍警惕着「現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要藉助「文革」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就在這一片安靜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裏，獨自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個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還有誰會給他掛電話，還有誰敢登門拜訪?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響起了腳步聲，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務員陳義國回來了，找田家英吃中飯。正房裏沒有人影。圖書室的門緊閉着。他在門外大聲地喊了幾下，沒人答應。
他試着推了圖書室的門，門反鎖着，推不開。他等了一會兒，又喊了一陣子，屋裏仍沒有任何反響。陳義國覺得有點異常，找人拿鑰匙開了門，朝裏面看了看，見不到人。他走了進去，走過幾排書架，頓時觸電似地尖叫起來：「啊喲——!」
原來，他在兩排書架之間，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裏。陳義國急急抓起電話，向上報告……
下午三時光景，正在上班的董邊忽然接到安子文的電話：「你馬上到少奇同志西樓辦公室來一下!」董邊覺得詫異，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長，怎麼會直接打電話來?會不會發生了什麼突然事變?急急趕回中南海，一走進去，安子文已在裏面等她了，旁邊坐着汪東興。當時，汪東興主管毛澤東的警衛工作。等董邊坐定，安子文這才直截了當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訴她：「田家英同志自殺了!」
董邊頓時懵了，腦袋仿佛在一剎那間劇烈地膨脹，全身發冷，兩行熱淚湧出了眼眶。她萬萬想不到，一轉眼就隔着生與死的鴻溝。等董邊的情緒稍稍安定，安子文問道：「他臨死前跟你說過些什麼話?」「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會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覺他有死的念頭，我就不會去上班了!」董邊如實回答。
安子文也長嘆一口氣：「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東興的陪同下，董邊一腳高一腳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裏跟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只一箭之遙。董邊一走進家門，便看到院子裏站着三四個解放軍。顯然是來看守現場。
董邊走進圖書室，田家英已被放下來了，躺在兩排書架之間的地上，身上蓋着他平時用的灰色被單。董邊彎下身子，看見他雙眼緊閉，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離開中南海!」董邊正處於心靈劇痛之際，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邊無法在丈夫的遺體旁再多看幾眼，便只好來到正房。一走進去，就看見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錶——他在離別這個世界前，從手腕上取下，留給妻子的。他留下了遺言，寫下振聾發聵的話：「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董邊以為是要她暫時離開這裏，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點零用錢，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個小包上了汽車。她壓根兒沒有想到，從此就永遠離開了這個地方。
「直不輔曲，明不規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對正在席捲全國的「文革」狂瀾的強硬抗爭。他是一個沒有城府，喜怒形於色的人。因為接到久別的妻子的一封信，會當眾高興得哭起來。當他蒙受誣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會掩飾，不會屈膝，也不會忍耐。他離世之際，不過44歲，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花最為茂盛的時候。
王力談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三人小組」成員，是重要的當事人。從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這8年間我曾數十次採訪王力並長期與他保持書信、電話聯繫。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還給我打來電話。王力講話向來聲音清晰，但那天電話里已含混不清。此後，我多次給王力家打電話，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採訪王力時，他就與我談及田家英之死。根據那次談話，我寫了一萬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問》，在上海、香港及美國報紙發表，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後，媒體首次對王力做詳盡報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權的名義給我寫了一信：
葉永烈同志：
送上有關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報》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載王力來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報》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報》的信;
五、《文摘周報》刊載田家英夫人董邊四月十日駁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邊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黨中央領導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報》的信。
請查收，供參考。我也希望把這些文件送請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說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時，徐錫成、陸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懷念的老朋友，不知他們近況如何?
這些信件能否發表?如何發表?可請上海的朋友們定奪。只是發表時要把提到的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他的說法來表達。這些話，不一定都發表。我復董邊那封信，提到黨的極左路線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大問題，公佈出去可能有用處。不着急。決定後請賜復。
祝好!王平權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給我的8份關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頭，將來可以作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歷史文獻全文發表。現擇其要點於下：
一、關於時間，王力稱，他到田家英住處的時間，「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發生了另一件事」。
二、關于田家英自殺的原因，王力說，「田家英為什麼被迫自殺呢?這有複雜的背景。因為我從1960年起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從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為止，所以對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說，「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歸咎於安子文這次談話，這不僅對安部長不公正，而且也違背歷史事實……這也貶低了田家英在同極左路線鬥爭中的地位。」王力還說，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佈，「是另一個人宣佈並執行的」。
我在訪問王力時，他曾這樣說：
家英被迫死去，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確方面的。極左路線的苗頭，從1956年開始出現，家英就積極抵制。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家英是少數幾個站在正確路線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產到戶並進行試點的人。1962年夏季，極左路線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會議上，家英是被點名批判為「右傾」的4個人之一。據我所知，家英是極個別的敢於當面批評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後落罵名。可惜，毛主席沒有聽取他的勸告，反而說家英是「沒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記錄)。
家英當面批評陳伯達是一貫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偽君子，因而遭到陳伯達的忌恨。陳伯達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說家英的壞話。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惡劣品質，藐視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幾個月里，江青策動了一系列嚴重打擊家英的措施，實際上把家英當做敵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對黨是重大損失。他如果不死，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幫助會是很大的。
關鋒談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採訪關鋒時，他也談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談田家英的死因。關鋒不願意錄音，再三徵得他的同意，錄了6盒磁帶。
關鋒跟我說起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毛澤東說了一段從政治上嚴厲批判《海瑞罷官》的「最高指示」的來歷。關鋒說，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田家英談話。談話從上午九時一直談到十二時。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及了前些天發表的兩篇文章，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毛澤東說的一段話，後來被用黑體字印在成千上萬份報刊上，被作為「最高指示」背誦：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兩個根本對立的文件》，《紅旗》雜誌1967年第6期社論。)
據關鋒回憶，1965年4月，毛澤東在長沙時曾找5個人——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田家英談話。半年之後，毛澤東在杭州，又找這5人談話。當時，陳伯達已在杭州，住在大華飯店。關鋒和胡繩、艾思奇、田家英於11月中旬飛抵杭州。
毛澤東找他們，為的是要商談「幹部必讀」的六本書，即為《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的中譯本寫序言。毛澤東已準備自己動手為《共產黨宣言》寫序言。就在這時，毛澤東和陳伯達忽然離開杭州，聽說去上海了。後來關鋒才知道，他們去上海出席「解決羅瑞卿」的那次緊急會議。毛返回杭州後，召集5人開會。一見面，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毛澤東抽着煙，不停地談着。艾思奇和關鋒擔任記錄，好在毛講話速度不快，而且中間因抽煙往往有停頓，艾和關幾乎記下毛的每一句話。毛澤東談笑風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談對六本書的序言寫作的一些意見，然後談及為他編的《語錄》。
毛澤東的這段話，既表明了他對姚文元文章的評價，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姚文經過幾次三番修改後，並未送毛澤東審閱，就由江青、張春橋決定，在《文匯報》上發表。因為倘若最後的修改稿經毛澤東審閱，他怎麼會說「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呢?他勢必會說出他的這些意見，姚文元當會照毛澤東的意見在文中點明《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倒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發明」權乃屬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澤東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罷官》，毛澤東依然沒有應允。江青求助於她的老同鄉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說江青要批《海瑞罷官》，反而會使毛澤東投反對票。他擅長於「上綱」，煽動道：「主席，您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您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戲劇進行反黨活動。吳晗的《海瑞罷官》，其實就影射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官。這齣戲是貨真價實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澤東剛剛說畢那一席話，陳伯達迅即把毛澤東關於姚文元文章的評論，轉告了江青。「主席這麼重要的指示，要趕緊向全黨傳達。叫田家英馬上把談話記錄稿整理出來!」江青催促道。
43歲的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已經工作了17個年頭。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澤東講話的任務，而現場記錄是艾思奇和關鋒，他就只好說：「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關鋒是快筆頭，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的談話紀要。對於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話，他照錄不誤。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後，把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話刪去了。紀要印出來，陳伯達一看，冒火了。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跳腳了。江青馬上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當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刪的，怒不可遏地罵道：「老右傾!」
田家英刪去了那段話，後來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當然，田家英之死還有其他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導致田自殺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這樣，關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但是，關於這一事件卻有着各種各樣的說法。
儘管關鋒是田家英的冤家對頭，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畢竟是重要的當事人之一，他的敘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陳伯達避談田家英
在陳伯達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採訪他。眾所周知，他雖與田家英共事多年，但與田相左。所以他不願意多談田家英。陳伯達說，關鋒所講的記錄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刪去毛澤東關於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話，是確鑿無疑的。
陳伯達早年與田家英的關係還算不錯。陳伯達與諸有仁離婚之後，與余文菲結合，生了一個兒子，田家英建議他為這個兒子取名陳小農──因為長子取名陳小達，就沿用這「小」字輩，而當時田家英分管農業，所以建議取名陳小農。(陳小農長大之後，覺得人家還稱他「小農」，不舒服。於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戶口從石家莊遷往北京的時候，改名陳曉農——作者注)陳伯達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賞包世臣的一句話：「每臨行文，必慎所許，恆慮一字苟下，重誣後世。」(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一書中，將「恆慮一字苟下」誤排為「恆慮一文苟下」。)意思是說寫文章必須慎重，一個字的疏忽都會給後世造成嚴重的後果。其實，包世臣此言，出自《與陳孝廉金城書》，即寫給陳金城的信。陳金城乃陳伯達的曾祖父。
解放後，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陳伯達常從田家英那裏摸毛澤東的動向。毛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以便從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慣他的這一套，跟他的關係開始緊張。陳伯達秘書姚洛跟田家英有些來往，陳伯達馬上就很敏感，懷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後搞他。他對姚洛說：「有人反映，你在背後搞你的『老闆』!」後來，姚洛被調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麼關係?!」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走的真正原因：原來，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調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
與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們聊了兩個小時，直至中午12時整，有人來叫他吃中飯為止。
我跟戚本禹的談話無拘無束。他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各種書報都看。尤其關於「文革」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他提到了香港報紙的一些報道，認為那是胡吹。他說，一家香港報紙稱他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等，他告訴我，他根本沒上過大學。他又提到四川一家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據說是「紀實」，實際上違背事實。那篇文章寫了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談及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兩篇文章。那篇文章說，毛澤東談話時，戚本禹在側……戚本禹告訴我，他當時並不在杭州。當時「在側」的是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訴他，我請關鋒談了毛澤東那次杭州談話的情況。戚本禹說，關鋒的話是可靠的。毛澤東在杭州談話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時，關鋒在座，他不在座。因此，關鋒的回憶是很重要的，是當事人。
戚本禹說，像你這樣採訪當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對我說：「我是學歷史的，自己又有過那麼一段曲折的歷史。我的歷史教訓是，寫文章要實事求是，這樣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你現在做的工作，是歷史學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問我：「從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況的，可是，有時往往避開某些事實不談——這可能因為你的文章要公開發表，而要在現在公開發表，有些事不便談，不得不這麼做。」
我說是有這樣的情況。
「道義之交」李銳的回憶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兩度訪問李銳，他稱他與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義之交」。
李銳調到北京工作之後，決心「棄文從工」。不料，《中國青年》雜誌得知李銳寫了《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要在雜誌上連載。當然，在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上連載關於毛澤東生平的文章，相當慎重。李銳推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把關」。於是《中國青年》編輯部就請田家英審稿，然後在《中國青年》上連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李銳推薦田家英來「把關」，是因為兩人有着深厚的友誼。他們相識於延安。當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稱呼同志一家人」。李銳在延安擔任《解放日報》評論部組長，田家英則喜歡給《解放日報》寫文章，差不多都是經李銳之手發表的。他倆意氣相投，很快就成了摯友。
1957年8月，《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了上百萬冊。毛澤東是否從這個時候開始注意李銳，不得而知。
李銳與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銳回憶說：
經常與田家英議論時政，憂心國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這是真正的交心，當然也是危險的交心。所謂「危險的交心」，就是有時難免對主公(這是我們談話時，他對毛澤東的尊稱)有所議論：除談論老人家獨到的長處外，還談到短處。如說主公有任性之處，這是他有次同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談到深夜時兩人的同感。他還談到主公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
李銳還憶及田家英一段尖銳的話：
他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公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這是我們不止一次談論過的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事);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第三條他感觸最深，談過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況。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銳與田家英的「危險談話」被人揭發，李銳遭到了批判。但李銳宣稱那三條是他說的，田家英才涉險過關。從廬山回到北京後，田家英特地給李銳打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據李銳說：「不幸被人聽見，幾天之後，我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採訪李銳時，曾經問他，這「不幸被人聽見」是指誰?李銳的回答使我非常吃驚：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銳一樣有着頗深的革命資歷：1937年8月16歲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調入重慶中共南方局黨報《新華日報》任記者，18歲的她單純而活潑，深受周恩來夫婦喜愛。然而在李銳「落難」時，范元甄居然向有關部門打小報告，把田家英也牽涉其中。田家英與李銳的關係如此密切，引起有關部門注意，從而懷疑在廬山上李銳宣稱那三條是他說的實際上是為田家英開脫，從此使毛澤東對田家英產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殺的禍根，恐怕也就在這時埋下。
「文革」傳單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後，由於他的情況特殊，並未在報刊上受到公開點名批判。「中央首長」接見紅衛兵、造反派講話時，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間種種「中央首長講話」，發現談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國政協禮堂接見北京農業大學師生時，在談到包產到戶時，這樣點名批判田家英：「農辦的領導人田家英，一個反革命分子……很積極的。這個人已經被揪出來了……」
從戚本禹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給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過，戚本禹只說田家英「被揪出來了」，並未說已經自殺。
1967年4月30日，陳伯達、戚本禹接待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時，戚本禹在講話中又談及田家英：
還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壞事，他提出「劉公還不造反哪?」所謂劉公就是劉少奇啊!「反了吧!還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來。
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劉少奇聯繫在一起進行「批判」。
當時，就連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寫給中南海革命群眾的檢查中，提及田家英時，也不得不按照當時的「流行語」，稱田家英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園是1963年11月，當時中央的第二個十條即關於農村社教運動若干政策的規定(草案)才發出，(直到1966年5月間揭發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後，我才知道這第二個十條(草案)是彭真跑了幾個省以後，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開透露田家英自殺，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總理與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時的講話。這次接見，主要是談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即「王、關、戚」)。周恩來說：
戚本禹是個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動能力很強。他無孔不鑽，文化方面他鑽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讓他去，他硬要去。他還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廠也到了，工廠到二七車輛廠、首鋼……楊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滿意，大樹特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後來登在第二版上，楊成武還不滿意。戚本禹道歉，王力還給送像章慰問。互相勾結，暗地活動，以後才揭發出來。在中央辦公廳有彭、陸、楊還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派人搜他們的東西，別人的東西都收回來了，就田家英的沒有收回來。有主席的手稿，丟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殺滅口。
從當年「文革傳單」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為「中央首長」點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當戚本禹被打倒之後，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