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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中國為何不會出現斷崖式崩潰

當支撐中國社會的四根支柱當中有三根傾塌之時,中共維繫極權統治只會越來越依賴政府的強管制。這種政治邏輯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財政危機,底層的暴力才有獲勝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亂中,離權力最近的軍事力量接管。在多種可能中,中國成為「失敗國家」的可能性並不很低。

四、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歷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幾個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際遇到異族入侵而滅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蘇聯全力扶持下戰勝國民黨而奪取政權的,前蘇聯更是在美國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內外壓力煎迫之下而崩潰的。因為這些歷史經驗,中共政府一直都將外部力量對中國施加的影響稱之為“和平演變”,從2005年起改稱“顏色革命”,加以嚴厲防範。與周邊9個國家的領土糾紛,雖然有些摩擦,但雙方都知道不太可能引起全局性衝突。

我多次說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演變趨勢,必須考慮國際因素這個變量。這種“和平演變”當然有,但從其實際效果來看,中共實屬體制性過度防範。事實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與前蘇聯時期完全不同。據前年的數據,全球現在共有168個國家與中國有經貿投資關係:發展中國家需要中共的投資、依賴中國對本國礦產資源的需求、援助等;發達國家如美、歐、加、澳需要與中國多方經濟合作。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並非前蘇聯在國際社會中的狀態(當時前蘇聯只與社會主義國家有貿易來往與經援關係),這種錯綜複雜的經濟關係,任何一國要對中國進行所謂經濟制裁,都會陷入“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之境。幾乎讓所謂經濟制裁無從入手。且不說從2009年以來指望中國救命的歐盟,就以中國視為外部勢力的總頭目美國來說,也從來不是中國政府渲染的“敵對勢力”。

1、美國對華政策的八字方針

美國自從基辛格主掌對華外交開始,經過20多年交往,終於磨礪出一套對華政策理念,並被濃縮為八個字的務實方針,即“接觸、合作、影響、改變”,收縮性極大。比爾·克林頓總統當政以來,將這一原則定為兩條主線:經濟往來為主,人權為輔,此後這一原則從未改變,只不過有時候主要是“接觸、合作”,在可能的時候施加“影響”,比如向中國派出許多非政府組織(NGO),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但最後的結果證明:接觸一直是雙方所需,合作關係經常變化,有時是重要的“合作夥伴”,有時候是“戰略夥伴”,但“改變”中國的作用甚微。(見何清漣《美國減少外援牽動國際政治神經》,VOA,2017年3月17日)

美國試圖影響、改變中國的實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國的各種NGO。

美國在克林頓時期,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出現過一段短暫的“蜜月”。克林頓時期伊始,美國確定人權外交方略,合作主要是通過NGO組織進行,以美國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各種各樣的NGO先後進入中國。

中國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個謎。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報告曾估計總數在1萬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國NGO,約佔總數四成。美國顯然是希望通過大量NGO進入中國開展“接觸、合作”,達到“影響、改變”之目的,因此選擇的中方合作機構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種機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Spires)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這一事實。

安子傑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的統計歸類分析,2002年到2009年間,美國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3億美元(不含港澳台),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中國的學術機構都是官辦)、政府部門、官方NGO的資金分別佔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佔到了總額的86.01%,而草根NGO獲得的捐助只佔5.61%。

但這種受控制的“合作”近年來也被迫中止。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發表為國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講話之後,國安委部署摸底調查在華境外NGO,制訂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軟硬齊來,最終讓7000多個由外國資助的NGO在中國無法生存。

2、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對以往這類項目的評估是:“美國、經合組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鑒於奧巴馬總統留下20萬億美元巨額債務,新政府將削減開支,國務院的預算據說將縮減三分之一,所有援外項目將受到新總統和國務卿的仔細審查,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

中國正好屬於“產權不清、法治不倡、高度腐敗”的專制國家,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極可能被停止。中國國內對此的反應是發表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併火爆網絡。與此同時,另一條重大消息,即英國首相特雷莎·梅2017年1月26日在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干預失敗,“英美干預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話其實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本應引起世界關注,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忽視了。

中國政府對“顏色革命”的防範打擊,可以稱之為“體制性過度防範”,指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軍事干預“解放中國人民”,當然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中國的問題最終還得讓中國自身來解決。

五、中國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無論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對於中國的鄰國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不是中共政權什麼時候崩潰,而是一旦中共政權退出歷史舞台之後,中國是否具備相應的社會重建能力,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未來,還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的穩定。

對中國來說,有些問題可能通過民主化得到解決,比如政治權利問題;但有些問題在民主化之後還會繼續嚴重困擾中國,如同中東北非四國(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一樣,比如失業問題。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還多出一些自身的問題,比如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資源高度對外依賴、人口十倍於那四國人口的總和。

僅舉三項最基礎的資源需求,就可以知道中國經濟有多脆弱:

2014年中國石油凈進口約為3.08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9.5%。

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在2014年就下降至87%,全部農產品的自給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

中國大陸人口13.83億(不包括香港澳門)。捲入“阿拉伯之春”的四國人口(2013年)其計1.22億,不到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這四國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後產生了ISIS,敘利亞至今仍處戰火之中,其餘三國亦未恢復到革命之前的水平,高失業依舊,大量無業可就的青壯年人口成了社會不安定因素,被敘利亞等伊斯蘭國家的難民潮淹沒之下的歐洲大陸已經喪失了安全。

有“阿拉伯之春”的經驗在前,幾乎沒有人希望中國這個人口第一大國再發生什麼導致社會嚴重失序的革命。這就是奧巴馬做了兩任美國總統,持續干預中東事務,卻認定“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的原因。川普總統在競選時就承諾過,他當總統之後,對外將放棄意識形態鬥爭,而他也是這麼做的。

六、中國將以什麼方式解決自身問題?

人類歷史上,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只有三大類:

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在中國1919年之前,中國推倒重來的革命是農民革命,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更是徹底顛倒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的暴力革命;

二是帝國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採用對外擴張的戰爭,試圖改變局面。

第三類則是凱恩斯主義出現後的國家干預下的資本主義危機解決方式。這方式早就成為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主流方式,歐盟持續擴大債務上限、美國發行國債都屬於這一類別。

在三種解決危機的方法當中,第二種方式,即對外擴張,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遠非對外擴張、只是輸出過剩產能的“一帶一路”計劃本來深受不少國家歡迎,但一聽說中國將用本幣(人民幣)對外投資,各國熱情立刻消減;近年來通過貨幣量化寬鬆及財政擴張政策加大政府投資,算是實施第三種方式,但最後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加大了金融風險,目前正在加大整頓力度。

在官方意識形態將近70年的持續培養下,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與第一種即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念最為貼近,幾乎天然地會選擇第一種。

中國30多年來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於集中的不平等狀況。北大《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表明: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馬克思主義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於剝削與特權掠奪,佔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窮人太多,就必然導致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因而經濟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潰。既然認為這種周期性危機或長期蕭條是極小部分人壓榨絕大部分人的必然結果,那麼解決的方法便是消滅統治階級、推倒社會秩序,重新來過。

也就是說,當支撐中國社會的四根支柱當中有三根傾塌之時,中共維繫極權統治只會越來越依賴政府的強管制。這種政治邏輯之下,只有中共遇到不可克服的財政危機,底層的暴力才有獲勝的可能,但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片混亂中,離權力最近的軍事力量接管。在多種可能中,中國成為“失敗國家”的可能性並不很低。根據現狀推演,這種全局性的財政危機大概在最近的10-20年內不會出現。這一時段之後,則超出了邏輯推演的範圍。

以上分析,只是我對中國現狀的觀察,並非本人對第一種方式有偏好。這種情況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潰而不崩的中國現狀,讓社會各階層都活得焦慮或痛苦,沒有誰得到春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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