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在洞庭湖邊的一個小縣城，走出了三位年青的勇士，演出了一幕現代版的《荊軻剌秦王》的故事。這三位勇士是湖南瀏陽縣人，一個叫余志堅；一個叫喻東嶽；另一個叫魯德成。
他們的壯舉就是幹了一件轟動中外的事，將裝滿顏料的雞蛋及墨水瓶投向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毛魔巨幅畫像上，並寫出「結束一黨專制，實現民主制度」；「把封建制度送進歷史的垃圾堆」；「五千年的專制到此可以結束；個人崇拜可以休矣！」的標語。
當時的北京，那些大學生們正將民運推向高潮，學生們也打着「反官倒」、「反老人政治」「要民主、要自由」口號標語，並且舉行絕食行動。然而，同樣是「要民主、要自由」，卻對民主自由的理解大相逕庭。
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發生了，這三位勇士萬萬沒有想到，當他們將「炮彈」投向毛的畫像時，卻被民運指揮部「高自聯」派來的大學生將他們抓住。這些所謂「民主鬥士」押着他們，要他們寫條子、按手印，聲明他們的行動與民主運動無關，並且強迫他們在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上聲明他們不是學生，也並非學生委派。當三位勇士聲明對自己的義舉負全部責任，即便如此，這些學生們仍不罷休，將他們扭送到專制政府的北京公安局。
三位勇士被高喊着民主口號的大學生們出賣了，這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之事。今天，當人們議論「8964」時，多數將注意力集中在當局「坦克鎮壓」上。我們不否認學生們的遭遇，也不乏同情他們。然而大多數人忘卻了「湖南三勇士」的悲慘結局（余志堅判無期徒刑；喻東嶽判20年；魯德成16年）更遺憾的是後來很少人對這件事作深層次的反思。值此之際，筆者想針對這件事對中國的民主啟蒙談一點看法。
一、從「89學潮」來看中國民眾民主覺醒之差距
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先生就論述過革命的「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問題。那些民主先驅者，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那些尚未覺醒者們不可思議的。當年的秋瑾、陳天華、黃花崗義士們還有後來的林昭的行為許多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就是這些先知先覺者用他們的頭顱和鮮血才能逐步喚醒民眾，將社會推向前進。而這些人的覺醒程度是與年齡沒有多少關係的。當時余志堅只有25歲；喻東嶽22歲；魯德成26歲，與那些大學生也差不多是同齡人，但他們對中國專制社會的認識，對獨裁者的憤恨，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卻與那些大學生們大相逕庭。嚴格地說，那些青年學子民主思想尚停留在蒙昧階段，他們所謂的要求民主自由只是一種趕時髦，對中國問題根本沒有深刻的認識，他們找不到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這與湖南「三勇士」的思想不在一個檔次上。當年，他們所謂的民主運動是一場不觸犯中共體制的補牆運動。他們高喊要民主自由，但不知民主自由的敵人是獨裁專制，而中共獨裁專制的代表者就是毛澤東。在別人將炮火對準中國最大的獨裁暴君時，這些學生卻成了獨裁者的「捍衛者」，演成了一幕絕大諷刺劇。時隔28年，當年民運人士現在已步入中老年，其中有人仍毫無反思，據悉當年參入扭送「三君子」的學生之一陶勇，後移民加拿大，化名陶短房，當余志堅去世消息傳出後，此人不僅拒絕道歉，還惡言惡語辱罵那些批評他的人。這的確是一種悲哀！
二、湖南「三勇士」的舉動代表了那場民運正確的方向
筆者曾經說過，中國的民主問題想繞過毛澤東這個「坎」是不行的。而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第一突破口就是對毛作徹底的清算。不清算毛，就勿須奢談民主，毛的殭屍橫亘在民主前進的大道上，就像釘子戶一樣，死死地釘在那裏，不剷除，就無法打通民主大道。毛已經成了專制、獨裁、暴君象徵，只要還把他的像掛在那裏，就表示不願意與封建專制徹底決裂。什麼時候清算了毛，中國的民主大門才算真正打開，否則，歷史的悲劇隨時可能重演。世界凡要走民主憲政的國家，首先一步就是對暴君的清算，只有掃除這個障礙，後面的路才能走下去。這是實踐已經證明了的。在這一點上，湖南三勇士看清了。他們一到北京，就很快發現學生們的民主抗議活動存在着很大的盲區。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必須徹底摒棄中共專制獨裁統治，把人們從愚昧中喚醒。要喚醒民眾，就首先要拿下懸的人民頭上的利刀，這把利刀就是躺在水晶棺的殭屍和天安門城牆的掛像。不拿下聖像，不砸碎枷鎖，中國人民永無出頭之日。於是，就直奔主題，將火力對準了毛，想以此喚醒學生，指出民運方向。在這方面，無論是他們的智慧和勇氣都讓那大學生汗顏。如果當時學生們受到「三勇士」的啟發，將運動的主流對準毛，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討毛運動，那麼，89民運將會是另一種結局，中國的歷史將會改變。筆者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根據的。
1、中共當局將會束手無策
因為在這之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雖肯定了毛的功績，但在歷史的幾個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徹底否定了毛澤東。而當時中共大多數文革挨整的幹部對毛的怨氣未消（從4000人大會參入者的情緒可以看出）他們尚未像今天認識到毛對他們既得利益的重要性。所以89民主運動對準毛還不會遭到大的反對。民運人士可以避開和當局直接衝突，借勢發力，將運動推向縱深。就像打仗一樣，要尋找突破口，若主攻方向不好攻的話，就先打側翼，這是一步絕妙的好棋，而被大學生破壞了。
2、89民運之所以沒有成功，重要一點是各地民眾沒有參入，工人農民們並沒發動起來
當時學生們將矛頭對準鄧小平，在我居住的城市，筆者看學生們遊行時，手裏拿個空瓶子敲打（意指小平），客觀地說，當年經過改革開放，民眾或多或少得到一些好處，人們對鄧尚有好感，特別是農民。相比來說，對毛的恨超過了對鄧的恨。如果當時將矛頭直接對準毛，可以發動更多的群眾。因毛的罪行許多老百姓已經知曉（如廬山會議整彭，三年大饑荒餓死人及發動文革）若此時此刻將毛的罪行繼續揭穿，可以獲得不少的群眾支持和同情。可那些幼稚的學生們根本不懂得這一點。記得當時我在火車站有意問學生，你們對毛和鄧怎麼評價？一位女學生說：那不能比，毛多麼偉大，他把親生兒子都送到朝鮮犧牲了……將此一看，北京「高自聯」扭送三勇士到公安局就不為奇怪了。
筆者有時想，這些學生都是上世紀70年代前後出生，沒經過文革時的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為何對毛如此迷信？可能是造神運動的流毒和家庭的影響造成的。
三、「三勇士」的遭遇對今天民主運動的啟示
89學潮已經過去28年了，今天我們回顧這場運動，它對我們有些什麼啟示，有那些歷史教訓？這是值得總結的。古人曰，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特別是在今天中國的民主進程步履維艱，更加應該意識到這一點。筆者是這樣認為的：
1、任何一次民主革命，必須要有精英領導
沒有精英領導必將是烏合之眾。89民運北京的「高自聯」里幾個學生領袖都是政治思想極不成熟的，他們對「湖南三勇士」的抓捕，證明了他們的幼稚無知。他們毫無策略，不會利用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只知沖沖打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孫中山利用民族主義思想發動民眾對準滿清政府。孫中山當時提出來的革命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驅除韃虜是指驅逐清政府不是滿族人恢復中華是指實現民族獨立，清朝滅亡後馬上改成了「五族共和」。孫將民族主義和政治革命和民權政治結合起來，民族主義是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目標聯繫在一起的，集中反映了民眾的共同願望，這樣就孤立了清王朝，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革命成功後，立即制定了中國第一部《臨時約法》。這就是策略。
2、要加速民主啟蒙的步伐
我們應當認識到歷史的局限性。不能以今天來要求當時的學生。每一個歷史時期精英畢竟是少數，但精英分子必須擔負起啟蒙的責任。特別是在今天中國處於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啟蒙工作尤為重要。當年如果中國像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這樣的人多起來的話，就不會出現那種「一邊高舉自由女神一邊保護毛澤東」的滑稽場面。
3、向專制者示好，不但得不到同情，相反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當時北京「高自聯」抓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實際是向中共暗送秋波，意思是向中共表明，我們的一切行為並非與你們為敵，而是反對你們的一些做法（如官倒），你看，我們都把反毛的人都抓起來了，難道是與你們作對嗎？學生們成了賈府的焦大，只不過是大罵小幫忙而已，然而，焦大的結局是被塞了一嘴馬糞；而學生們卻遭到的是機槍和坦克。筆者今天這樣說並非有絲毫幸災樂禍的意思，而是讓他們看清極權專制者的本性，在他們看來，不管是誰，只要觸犯到他們的政權，無論是惡意還是善意，都會毫不留情！當年57年反右，幾十萬被打成的右派分子，都在幫黨整風，沒有一個是惡意，不是照樣被毛澤東打入地獄嗎？那個寫《出身論》的遇羅克是惡意嗎？不是照樣槍斃嗎？
從以上的分析看出，在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上，可以講究策略；可以採取漸進的方法，但是不改變專制體制，一切都無從談起。妄圖在保存專制體制下的改革，將希望寄托在趙家人身上，實行民主憲政，現在看來是一種幻想。
湖南「三勇士」如今一人去世；一人移居加拿大；一人被逼瘋。這是歷史的悲劇，我們對於他們寄予無限地同情。然而他們當年的壯舉，尤為划過黑暗長空的一道閃電；一聲驚雷，響徹神州大地。時隔28年，他們的行為仍沒過時，我們今天仍然要繼續他們未竟事業，要將毛魔推向歷史的審判台，就像今天俄羅斯推倒列寧像一樣，到了這天，中國離民主憲政就為期不遠了。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