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澳大利亞人》6月24日的報道。今年3月當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澳大利亞時，一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問題：「你會去歡迎總理嗎？」這個討論不是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而是在中國最受歡迎的微信（WeChat）上。微信由科技巨人騰訊擁有。
在微信上，未經證實的傳言指向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和親中的澳大利亞促進和平統一委員會是該運動的主要老闆。不管誰在背後，為什麼在澳大利亞的一個集會要在一個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安排呢？
微信可能不被大多數的澳大利亞人所注意，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亞人使用的是美國的平台Facebook，但微信在澳大利亞佔有一席之地帶來令人不安的影響，特別是它使中共政府在澳大利亞境內審查澳大利亞公民。
要深究微信在澳大利亞的市場滲透並不容易。該公司不公佈統計數據，當聯繫該公司時，它在中國的總部辦公室不願透露。然而，在澳大利亞，幾家社交媒體公司紛紛用微信向澳大利亞人推銷產品和發信息。
這些微信的代理夥伴聲稱給他們提供了難以琢磨的市場數據。我與三人談話，他們引述說在澳大利亞活躍的微信用戶，平均每個月超過100萬人。一個人引述最近的數字是150萬人。
鑑於微信的用戶主要是用中文交流，這似乎是一個上限。
澳大利亞統計局2011年報告說有65萬人在家裏講中文（自2011年以來這個數字幾乎肯定會上升，還不算那些在家不講中文但能講中文的人）。
教育部在其最新的統計數據中報告澳大利亞有14萬中國留學生，澳大利亞旅遊局錄得今年至4月份有120萬中國遊客。
微信成功滲透在澳大利亞講中文的人口提出了幾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第一是中共政權正在對一大群澳大利亞國民及訪澳的留學生和遊客進行令人無法接受的審查。中國國內的在線和離線審查臭名昭著。不大為人們討論的是中國政府能夠將其審查制度延伸進澳大利亞。
去年，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所做的研究記錄了中共政府對微信用戶施加的廣泛而不易察覺的審查，其中包括攔截含有敏感詞的信息（例如天安門屠殺、自由亞洲電台）、被禁網站的連結（包括賭博、色情和批評中國政府的新聞網站）及含有被禁政治內容的圖片（例如有爭議的圖片事件包括打擊人權）。
用戶可能難以察覺這些審查。
例如，當一名用戶發送帶有敏感關鍵詞的消息時，他們不會得到提示說他們的信息被封；只是該信息不會在接收者那一端顯示。群聊里的審查機制遠遠比私信更為嚴格。這表明當局為防止大量信息傳播可能損害到中共而做的努力。
公民實驗室通過嚴格的測試能夠證明：最初用中國大陸流動電話號碼註冊的用戶，後來換到一個國際號碼，仍象回到中國那樣受到同樣的審查。這可能包括了眾多的澳大利亞旅遊者、中國移民（超過50萬的澳大利亞人是在中國出生）、學生、學者和商人。
雖然從澳大利亞建立新賬戶的用戶可以在微信上避免關鍵詞的審查，但他們仍然有些網站被封，並且隨着中共繼續在本國收緊審查，未來對海外用戶的審查可能會變。
第二個問題是中共可能如何利用微信在澳大利亞的成功進一步干涉澳大利亞內部事務。研究人員已經觀察到在澳大利亞的中文媒體在過去一二十年裏對中共政府的口氣軟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到澳大利亞的華人從前天安門時期的一代人到後天安門時期的一代人。也涉及相應的所有權的轉移。最近有這樣的說法，高達95%的澳大利亞中文報紙是由中國國有企業控制的。
中共（政府）未能成功地與早期的華人移民潮相連，它一直在更加殷勤的針對後天安門一代。中國問題專家Linda Jakobson和Bates Gill在他們最近的《中國很重要》（China Matters）一書中說，「參與和動員海外華僑是北京的外交政策戰略，尤其是軟實力的重要因素」。
那麼，中共如何利用微信在澳大利亞的成功來實現這些目標呢？2008年中國的奧運火炬傳遞，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被用大巴拉到坎培拉，去對抗抗議者，展示中共政府並不迴避它動員和資助澳大利亞華人來提升中共的地位。正如本文開始的那個例子也表明，其他高級別中共領導人訪問時也有類似的行動。微信深入廣大講中文的澳大利亞人，顯然，對於中共政府未來的努力，微信是一個方便的工具。
還有更險惡的潛在應用。正如Jakobson和Gill寫道：「中國大使館密切關注在澳的中國公民（例如學生）及澳大利亞華裔的不同政見行為。他們是通過培養華人社區裏的線人，這些線人願意把其他華人的政治活動、社交活動和信仰活動信息傳給大使館。這些信息被轉交給在中國的情報機構，如有必要，會採取行動。」
微信提供了更加簡練的監測海外公民和澳大利亞華裔的手段。
微信凸顯了隨着社交媒體的崛起，我們都面臨着新的審查世界這麼一個後果。雖然澳大利亞政府曾經確定了國內的審查標準，但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和公司在決定着澳大利亞人可以看到什麼和看不到什麼。
雖然這些社交平台不能阻止報紙、博客和其他人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但我們越來越多的是從這些社交平台上獲取新聞。因此，它們可以也正在做着信息內容的守門員。
一份2016年的德勤跟蹤調查（Deloitte tracking survey）發現，使用社交媒體作為主要消息來源的澳大利亞人的比例在12個月內翻了一番，達到近五分之一。這些平台越來越多地決定了我們讀取和觀看的內容。
中共常常要求其他國家不干涉中國內政。澳大利亞應期待中共同樣不應干涉澳大利亞內政，並堅持終結中共對澳大利亞人的審查。澳大利亞政府還應要求所有社交媒體公司公開它們的審查規則，作為在澳大利亞運作的一個條件。
原文連結：China’s censorship fingers reach into our cyber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