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婚戀花絮多多，自由戀愛、組織分配、歷盡坎坷、第三者插足、愛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劉嫁三王」，各有各的戲，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醫院王抗博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王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於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後，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於擁抱她的男人懷裏。延安屢鬧愛情風波，整風前結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並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丁玲：「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42]也還有火夫們強姦並殺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資源的缺乏，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根據最新資料，蕭軍與丁玲談過戀愛，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1920～，榆中縣長之女)訂婚後輾轉赴延，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談起戀愛。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到會，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44]
禁欲主義畢竟是紅色意識形態主旋律，「個人問題」終究與革命大目標有衝突——顧家難顧國、顧卿難顧黨，沉溺於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組織至上，個人問題再大也是小事。也有個別反例，體現了革命時期的「自由」，胡績偉就突破傳統娶了嫡親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婦還有一檔最麻煩的事——孩子。高幹有服務員給帶，或進保育院，一般幹部的孩子則很難進保育院。「女同志懷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輕夫婦李銳、范元甄，一邊是炮火連天的內戰與繁忙工作，一邊是麻煩日增的大肚子與哭聲不斷的新生兒，兩人不知吵了多少嘴、傷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書：「我什麼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燒。思前想後，只想把他勒死。我帶他已至毫無樂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傳統，嬰孩隨生隨送老鄉，且由組織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與陝公遷往前線，徐懋庸、劉蘊文夫婦隨行，新生一子，送給瓦窯堡居民。「解放後去信探問，經當地政府覆信，說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瀾生子，一個月後，「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石瀾有「特嫌」，要接受審查。[49]戰爭年代棄嬰尚可理解(賀子珍長征中棄女、張琴秋西路軍時期追兵在後棄子)[50]，延安時期再保留這一「革命傳統」，便帶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體現了「革命高於人權」的價值邏輯，屬於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烏雲。
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51]1949年進城後，不少中共幹部頂不住「糖衣炮彈」誘惑，蹬掉鄉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裏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萬件。[52]親歷者浩然(1932～2008)詳述共幹這一時段的「鳥槍換炮」：
邪氣是由那些吃上公糧、穿上幹部服和軍裝的農民們給攪和起來的。當初他們在村子裏干莊稼活的時候，又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着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後來共產黨在農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他們靠近革命，最終被卷進革命隊伍里。隨大流跟大幫地挨到勝利時期，他們竟然撈到一個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官職。地位變化，眼界開闊，接觸到年輕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腦袋裏滋生起喜新厭舊的毛病，就混水摸魚、乘風而上，紛紛起來帶頭「實踐」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編造諸般理由跟仍留在農村種地、帶孩子、養老人的媳婦打離婚。由於他們的行為，形成一種時興的社會風氣：凡是脫產在外邊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農村裏的媳婦鬧離婚，就被視為落後、保守、封建腦瓜，就沒臉見人，就在同志中間抬不起頭來。
我們的老縣長，年近半百，很追時髦。他在貫徹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縣直機關起帶頭作用，跟鄉下那位與他同甘共苦患難幾十年的老伴離婚之後，馬不停蹄地跟一個比他兒子還小若干歲的女青年幹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薊縣傳為新聞，傳為「佳話」，轟動一時，風光一時。有這麼一位領導做表率，縣直機關的男人們，不論年歲大小，不論原來的配偶與之感情如何，幾乎都比賽似地搶先進、追時興，吵吵嚷嚷跟鄉下的媳婦鬧離婚。
……縣委書記彭宏同志指責我思想「封建落後」，不捨得跟一個沒文化、梳着小纂的農民媳婦打離婚的事兒。[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進入「火紅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戀幸福度達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戀也隨着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與此後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54]舒同與石瀾結婚40年，夫妻關係一直十分緊張。石瀾：「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裏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55]
李南央評母：「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評：「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56]1950年的李銳，對夫妻生活退守於「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罵婆婆：「死，也沒什麼，只解放了許多人。」陳雲聽說李銳跪母：「這種母親還要她作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後，李銳白天在機關挨鬥，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在等着。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勵。1960年范元甄離婚不久，去看周恩來夫婦，吃飯時陳毅說：「老夫老妻離什麼婚呵?!」周恩來正色：「嗯，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來的理解頓感釋然。[57]
1994年，南京電台「今夜不設防」欄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訴的長信，一位離休女幹部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時代有一位才貌雙全的戀人——留日清華生。參加革命後，她向組織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組織嚴肅告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能調和的!」她大哭一場，只好將組織的意見信告戀人。不久，文工團的上級領導、某部長為她作媒，一位參加長征的正團幹部，大她14歲，已有一孩。她說：「我不找對象。」部長：「不行!」再曰：「那我轉業復員。」「也不行!」組織一次次找她談話，要她服從安排。她只得成為老紅軍的第三任妻子。
這位老紅軍農民出身，剛開始學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傷疤，忍受不了「戰鬥英雄」的暴躁性格——動輒「老子槍斃你!」一次將她從樓上打到樓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離婚，組織科長批評她：「他對革命有貢獻，對待革命功臣應該熱愛。你的小資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准離婚!你和他離了婚，他怎麼辦?誰跟他呢?」
長期憂鬱，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她多次提出離婚並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氣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法院轉給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不准離婚!要好好照顧老同志。」她只得含淚維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開飯。每晚等老頭看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廳看自己喜歡的歌舞戲曲或電視連續劇。年年歲歲，一出長長的啞劇。
改革開放後，55歲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機關提出離婚，還是不准。組織上說：「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話?將就着過吧。照顧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務!」她哭訴蒼天：「這是為什麼?」
長信播出後，感動了無數聽眾。此時，她還在醫院陪侍78歲的臨終丈夫，餵飯擦身、端屎端尿。老頭臨終前一遍遍問：「我死了以後，你還找不找老頭?」她不忍心傷害臨終者，咬咬牙：「我跟孫女過，你放心走吧。」老紅軍放心走了。當她得到黃宗英與80歲馮亦代的黃昏戀，再三感嘆：「我沒有這樣的膽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釋：
[41]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3月1日初版，頁14。
[42]丁玲：〈「三八節」有感〉，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39。
[44]黎辛口述，馬馳等整理：〈「文藝座談會主要圍繞兩個人」〉，載《社會科學報》(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9年10月第1版，頁343～354。
[46]李銳：〈我的延安經歷〉，載《爭鳴》(香港)2010年11月號，頁69。
[4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頁117。
[49]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93～97。
[50]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199。
[51]周錫瑞：〈「封建堡壘」中的革命：陝西米脂楊家溝〉，原載馮崇義等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頁9～10。轉引自岳謙厚、郝東升〈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的米脂地主經濟〉，載《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頁83。
[52]黃傳會《天下婚姻——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紀事》，文匯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頁99、103、211。
[53]浩然：《我的人生》，鄭實采寫，華藝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頁96、167。
[54]丹丹：〈「送爛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編着《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頁162。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340。
[55]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252。
[56]李南央：〈她終於解脫!〉，載《開放》(香港)2008年3月號，頁70、68。
[5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256、272、270、59。
[58]越牛：〈誰能告訴我……——一位離休女幹部的辛酸情愛史〉，原載《家庭》(廣州)1994年第4期。《文摘報》(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