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經濟法西斯
近期，北京最高權力當局多次申明要強化金融安全，以便保障存款人的利益。這個說辭迴避了一個重大問題——底層社會的信貸人權極為匱乏。
七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說過：「中國的經濟法西斯核心部位在於金融壟斷」，「很少有人注意到信貸的壟斷性首先破壞的是人們的發展權」。中共一直以此發展權高於普世人權來為自己的惡劣制度做辯護，然而今天底層社會的發展權已經陷入災難狀態。
一、在職人員開辦放貸公司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今年4月30日曾報道一位由河南到北京打工的四十歲農民郭文禮（音）的情況：他不可能有經濟能力在北京買房，很想回家做種植創業，同時他也感嘆「沒有貸款，我啥也做不了」。不僅普通農民無法獲得正常貸款，就是許多小型企業也是這樣。小企業無法獲得國家銀行的貸款，只能找名為投資擔保公司的高利貸機構借款。
按着2015年最高法院「法釋（18）號」文件的規定，民間借貸最高年化利率可達24%，雙方有特殊約定者可達36%。然而，在中國現有經濟狀況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小企業的年度毛利潤率可達到24%。五月上旬，我幫助寫民事訴訟答辯狀的老家發小、小企業主賈某（其親叔伯大爺曾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欠高利貸公司總裁300萬元，月息二分七，年化利率是32.4%，每月還8萬1千元利息。還了五個月利息（總計40.5萬）後，賈某再無能力承擔。
放貸方（原告）是一個以自然人身份出現的小額投資擔保公司，原告的代理律師在法庭上的陳述證明了這一點。事後，進一步了解得知：該自然人是一家農村信用聯社的在職職工，利用供職便利與幾個人開起了小額投資擔保公司。賈某的另外一位債權人高先生作為該案第三人參加訴訟，但高先生並不像放貸300萬的債主那樣兇惡（一定想奪走賈某的企業），他還十分坦率地告訴我：他是工商銀行的員工，兼職給一位退休行長（姓馬）打工。馬行長目前陷入了麻煩：由於有十幾筆貸款無法按期收回本息，存款人已經上門鬧事，如在他們的投資擔保公司里吃睡。
二、倒貸養肥大小金融權貴
高先生與馬行長吸收存款，月息是一分四四，放出貸款則是月息二分七。雖然投資擔保公司吸收公眾存款違法，但總比從國家銀行和信用社往外倒貸要人性得多。當然，我沒有證據證明高先生與馬行長的公司沒有倒貸；他們也有可能是既倒貸也吸收存款。
倒貸的基本方式是：那些退休的行長和科長們利用一家實體向自己工作過的銀行（或信用社）借到貸款，每次額度都比較大，加權人情費用與賬面利率的實質借貸成本一般在貸到總金額的8%以下，而後以24%至36%之間的年化率放出去。中間產生16%至24%的毛利，遠比做任何實業要嫌錢。還有，不少情況下，被借名的實體很可能就是個空殼，只有公司執照而無實際生產經營活動。
倒貸從一個偏遠的小縣城到一線大城市北上廣深是十分普遍的業務，而那些從銀行或信用社退休的行長與科長們則是名符其實的金融貴族，他們一邊拿着豐厚的退休工資，一邊在高利貸活動中博取巨額的昧心錢。他們也往往僱用黑社會勢力幫其催要過期貸款。
三、受害群體規模有好幾億
名義上的年化利率24%至36%不違法，在借貸合同上也能很好規避，其如上述賈某所承擔的32.4%年化利率大於24%、小於36%。但是，雙方一般有口頭約定：其一，一旦逾期，利率翻番（最高年化利率可以達到120%），並由黑社會勢力予以強制執行；其二，借貸合同很可能以實體買賣為名頭，其如《廠房與設備買賣協議》，當中設定的債務人搬出自己企業的期限實為貸款期限。
後一種情形表面上是以廠房與設備為抵押物的，但暗中針對的是債務人企業的土地使用權。賈某遭遇的情形即如此，並且，在法庭上，原告方拒不承認《廠房與設備買賣協議》是實質信貸合同的事實；當然，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不是借貸合同，還收了五個月利息」的事實。
大大小小的金融權貴製造了中國的信貸人權災難，間接的受害人是數以億計的郭文禮們。這類的農民工在中國已經達到2.8億人的規模。金融權貴倒貸排除了郭文禮們借到國家銀行與信用社低利率貸款的可能，而使用年化利率24%的民間借貸，種植創業或其他小型創業根本連利息都掙不夠。直接的受害者是賈某那樣的小業主，他不得不關閉工廠，等待法庭判決；還有，十幾名員工也等於失去了就業機會，成了信貸人權災難另一批受害者——這樣的受害者在全國的規模不會少於兩千萬人！
結語：貨幣變為坦克
北京最高權力當局不會關注信貸人權災難，它只關心自己的權力是否得以維持。簡言之，金融安全等同於頂尖權力分子們的政治安全；然而這很可能是一個難醒的夢魘。
在此，有請所有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人們記住這樣一個對比：一九八九年的血腥鎮壓，只是針對的少數社會精英，而今最高權力當局在以貨幣為坦克輾壓數以億計的底層社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