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城裏下館子都不要錢，別說吃你幾個爛西瓜」，《小兵張嘎》裏日本翻譯官這句話按照當下的語境翻譯出來就是，老子關幾家媒體都不在話下，別說封你幾個破微信公眾號。
說得多好，在人家地盤上賣西瓜，不得印銀宰割嗎？你害想咋地。誠如人民日報所說，「被關的賬號應自省，逃過的更應自檢」，這麼寬大的處理方式，不趕緊註冊個新號發一封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感謝信，就是你們不懂事了，學學人家任志強，沒事多寫思想匯報。至於自檢要到何種程度，我覺得不能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要求來，要向共產主義的標準看齊，至於什麼是共產主義自檢標準，可以參照這則蘇聯政治笑話：「共產主義實現時警察還存在嗎？」「當然不。那時候所有公民都已經學會自己逮捕自己了。」
小兵張嘎跟游擊隊長羅金保化妝成瓜農在路邊擺攤賣瓜，看到胖翻譯官走來，沒有拔腿就跑，反而大聲吆喝，可見居心不良。而胖翻譯官只是蹲下來吃了個西瓜，一沒有侵佔，二沒有驅趕，三沒有收保護費，更沒有把賣瓜的毆打致死然後搶奪屍體，可見，這是個有良知的好翻譯官。同樣，他們只是關了你的微信公眾號，而沒有像《法制日報》建議的那樣：一「嚴格執行網絡實名制並構建黑名單系統，防止被關閉違規賬號換個馬甲後死灰復燃」、二「要沒收這些違規賬號的非法所得，不能讓其從非法行為中獲利。」可見封你微信公眾號的人是帶着極大的善意的。另外一方面，景甜都沒有這麼恨那些被關的娛樂賬號，而《法制日報》卻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呵呵。
除了紙媒，本是同根生的自媒體也要趁機相煎一下子，一個自稱「互聯網魯迅」的自媒體人主張「咪蒙只是被禁言遠遠不夠，需要徹底封殺。而且應該做到微博、新媒體平台，全網封殺。」、「王五四這種人則刻意煽動民憤，甚至宣傳西方制度、西方文化，以此攻擊中國制度。這其實和賣國賊已經沒啥區別了。」、「在金錢的利誘之下，咪蒙、王五四還有一大批類似的自媒體都已經失去了做中國人的底線，完全忘記了中國法律，誤入中國制度、中國文化，帶壞年輕人。」拋開文中的邏輯錯誤和一些錯別字不談，這位自稱「中國最早的自媒體人」的自媒體人寫的文章，看得我都想自首了。這麼多年，我一直堅信，人蠢點賤點，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畢竟水母沒有腦沒有骨頭，也能活6.5億年。
很多微信用戶，微信公眾號的運營者，還有一些內容類的投資人，他們早已習慣時政類的微信公眾號被封，因為他們心裏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對黨政機關說三道四，封了抓了是正常的，他們心裏還有另外一種默契是只要我不碰敏感話題，就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他們至今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娛樂類的微信公號也會被封。這種心態像極了當年的「他這麼溫和理性的人也抓啊」，潛台詞是「那些觀點激進的人才該抓」，再說具體一點就是封」王五四「我能理解他活該，封」毒舌電影「我不理解他很冤枉。持這種心態和觀點的人很多，這些人心裏都清楚有關部門在侵害別人的合法權益，但同時又抱期望於他們尚存理智不會太胡搞。事實證明，大家想多了，他們封號、拿人從不需要什麼理由，更不需要對外解釋讓外界接受，他們就是赤裸裸的，他們的心態就是，老子在城裏下館子都不要錢，別說吃你幾個爛西瓜。
有人認為查封娛樂類的內容不利於社會統治，我能理解這種想法，畢竟Adolf Hitler說過，」不需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和批判力。只要給他們汽車摩托、美麗的明星、刺激的音樂、流行的服飾，以及對同伴的競爭意識就行了。……讓他們對批判國家、社會和領袖抱着一種憎惡。讓他們深信那是少數派和異端者的罪惡，讓他們認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國家敵人。「唐映紅老師也認為」封殺批評性言論，可以理解成排除異議；封殺社會評論性內容，也可以理解成肅清說三道四，統一思想，以利於眾志成城。而封殺娛樂八卦，就有些費解了。按說，娛樂八卦是一劑社會的麻醉劑，沉溺於其中的人是無害的。將娛樂八卦一封了之，而且恰好封殺的又是擁躉眾多的「大號」，從積極的方面來琢磨，是想消除這些低俗內容的影響力，為更重要的意識形態騰出注意力。「只不過意識形態這事，不是你想灌就能灌得進去的，就像即便所有的電視節目都只能放新聞聯播，人們依然可以選擇關上電視。
他封你幾個微信公號就像吃你幾個西瓜一樣，真不算什麼大事，又不是占你瓜田搶你瓜地，只是吃相稍微難看一點而已。自媒體人不必哭喪着臉，氣氛緊張但也沒到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期那樣，而且氣氛壓抑的大環境，容易生產出優秀的文藝作品，就像當年蘇聯民間的政治笑話在壓抑當中發生井噴。美國人布魯斯·亞當斯曾在《俄國的微弱反抗》中收集了總共794則蘇聯政治笑話，其中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就有211則，此時的政治笑話不僅產量大，而且流傳速度奇快，在斯大林時代，一則政治笑話傳遍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概需要兩到三天，而在1970年，克格勃對蔓延在社會上的政治笑話做了一番調查，結論是」一則政治笑話只需要6到8個小時就可以傳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
在那時的蘇聯，創作政治笑話不僅被官方視為低俗的自媒體行為，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1966年9月15日，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對刑法第190條作了幾項增補：」以口頭形式散佈詆毀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顯謊言，以及書面形式創作同樣內容的作品，處以剝奪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勞動營改造一年，或處以100盧布的罰款。「但到底什麼算是明顯謊言？這件事情，律師說了不算，甚至連法官說了也不算，一切解釋權都歸蘇聯政府最寶貝的機關——克格勃所有。克格勃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專門局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這個第五局當年有兩萬多名工作人員，工作」卓有成效「，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據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以反蘇宣傳和鼓動罪被判刑的有281人。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僅僅能把人送到勞改營，為了對付所有」思想顛覆分子「，他們甚至會動用國家資源對目標的名譽進行破壞，甚至將他們誣衊為」精神病「，然後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簽署自白書，承認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發佈了反蘇言論才有可能釋放——但這麼一來更坐實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後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這種瘋狂的政治精神病直到1988年才正式終止，而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經多達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萬人之多。而對於一些」小蝦米「，第五局則是進行威脅性的」預防警告「。光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克格勃第五局的就對58298人進行了預防警告，平均約每天53人（全國範圍），而20世紀70年代後頻率更高，1971年到1974年同樣3年之中，第五局對63108人進行了預防警告。
以上關於克格勃第五局的資料來源於互聯網。在克格勃第五局的嚴厲監製和壓迫之下，蘇聯成了一座壓抑心靈的大監獄，正如笑話所講，在克格勃監聽和思想控制下，誰也不敢表露心聲，誰也不敢得罪克格勃這個權力無限的機關，但也絕不會有人會喜歡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時，它已經在人民心目中墮落為最討厭的機關了。
回頭看看蘇聯的歷史不難發現，當年那些權力部門以及個人，他們打着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旗號，肆意妄為，踐踏人權，中飽私囊，實際上他們當中並沒有人真正願意為這個國家和人民負責，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他們天天阿諛奉承，滿嘴都是正能量，但心裏對國家前途命運都不抱希望，他們的心思都放在個人的利益得失上，當時的蘇聯，從上到下有多少這樣的正能量，國家就會有多少隱患。他們做出了那麼多荒誕而可笑的事情，唯一為這個國家和人民留下的財富就是那些政治笑話，至今讀起，活色生香。
《白鹿原》裏，白嘉軒的媽擔心新婚孫子白孝文縱慾過度，就天天去窗戶根喊：」孝文，咱是讀書人，咱要幹大事。「孝文沉迷其中，回的是」婆，我睡自己媳婦不行啊？」讀書人未必一定就要幹大事，未必一定就能幹成大事，但你讀了書就會知道，什麼事不能做，什麼事不屑做，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什麼事必須做，這些事註定掙不到錢，甚至還會虧錢或者送命，但你必須去做。自媒體人也算半個讀書人，不要欺負我們讀書人。
我一個朋友說，控制人口這事，計生辦之後，最牛的就是網信辦了，前者控制人，後者控制口。最後，祝網信辦越辦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