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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之秋後算賬 文化部下有對策 王蒙辭職不見戒嚴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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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候與小氣候:儘管政治大氣候嚴酷,但仍然有堅強不屈者,軍界有三十八軍的軍長徐勤先抗命,文化界有王蒙稱病不慰問戒嚴部隊,還有更多的人辭職或退黨,他們堅守自我信念,不畏政治暴力。而當時的許多單位,冒着各種風險,保護參與學潮的學生或職員,使更多的人免於被政治迫害。

1989年六月,北京一條街道上,一名戴手銬的男子被士兵帶走。

我的同學六月中旬從北京坐車回家途中,途經鄰縣時,被當地警察盤查,發現是來自北京的學生,立即拘審,因沒有發現證據(傳單之類),第二天釋放,而我七月中旬被通知回京返校接受教育,到合肥火車站時,因為當天沒有車票,就在車站邊購買了票販子車座號(車票上粘貼的座位號),被聯防人員抓住,他們第一句話就是:又抓到一位學生。他們搜查我的包裹與衣物,沒有發現證據,只好釋放我,當他們搜查我隨身小包時,我非常緊張,因為我回家時,包里收藏了一些傳單,留做紀念。後來才知道,家人早已將其燒毀掉了。

火車一入北京城區,頓感氣氛肅殺,整個北京處於戒嚴狀態,火車道口均站着荷槍實彈的士兵,大街上看到的人,明顯看出某種壓抑與不安。

但單位的小環境,卻回異於社會大環境。中國藝術研究院屬於文化部,院長是文化部部長王蒙兼任,但王蒙在這歷史關鍵時刻突然「生病」了,並「因病」沒有去看望戒嚴部隊,他是唯一沒有去看望戒嚴部隊的部長,繼而「因病」而辭去文化部長的職務,當時的王蒙因此贏得了整個文化界的敬意。不僅如此,文化部系統因此沒有受到嚴酷的整肅。

先說說單位對研究生部的處理,當時的研究生只有十一名,一年一度的進修生基本完成進修回到原單位,所以對參與學潮的學生的教育只針對我們在校的研究生們。藝術研究院薛副院長主持對學生六四之後的訓導,但口氣非常溫和,理解學生反腐敗的願望,但應該通過更好的方式,做學生應該以學習為主,云云。他最後宣佈:為了加強對同學們愛國主義傳統教育,單位決定,讓同學們到電影資料館(小放映室)看一周的愛國電影,包括小城故事、一江春水向東流、重慶談判等等;二是到北戴河進行為期一周的愛祖國體驗教育。與其說這是對我們的訓教活動,不如說是對我們一次精神撫慰。

單位為什麼會如此寬厚對待學生?因為文化部沒有高壓,還因為當時的院領導是李希凡、劉穎南等均有右派或受文革衝擊的經歷,他們對八九民運整個過程都的觀察與認同,內心是支持學生的,當研究生為廣場學生籌款時,院領導們都慷慨解囊,六四之後上級開始秋後算賬,院領導們必然要用自己的方式,來保護學生,同時給上級一個交代,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另類呈現。

當時聽說一位學生到保衛處那兒匯報,一位博士生在整個運動中是召集人,還有六四之後,仍有人前往廣場附近參與抗議活動,但保衛處讓這位舉報人提供物證,否則就要追究他的責任,這位舉報人灰溜溜地不敢再言語。

單位基本可以控制單位內部事宜,超出單位範疇的舉報,問題就嚴重了,因為警方會直接過問追究。

六四之後,本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著名學者田青研究員在上海音樂學院講演六四真相,受上海方面舉報,田青入獄,被判刑,本院馬文所著名青年學人萬同林,在武漢大學參加會議期間散發了一些北京民運的傳單,被武漢大學舉報,萬同林一直被警方定期約談,最終被解除公職。一位在文化部任職的上屆畢業生因參與遊行,被調離文化部,到藝術研究院做研究(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保護),全院每一個參與遊行示威者寫檢查交待,特別是黨員、戒嚴之後還參與示威者,重點檢查。但我一直沒有寫檢查,相關部門追我的檢查書一直追了近三年時間,直到畢業之後,但我一直沒有寫。畢業之時,我沒有被留院,後來通過導師程代煕先生的努力,才獲得機會到雜誌社做編輯。

性情剛烈的戲研所所長蘇國榮先生憤而辭去所長(副局級)職務,一些其它單位傳來的消息更令人難過,有單位年輕人因在單位黑板上寫下「打倒李鵬」,被下放到外地,還有人因撿拾了士兵物資,被拘捕,最嚴重的聽說被槍斃,北京各大學當屆畢業生,多不能留京工作,一些留京工作的,則被安排到工廠企業單位,秋季大學開學之時軍訓也成為慣例,對大學生思想與行為都更加嚴格管制。大量軍轉幹部被安排在宣傳、文化、教育部門,讓他們成為思想文化教育界的監守者。

鄧小平說,八九民運是因為教育的失敗,他不深刻檢省自己沒有及時推動政改,是政治腐敗造成了社會不滿與示威,卻將問題推到教育身上。這樣,思想與教育界全面左轉,黨組織對學生無微不至地洗腦與控制,八九之後,教育與思想領域保守退化嚴重。直到今天,宣傳系與教育系仍然是反普世價值、反民主憲政的堡壘與重鎮。

思考之一:八九六四之後的秋後算賬,終結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與希望,讓中國政治進入又一個寒冬,八十年代是生產與生活回歸常識、常態的年代,但在政治與市場經濟層面,並沒有回歸常識與常態,正是因為政治領域與市場經濟沒有自由開放,所以才造成了政治腐敗與民主運動,但鄧小平九二南巡,只開放了市場經濟,政治改革仍然固步不前。這樣的政治高壓一直持續到今天,引發大面積的腐敗與嚴重的社會問題。八九六四之後的政治清洗,鄧小平不僅在精神氣質上終結了中國八十年代希望之春,還通過清洗改革派、禁言思想者,使大量知識精英流亡或失業,這意味着政治文明與思想領域的進步與改變,又要滯後十年二十年,甚至更漫長的時間。

思考之二:大氣候與小氣候:儘管政治大氣候嚴酷,但仍然有堅強不屈者,軍界有三十八軍的軍長徐勤先抗命,文化界有王蒙稱病不慰問戒嚴部隊,還有更多的人辭職或退黨,他們堅守自我信念,不畏政治暴力。而當時的許多單位,冒着各種風險,保護參與學潮的學生或職員,使更多的人免於被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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