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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昌寶:1979年務虛會上 中共高幹們批毛刺黨

——言論尺度和價值評判 不應低估的「理論務虛會」

李秀林喺一月二十四日小組會上講:人民要自由,我們應該比資本主義更自由;人民要人權,我們應該比資本主義的人權更高更多。民主要發展,思想要解放,這是人民的需要,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 李洪林講:資產階級民主還允許批評總統、議員,我們的領導人點解批評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義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加以美化,難怪佢害驚資產階級,害驚人民民主。

以史為鑑

七九年理論務虛會的意義

很長一段時間,學界喺描述或議論一九七九年初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時,常常想當然地認為,那些體制中人喺「極左」(極權主義)環境依然盛行時能講出乜嘢驚人的高論,充其量不過是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致華國鋒、葉劍英並黨中央的信中提及的「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華國鋒喺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中闡釋的「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體系」;胡耀邦喺理論務虛會的引言中講的「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重新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基礎上來,重申毛澤東同志一貫強調的社會實踐喺唯物辯證論的認識論中的第一的地位」,也不過是兩年後最終形成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已。

不錯,縱觀整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多數人的聲音還是圍繞着如何闡釋毛澤東思想,如何切割毛澤東本人的言行與毛澤東思想,如何喺新的歷史時期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後來主流歷史敘事的層次,但是如果全面地盤點和掃描《簡報》,可以講,離經叛道的觀點和不合時宜的言論仍然不勝枚舉。

例如胡耀邦當年就隱晦地提出:對毛澤東唔好匆忙評價,但是理論上的是非問題要討論,比如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從哪裡來的?文革前是否存喺「左」的傾向,像反右鬥爭、四清等。(總010,《理論工作務虛會簡報》,下同)

反思三十年個人崇拜的惡果

丁偉志喺一月二十三日小組會上發言講:不只是要總結文革,而且要總結三十年。建國三十年來,很多是非問題沒有澄清。三中全會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問題還很多,很有必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時期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澄清重大是非,統一全黨認識。(總050)

何匡曾追問過:文化大革命執行的究竟是乜嘢路線?幾個小丑點解能夠長期橫行無忌?這和毛主席的左傾有關係。(總035)

張光年喺一月二十二日下午針對熊復的發言講:你把《紅旗》辦成黨內外沒有人要看的刊物,黨的中央理論刊物和群眾咁大的距離,大家討厭它、罵它,簡直是威信掃地,我們實喺搞不清楚,這到底是點解?(總041)

丁偉志喺一月二十三日小組發言講:群眾點解對《紅旗》那麼反感?就是因為它滿篇官腔,一派假話。(總050)

當然,更強烈的質疑和批判的聲音還喺後面。

例如來自安徽的張春漢喺發言中講:三中全會公報講「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可推敲推敲。按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新中國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性。當然,領導的正確可以快一點,否則就慢一點。有同志建議提:「沒有毛主席的領導,就沒有今天的新中國」比較好。(總013)

吳亮平喺二月十四日小組會上的發言:我們的監獄活活把人整死、整殘,真是令人髮指,我們的監獄連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監獄都不如。簡直是獸道主義,法西斯的那一套。(總237)

昔日太陽社的李初梨喺發言中講:從「兩個凡是」出發,置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於不顧,不許人們總結歷史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因而喺新的長征途中,難於邁出新的一步。你要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嗎?那就是「丟刀子」、「砍紅旗」、「非毛化」、「否定文化大革命」。你要解放思想嗎?佢就要禁錮人們的思想,搞愚民政策。(總012)

民主人權融入會議討論

吳明瑜喺十九日上午小組會上講:現代化的東西喺哪裡?現喺是喺國外。我們不向人哋做調查,唔去向人哋學習,我們就不會懂得現代化,不會搞現代化建設。(總006)

邢賁思喺二十二日小組會講:「四人幫」被粉碎的兩年多的歷史證明它的陰魂並沒有散,「四人幫」的那一條思想路線並沒有隨着佢們的覆滅而退出歷史舞台。這一條思想路線的實質,就是反對實事求是,反對一切從實際出發。(總031)

王桂五喺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小組會講:我們的國家是並不完善的無產階級國家,主要的問題就是缺乏民主,民主沒有形成制度,人民沒有真正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實行民主的關鍵,就是要實行民選幹部,不搞英雄史觀。(總057)

季德吉喺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小組會講:我們沒有經驗,需要付出學費。進城初,沒經驗,三年恢復時期,搞得很好,點解越搞越沒經驗,學費老付不完?要正確總結經驗,就必須發揚民主,提倡講老實話。而這些年來,黨的生活遭到很大破壞,邊個敢講真話?!(總064)

李秀林喺一月二十四日小組會上講:人民要自由,我們應該比資本主義更自由;人民要人權,我們應該比資本主義的人權更高更多。民主要發展,思想要解放,這是人民的需要,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總062)

王家福講:個人迷信往往同權力過分集中是分不開的。黨政軍大權都喺一個人身上,喺相當大的程度上容易引起一個人講了算……大權獨攬是一種專制主義,即君權不能落喺重臣手裡。喺社會主義國家裡,權從人民手上落到個人手上先至能講大權旁落。黨的主席最好唔好兼總理。我不同意搞一元化領導,黨的組織唔係國家機關,以黨代政,黨本身勢必變成國家機器。(總245)

二月十三日小組會上,趙福亭發言講:我們經常批判資產階級民主只是個形式,可是我們連這個形式也沒有。十大的代表名單是少數人事先擬定好送中央圈閱,選舉中委和候補中委都是極端保密的,到開十屆一中全會時有的派飛機臨時接新選上的委員到北京開會,這是共運史上的奇聞。(總223)

李洪林講:資產階級民主還允許批評總統、議員,我們的領導人點解批評不得。有些人把封建主義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加以美化,難怪佢害驚資產階級,害驚人民民主。(總223)

何匡講:現喺的做法很不正常,不僅是愚民,而且愚黨。三中全會批評汪東興、紀登奎,點解只傳達到省軍級?難道廣大黨員都是阿斗、群氓、工具嗎?現喺黨章上竟然沒有規定黨員的權利,太不應該了。黨的歷史文件應當定期公佈。(總223)

張顯揚喺二月十三日的發言中講,「文革」是「大民主」,還是超級無政府主義?是群眾運動,還是運動群眾?是普及馬克思主義,還是踐踏馬克思主義?(總236)

嚴家其喺一月二十日小組會上講:一九四九年,喺推翻蔣家王朝的勝利喜悅中,有邊個會想到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大泛濫;同樣,喺一九七九年的今天,喺我們黨粉碎林彪、「四人幫」新王朝的勝利的歡呼中,我們也不能預測一九九六年或若干年後會不會出現新的封建復辟──像林彪、「四人幫」那樣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把個人的意志變為法律的現象。(總020)

甚至喺這一時期始終以「左」的面目出現並處於被批判地位的吳冷西,也喺二月十三日小組會上幾次插話講:中央檔桉館只有汪東興批准先至能進,而且只許看,不許抄,不能引證。美國政府文件每過若干年都編成藍皮書出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做得比資本主義國家好。黨的文件、政府文件和經濟統計等,應當有一個公開發表的制度;如果罷免形成一個制度,人們會認為是正常現象;我參觀過英國議會,議員質問時,大臣都是畢恭畢敬站起來回答問題。我國開人民代表大會時,代表也應有權質詢,部長要到場聽取質詢,當場回答問題。現喺開人大會,代表慷慨激昂,但是部長根本不到場。(總223)

人們所熟知的王若水、滕文遠、阮明、李洪林等喺全面審視和批判一九四九年後的極左政治和毛澤東喺個人崇拜方面的問題上有激烈言論,這裡不一一列舉。

鄧小平和毛左難容思想自由

儘管這些的言論都屬於樸素的感性認識,還未能上升到現代政治學的理論層面,但是自由、人權、憲政、法治等諸多全人類共通的價值都有所涉及。也正因為這些人的言論越來越超越會議組織者的預期,所以第二階段的會議改變了第一階段自由討論、發言的會風,尤其是鄧小平取代華國鋒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後,與會者紛紛見風使舵,原定十天的會期改為七天,草草結束。

關於第一階段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鄧力群晚年喺自述《十二個春秋》中寫到:鄧小平講:「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胡喬木也講:「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嗰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力群認為:「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佢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這樣的記述應該比較接近真實,因為會議一結束,組織者就通知全體與會者悉數上交會議《簡報》,並要求大家以黨性保證,一份不留。作為與會者的張顯揚後來曾撰文《「四項基本原則」的由來──理論務虛會的前前後後》,講:理論務虛會「從反對『兩個凡是』開始,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結束,從反左開場,到反右收場」。「這場鬥爭,真正講來,唔係『實踐派』戰勝了『凡是派』,而是『四個堅持』取代了『兩個凡是』」。

會議改轍預示改革艱難

應該承認,理論務虛會中途改轍,不全是因為會議本身,因為會外的言論和行為更加無拘無束而超越最高當局的心理承受力。其中突出的表現就是以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民間思潮洶湧澎湃,例如加大了批判毛澤東的力度,而且涉及到「龍子龍孫」之類的問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署名「一個中國青年工人」給美國總統卡特的信,希望作為總統先生的朋友受邀訪問美國;喺非常敏感的人權問題上呼籲國際社會予以關注;工人魏京生喺文章中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講成是「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啲的膏藥」,要「把怒火集中喺製造人民悲慘境遇的罪惡制度上」,佢還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大字報上指名道姓批判鄧小平。此外,這一時期的敏感事件中還有上海、四川等地發生知青遊行、工人遊行、衝擊黨政機關等行為,上海的民間社團「民主討論會」甚至喊出「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等口號。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如何客觀、準確地評價一九七九年的這場極具思想解放性質的理論務虛?當時意識形態的限制還難於充分展開,從這一角度來回看胡耀邦喺四月三日閉幕會上應鄧小平的要求不得不做的「結束語」:「我們的會今天算結束了。我本來沒有乜嘢講的了。因為鄧副主席都講過了,大家要我講,給我出了個難題。我們這個會開得点样?最保險的辦法還是讓歷史去檢驗。我們唔係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嘛!讓廣大幹部、廣大人民來檢驗,過一段時間回頭來睇吓,讓歷史來檢驗。」不得不感歎,歷史不僅迄今無法進行檢驗,而且因為歷史記憶的缺失連本來面目都變得愈發模煳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爭鳴》2017年6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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