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外省人在性質上是1949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戰爭結束以後的產物，但是其「前身」必須溯源至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前後的歷史，這可以看出台灣的外省人歷經過長期發生與演變的過程，戰前戰後不同時期、不同環境對於個別的外省人具有不同影響。以現在的外省人來說，民國38年固然是一個界說的分水嶺，然而其個別的異同必須涉及其上一代與兩代的過往，也就是說，集體性的外省人有其共同回憶與意識，而個別的外省人之間由於社會層級的分化而有相當多元甚至分歧的差異。
近年來由於持續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高度壓力，台灣外省人的危機意識越來越強，其同質性也漸漸有越來越高的現象。和其他族群不同之處，在於多數外省人認同的國家符號是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存在與發展是其能夠具體依靠的力量，如此長期以來建構了普遍外省人基本的心理與意識結構，而許多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的強烈認同以及對於國民黨的過度依賴，也形成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能夠存續的關鍵因素。然而普遍台灣外省人缺乏擁有土地的歸屬感以及對國家及民族未來的確定性，這一種無土與無根的疏離感（discrete sense of landless and rootless），使他們近年來在中共與民主進步黨對立的語境中越來越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成為兩岸中的「他者」。
多年來，民進黨在其選舉基盤的擴大下，日益浮現出台灣獨立的本質性原貌，使得中華民國空洞化與非國家化，而在共產黨的圍堵操作下，中華民國成為缺乏國際人格的次國家，加上國民黨本身的支離破碎，外省族群持續產生嚴重、痛苦的心理衝擊。由於心理與意識上與對立族群的絕緣（mental and conscious insulation）所產生的彼此盲點，外省人要大規模地轉向認同共產黨或民進黨非常困難，以至於未來外省人漸漸消散於歷史的時光隧道里，是幾乎可以預期的。對於外省人越來越強的集體危機感的治療，惟有依靠他們自己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下，找到下一階段的目標，否則他們將漂泊而無所依。因此，縱使未來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萎縮成只剩一面旗幟，其圖騰的象徵意義仍然重要，代表了外省人的心理標記與百年來以國民黨立場建構中國歷史回憶的高度重疊。
以下，對於台灣外省人的「原生性」做簡略的歷史性回顧。
1945年8月，中日戰爭結束，中國收回台灣，不久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才發現兩岸隔離五十年，彼此差異之大，事先根本難以想像（這樣子的彼此以為「別人應該是怎麼樣才對，如果不這樣就是錯誤」的頑固觀念至今沒有太多改變，這令我非常驚訝，一個人、一個族群的「我一定正確，所以別人一定要改」自以為是的心態是如此地持之以恆）。之後，1947年發生台灣本地人和大陸人嚴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在殘酷激烈的國共戰爭中，國民黨失敗，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年底，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大陸，約有一百五十萬大陸人先後隨同來台，多數是逃難，這情況受到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受害者與日本殖民教育下受惠者的輕視。這些大陸人到台灣後不久轉變為外省人的雛形，我認為外省人格的真正成形，是在產生第二代之後，成為緊密依靠的「兩代人」族群，並且開始延續下去。明確地說，做為來台第一代的外省人與其第二代的子女之間，由於逃難而離散的悲懷以及他們在台灣社會中的孤立，具有非常強烈的親情，所以當父母過世，第二代外省人和過往完全斷裂，成為孤單的一代而普遍發生極大的傷痛，這種深刻的傷痛由於在台灣社會中不能被其他陌生或對立的族群所理解與體恤，很少有機會能表達出來，以免於被視為軟弱與孤立而難以立足。
1950年代，國民黨痛定思痛，檢討大陸時期對延安中共及各地地下黨的輕忽以及對中間傾左黨派與媒體的縱容，嚴厲肅清中共潛台人員與左傾知識分子，而對於異議人士，以及在離開日本殖民體制以後，尋求自身的主體性而希冀高度自治甚至於主張台灣獨立的本土知識份子，也強力地鎮壓，形成錯綜複雜的「白色恐怖」時期。
這裏講兩件事情。
陳映真三十年前曾告訴我，他在坐牢時，監獄中有兩種政治犯，一是左派，稱為紅帽子（陳映真是其中之一），一是台獨，稱為白帽子，都關在一起，彼此經常對立。紅帽子會被槍決，白帽子基本不殺。陳映真說，槍斃紅帽子時，紅帽子在走向刑場過道中，紅帽子集體高唱〈國際歌〉，行刑前該紅帽子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到這些劫後餘生的紅帽子們先後出獄，聽說大陸發生反右派鬥爭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感到非常痛苦。後來中共走上蓬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年的老紅帽子們也感到不易適應，一生犧牲奮鬥的意義模糊而幻滅。
問題在於：國民黨與外省人很少反思，面對台灣這些紅帽子，包括大陸時期的共產黨人，他們前仆後繼地犧牲，他們到底要做什麼？他們到底在想什麼？這是身為外省人的我一生都在面臨與嘗試解決的主要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國民黨與外省人普遍地非常難以誠實與誠懇地面對，而簡單地、簡化地用反右與文革否定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回頭證明了北伐後黨國走向極右的必要性，甚至於近年嘗試利用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述中共的走向資本主義、論證國民黨的正確性。卻在中共如不死鳥自火燼中再生，帶領中國走向充滿戲劇性與道德困境的崛起後，國民黨與外省人面對中共暴政不亡反興，陷入混雜着欽佩與沮喪的心理掙扎，進而驚駭地發覺與共產黨的百年鬥爭中，自身即將面臨徹底失敗與潰散的下場。而直接威脅結束國民黨與外省人光榮歷史的，並不是共產黨，居然是在台灣社會中產生、受惠於三民主義、不知感恩的民進黨在地政權。其實，綠營的成長與壯大，相當部分是承繼了白帽子的精神，這是國民黨與外省人的另一個盲點。國民黨在戰亂中，嘗試以關押與滅絕的手段處理紅帽子與白帽子，當歷史的潘朵拉盒子打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遭受到反撲而陷入危境。
1972年，在台灣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犯監獄中，發生一件事情，當年9月29日，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和中華民國斷交。受刑人柯旗化（白帽子，《新英文法》的作者，我初中時讀他的文法書，終身受惠）隔着押房的小窗，對着正在巡視的監獄長高喊：「報告監獄長！報告監獄長！」監獄長問：「什麼事？」柯旗化：「這些紅帽子共產黨都應抓起來正法。」監獄長問：「為什麼？」柯旗化義憤填膺地控訴：「中日斷交（中華民國日本斷交，當時台灣自稱中國，大陸是中共），中共和日本建交，他們紅帽子都很高興，我們應該聯合日本對抗中國共產黨。」然而，這位監獄長抗戰時曾參加對日作戰，對日本人的惡行恨之入骨，聽柯旗化說要聯合日本，非常憤怒，大罵：「混蛋！」
我所要表達的，是那位監獄長的政治立場的混亂，他到底要反對誰？支持誰？這也是後來多數外省人內心長期無解的矛盾，在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共之間，在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之間，一直找不到可以平衡的支撐點。相對而言，台獨這方面的問題很小，選擇反共和民主政治，這是為什麼在台灣社會中，台獨的論述十分明確，容易宣傳，如果進一步淡化反中，甚至於可以認同中國文化，接受中華民國體制，民進黨與其他台獨黨派的邏輯是簡單明了、老百姓聽得懂的。而國民黨的論述則陷入困境，亦中亦台，不中不台，進退失據。前一陣子，我聽到一位中國大陸訪台學者在一個會議中公開講：「民進黨抱着美國大腿。」這是什麼問題呢？國民黨執政時，民進黨不是批評：「國民黨抱着中國大腿」嗎？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到1969年珍寶島事件，不是一直「抱着蘇聯大腿」嗎？當然，國民黨從抗日戰爭開始，就一直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美國則要求國民黨在反共陣營中保持民主制度與自由經濟，國民黨在精神上與物質上是長期依附美國的，如果當年（自1940年起）國民黨戮力齊心自立自強，不依靠國際力量，包括蘇聯和美國，不會丟掉大陸。這方面民進黨是承繼者，惟一的區別在於對日本的態度，民進黨與綠營傾日，這是長期殖民教育與日式生活下的延續，和外省人與藍營的崇美反日，同樣是歷史的結果，也同樣具有濃郁的歷史情結與盲點。日本這個國家有其特質，有明顯的優點，也有清楚的缺點，但是幾乎完全不能被台灣不同的族群客觀的理解、批判和接納，日本對於台灣，持續產生圖騰性的爭議，在中國大陸亦然。
多年來，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追溯這段時期所發生事情的作家與作品，多數是希望藉此論述台灣本身悲情命運而導向台灣獨立合理性的本省籍人士（其中客家族群有相當獨特的一面，從左派、獨派到大中國主義者，光譜分佈很廣，日後有機會再闡述）。那麼，為何外省人普遍避諱此事？主要的原因有六個方面，第一，二二八事件時期的外省人不是被報復殺害就是逃避大陸，部隊隨後多數撤至大陸參加國共戰爭，有1949年前台灣經驗的外省人很少，有的也被認為是二二八的加害者而長期襟聲；第二，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外省人有證據為中共人員及左傾分子（紅帽子）除了反正者（投降國民黨的「叛徒」），多數被正法或長期關押，其家屬日後留下的資料很少；第三，當時本省人對外省人非常仇視，使得外省人在台灣被地域與語言所隔離，這是外省族群的部分原生性，本質上具有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合理性思維，也就是說，從日據時代的殖民性與中共的暴政，詮釋歷史的不可避免性；第四，當時在大陸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大規模地清洗國民黨留下的群體，而且一直高調欲以武力統一台灣，在恐懼共產黨來台後實行土地改革與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下，使得來台的大陸人與許多台灣本地的老百姓無路可退，轉而支持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的鞏固；第五，蔣介石來台後，矢言反攻大陸，整個1950、1960年代，台灣的資源與教育皆投入備戰計劃，形塑了包括台灣本土族群的堅強反共意識；第六，對於中華民國的中國性質與其憲政民主的肯定，希冀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能夠保留與健全，這是一些大陸來台與本地高級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的自我肯定與期許。由此，外省人普遍認知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是在特定時代下的產物，並不同意是所謂國民黨與外省人的「原罪」。可以說明的，近年來由於國民黨與外省人的日趨弱勢而被民進黨與台獨勢力日益壓迫，以及中共對台的統一戰線工作圍堵，不少外省人產生政治屈從現象，接受「原罪」的社會性解釋，有的轉向支持台獨，有些感到勢單力薄而轉向大陸的中國。
另一方面，外省人第三代由於已經不具有大陸國族的意識，而且必須同化於老師與同儕才能生存，有些成為「天然獨」的一個部分。我有一個好朋友，第二代外省人，他的兒子是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多年前，在我們兩家進餐時，突然憤然說：「我最討厭外省人！」引起舉座震驚，因為在座皆是外省人。他後來參加太陽花學生運動，並且激烈攻佔行政院。這個孩子，我看他長大，他進台大後耳儒目染，成為一個怨恨他原生家庭的人，這讓我想到解放後在中共教育下成長的孩子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堅決和父母親劃清界線的情形，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他自幼講外省口音國語，進台大後講有台灣腔的國語，明顯有同化與期盼認同現象。
中華民國於1971年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10月27日，蔣介石發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以台澎金馬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乃是大陸七億中國人民真正代表。恢復大陸七億同胞的人權自由，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乃是我們決不改變的國家目標和必須完成的神聖責任。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這樣的宣告，四十多年來，由於內外時局的激烈變化，國民黨與外省人明顯地未能完全承繼下來。當時許多邦交國紛紛與北京當局建交。之前，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宣佈他將在次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合理化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正當性，間接地否定了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法定性。1972年7月，田中角榮擔任日本首相，9月30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宣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與中華民國斷交。這兩年，對遷台後誓言復興的蔣介石與國民黨帶來最大的傷害，卻很少人注意到，1971年到1972年間，外省人的心理和人格普遍受到極為深刻的影響，他們在驚恐、憤怒、羞辱的日子中，產生了兩方面並進的效益。一個是所謂「莊敬自強」－－遲來的自覺，拯救了長期倚賴美國而在物質與精神上不能自主的狀態，而有下一階段真正的台灣經濟起飛，另一方面，外省人下一代普遍被暗示或告知，必須離開台灣，去美國，避免大陸陷共慘劇的再演，無形中產生以外省第一代人堅守中華民國在台灣，第二代在海外留下後裔的悲壯與矛盾情境。這是我日後選擇回台「共赴國難」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家的其他孩子們在美國都能自立而且生存良好，我們楊家需要有一支留在台灣，承繼父親一代保台與大中國革新發展的志業，我做為長子，責無旁貸。
在1971年到1972年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年優秀的廉潔官員李國鼎、孫運璇、趙耀東等人，如清末自強運動，扶植起中華民國最成功的民間與國家產業，包括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以及高科技搖籃的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也就是說，沒有1971年到1972年的美國「拋棄」台灣，也就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中華民國真正的成長與復興，也不會有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基本民間產業快速發展基礎。台灣中小企業當年在大陸找到千載難逢擴大發展的機會，壯大了台商，從而也帶動了中國自己中小企業的產業轉型，進一步由於豐沛的人才與廣大的市場，發展出2000年後中國獨特的資本市場經濟模式。而當年「二次逃難」的外省第二代，許多留在美國，融入美國社會，他們可能是近代中國戰亂下處境最好的一些人，不過他們已經脫離中國的軌道，對中國與台灣的影響是間接的。
總結在1949年以後到蔣經國於1988年過世的近四十年間，一方面是台灣外省人產生共同心理與性格的過程，一方面擴展至相當大量認同中華民國的本土同胞，成為日後「藍營」的基本群體。這個群體，一方面，強調歷史的過渡性，認為日後的良好政策與經濟成就，可以慢慢取代1950年代的惡性記憶，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歷史盲點，忽略了由日本殖民體制下現代化與高度紀律的受惠者與認同者，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強烈抗日文化政策下的失語及身份轉換過程中的失落，經由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發展出對國民黨政權以至中國的深刻敵意。
可以說，台灣社會中藍綠族群的產生，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具有複雜的歷史過程，短時間內欲彼此說服，相當困難，要能互相體諒與融合，還需要很多人的努力。這方面由於外在環境持續的壓力，內部的矛盾反而會有更銳利的發展，這是台灣內部的危機根源。由於台灣政治發展的單一化現象越來越明顯，台灣的問題，要能有效舒解，不同族群與政治實力以及學術界之間的對話是非常重要的，惟有對話，才能有彌補彼此盲點的機會，也惟有多元化的視野與寬容，在日趨複雜的國際社會中能有更大的生存與發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