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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圓明園的硝煙

本文作於1999年,感謝網友胡豐周推薦!

圓明園被說成是民族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什麼理由或者說是以什麼借口燒毀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侵略擴張血與火的本質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法兩國蠻橫得毫無道理的在北京隨便放火,就如同當年洗劫羅馬的那些野蠻人一樣,他們怎麼就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英國與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着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僅以英國來說,大約與中國滿清王朝建立至今天的幾百年中,就出現了霍布斯、約翰•洛克、培根、牛頓、貝克萊、休謨、亞當•斯密、邊沁、斯賓塞、達爾文、馬克思、密爾,乃至本世紀的凱恩斯、哈耶克、卡爾•波普爾、喬治•奧韋爾等等。在這些名字中有許多對於我們來說還非常陌生,但他們的思想已經成了我們今天常識的一個部分。在我們這樣一個具有三千年文明的國家中,佔據主流地位的思想觀念竟然全部是來自於西方。不僅是我們,今天在全球流行的三大主要思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是同樣產生於西方,其中兩個濫觴於英國,一個發源於法國。思想的生產也和商品一樣,由中心製造,在邊緣消費。

我很久才明白,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了,似乎其中真有什麼難言之隱。很多年前曾有一部很上座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裏面的英法聯軍莫明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借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學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好像是惟恐泄露什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慨。

由此進一步想到,對三千年以來的全部中國歷史,有可能在很多地方都進行了精心的處理,以適應現實政治的特殊需要。歷史被說成是要為階級鬥爭服務,發揮出教育人民、團結人民、動員人民的巨大作用。儘管現在已經不再重提這些驚世駭俗的口號,卻並不意味着這些想法已經消失。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為歷史必須有用,可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用以長久維持自己的統治,《詩經》中“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表達的就是這種想法。除此之外,歷史的另一個用處是向人民進行宣傳和教育,收斂他們犯上作亂之心,這是孔子當年對於歷史所寄予的厚望。所以後來人們才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

自古以來功利主義歷史哲學對於歷史用處的特彆強調,除了理所當然導致出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之外,還決定了歷史學自身也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當代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就是選擇歷史作為突破口。歷史被賦予了如此重要的意義使得對歷史的編篡就猶如喬治•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那樣,需要設立專門的真理部負責管理,不得越出雷池一步。當然,黨的真理部並不只存在於奧威爾的筆端,今天也還有許多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專家、學者們終生任職其中,隨時準備着根據現實政治的變化莫測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奮筆修改歷史。他們不少人曾經自詡是宣傳戰線上的普通一兵,並在政治運動的火線上蒙受過重大的傷亡。這當然不是歷史,而是歷史的終結。

在日常生活之中,人們一般相信,歷史不過是少數人的閑情逸志,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它竟會如此之重要。在這一點上,他們不可能象黨那樣深謀遠慮和高瞻遠矚。黨早就洞察了歷史的價值,所以在《1984》中,它才提出了這樣的口號:“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這句口號的深刻含義遠不是一般人們所能想到。

關鍵在於,人們怎樣看待歷史,就決定了他們將怎樣看待現實;怎樣解釋歷史,就決定了他們將怎樣去理解現實,而對現實的理解決定了他們將如何去希望未來。最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希望未來則將決定他們如何去行動,這就是所謂“闡釋決定命運”。正因為如此,黨才力圖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壟斷對歷史的闡釋,以控制思想的方式來控制人們的行為並進而控制他們的未來命運。較之武裝鎮壓的那隻手,以控制思想的方式來控制人們行為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言歸正傳,再回到有關火燒圓明園的歷史中去。顯然,在明白了歷史的真正價值之後,我們已無意遵循黨所規定的路線,僅僅滿足於對火燒圓明園表現自己的無比憤怒。我們希望了解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理由或是借口,希望了解歷史的真相。我們要在一個更寬的背景中去理解那場戰爭,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們對現實和未來的看法。

在中國被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可以看作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引起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就是“公使駐京”一項,被清方列為談判中的“第一要事”。至於其它在今天被人們斤斤計較的所謂“利益”,如協定關稅、賠款、領事裁判權、開放外貿口岸、允許外國人 大陸旅遊、保護傳教士等等,對於手操生死予奪大權的皇上來說,都是可以隨意處置的小事一樁,雙方很快就在這些區區小事上達成了一致。後來,皇上還曾經幻想以全免關稅的皇恩浩蕩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無理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上為天下共主,天下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任何人見到皇上都要表示臣服所以必須三拜九叩。這一觀念不可能僅限於皇上自己統治的範圍,還應該得到夷狄們的認同,否則它就會受到人們的懷疑,並會危及到它在國內的主導地位。但堂堂夷狄為什麼不惜跋涉千山萬水來向皇上磕頭,就成了“天下主義”必須回答的一個難題。所以,中國傳統外交的中心議題從一開始就是威逼利誘夷狄們前來磕頭,並最終演繹成為一套被費正清稱之為“朝貢體系”的完美模式,還可以更形象的稱之為“磕頭外交”。

現在的麻煩在於,夷狄們不僅拒絕磕頭,而且他們還要求長駐北京。公使駐京將會導致覲見皇上,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主義”的破產。而這種“天下主義”觀念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是天經地義,由此所構築的社會共識,形成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源泉。這一改變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會使傳統專制的合法性源泉逐步枯竭。如果有人——儘管是一些犬羊之性的夷狄,可以公然拒絕向皇上本人磕頭,其他人是否可以同樣效法?如此推導下去皇上天下共主地位就會搖搖欲墜,那他還能在金鑾殿上穩坐多久?除此之外,公使長駐北京,又被看作是類同古代的“監國”,按照滿清政府當時的理解,駐京外國公使可以在京城裡任意收稅,干涉政令,折遷民居衙署,建立高樓,部署各類武器,總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為所欲為。中國淪為外夷監守,自然萬不可行。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上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當第一道防線被英法聯軍強大火力摧毀之後,皇上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按照他心中的如意算盤,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上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在不久前美國公使進京之後,清方堅持由大學士桂良代表皇上接受了國書,取得了重大“外交勝利”,從而讓他們相信自己的第二道防線將會固若金湯。但在通縣與英法兩國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所提照會中堅持要向皇上親遞國書御覽,輕易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線,直達皇帝的第三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

滿清政府當時的處境真可以用內憂外患來加以形容,太平天國擊潰江南大營,攻佔蘇州、常州,威脅上海;英法聯軍集結通縣,隨時可能進攻北京。可是滿清政府卻下定決心不在磕頭問題上退讓半步,他們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麼向皇上磕頭、要麼不親遞國書,口氣異乎尋常的強硬,毫無妥協餘地。如果達不成協議,滿清政府將不顧自己力量虛弱而背水一戰,並調兵遣將,作好了開戰的部署。

當時英方提出遞交國書一項,只是按照西方的國際法慣例行事,並沒有考慮到滿清政府的特殊國情。當滿清政府提出覲見皇上必須三拜九叩時,被他們以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絕,雙方的激烈辯論從中午一直持續到了深夜。英法兩國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着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象皇上始終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上拒不接受國書裏面隱藏着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的堅持要親遞國書。

其實,在滿清王朝的兩百多年歷史當中,也有西方來使不向皇上磕頭的先例,而且還有皇上與他們握手(行西禮)的記載,但那是在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廣泛懷疑的時候。隨着這種合法性的逐步喪失,任何諸如磕頭之類的煩瑣小事,只要看起來象是能夠證明皇上及滿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都成了不惜為之一戰的重大利益。皇上害怕在這類事情上的退讓就如同堤壩上的漏洞,最終會導致大河決堤,使大清江山毀於一旦。因此,當他得到英方拒不磕頭的奏報之後,感到所有三道防線全被突破,忍無可忍,無處可退,立即做出開戰的決定。

對於導致通縣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上的意思。而且,英法兩國雖然在通縣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他們的背後並沒有包含禍心。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主義”和“國家平等”這兩套互不通約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全盤錯誤的結論。

按照現在的認識,中西雙方當時出現的種種爭端,在國與國之間關係中是十分正常的,應該通過雙邊協商談判來加以解決,而標榜“鮮血凝成”、“同志加兄弟”、“巴依巴依”似的國家關係才是荒謬絕倫的。但滿清王朝儘管在第一次中英戰爭中慘敗,仍然拒不承認英國的平等地位,拒絕與之談判與協商。在他們眼裡,天下只有中國一家,其餘各國都是中國的藩屬,根本就沒有資格與我中國平起平坐,對等談判。葉名琛在廣州對英國所提的修約要求一概拒絕,始終將英國外交官拒之門外。而英方則在中國沿海到處遞交信件,甚至北上白河,要求與清方談判,又都被推至廣州,他們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蔣廷黻就此寫道:“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了”。當後來英國駐廣州領事及香港總督不幸由巴夏禮、包令這樣的強硬人物擔任之後,他們便不顧英國外交部一再告誡,積極挑起事端。事情鬧到倫敦以後,巴麥尊內閣面臨的任務已不是決定大英帝國是否應該對華開戰,而是大英帝國是否應該支持其在遠東的代表未得到許可便已發動的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公平的說,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荒謬行為也受到了中國歷史學家的堅決批判,但這些批判所依據的卻是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而中國為什麼又要接受西方的國際法行為準則呢?從中國“天下主義”的角度看過來,西方國際法中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才是荒誕可笑的。因此,這裡就出現了兩套用以判斷國家對外行為的價值標準,用西方國際法行為準則去衡量滿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對不符合它的那些觀念和行為痛加批判,除了膚淺之外,還總有一種事後聰明的感覺。就如同當年的阿Q批評城裡人錯誤的把“條凳”說成是“長凳”一樣,他所依據的只是未庄的標準,並不足以作為憑據。道理在於:國際法並不因為它是國際法或者它今天流行就理所當然正確,它同樣需要證明,同樣需要我們去批判,而證明和批判就需要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前提和標準。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之上,我們才可能既判斷滿清政府“磕頭外交”的觀念和行為是否錯誤,也證明國際法的標準是否正確。如果有必要,甚至這樣一個前提和標準也需要由一個更加基本的前提和標準來加以證明,通過這樣層層的深入,我們將會可能到達一個終點,這個終點就是我們用以證明國家所有觀念及其行為是否正確的基礎。因此,更具體的說,要對“天下主義”觀念及“磕頭外交”的行徑進行批判,需要最終深入到有關國家與個人(而不是“人民”)權利相互關係的層次上,需要解釋有關國家形成的理論,需要實際上去分析整個統治合法性的理論基礎,這遠不是那些膚淺的道德批判就能辦到。這裡只是提及而不贅述。

通縣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就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過的說明了滿清王朝所堅持的“天下主義”觀念之荒謬。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英法聯軍對中國的進攻並沒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戰爭,而是被當作了“叛亂”,滿清政府對英法的開戰則被理直氣壯宣布為“剿夷”、“討逆”。

滿清政府一直把巴夏禮看着英法聯軍的最高統帥,根據“擒賊先擒王”的傳統計謀,他們在通州談判時暗中還留了一手,就是一旦談判破裂,立即就逮捕巴夏禮,期望巴夏禮就擒之後,英法聯軍群龍無首,必定自亂,然後乘機大舉進剿,穩操勝券。在誘擒巴夏禮後的當天中午,清軍精銳僧格林沁部近萬人即與英法聯軍4000人在通縣張家灣交戰,結果清軍慘敗。數日後雙方在通縣八里橋再次交戰,英法聯軍約6000人大敗清軍精銳約30000人。皇上聞訊後如驚弓之鳥,厚顏無恥的宣布“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然後從圓明園倉皇出逃,從此再也不敢回到北京。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外交官們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裏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因為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着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位英國外交官還能活到戰後撰寫自己的回憶錄已是足夠幸運了,更多的人則慘死於獄中的虐待折磨和酷刑。有些人被送到圓明園中供皇上羞辱和發泄,他們被浸水的繩子捆綁,因為繩子浸水收縮後勒進肉中導致身體腫脹和腐爛。態度強硬的巴夏禮被僧格林沁的士兵按在地上強行磕頭,還抓住他的頭髮在地上拖來拖去,後來又不斷遭受到刻意恐嚇。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他們要決一死戰,第二天早上將處死他,還給他紙和筆寫遺書。但巴夏禮不為所動,讓滿清政府無計可施。滿清政府企圖以巴夏禮等人作為人質阻止英法聯軍的進攻,同時以死威脅巴夏禮,企圖迫使他徹底屈服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但這樣的如意算盤最後全部落空。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僅有18人存活下來,其他21人被虐待致死。當他們屍體被送還時,屍體的慘狀顯示他們是遭受酷刑折磨而死。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甚至可以說是怒不可遏,完全失去了理性。為了給皇上一個永久的教訓,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毀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的顏面(當時英法正與清方談判《北京條約》),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在焚毀圓明園的前幾天,英法聯軍要求清方交出北京安定門“代為看守”。英法聯軍分四批入城,並將司令部設在國子監。英法聯軍列隊入城之時,清軍士兵夾道跪迎,北京居民觀者如潮,萬人空巷,這一盛大的場面後來也被人從歷史中刪去。

對於當時的皇上來說,圓明園被焚毀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着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毀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複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不過,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皇上的那種感覺似乎離他們遠了一點,他們每天都在為生計奔波,只盼望能過上一個平安的日子。在極權專制制度之下生活的人們毫無任何尊嚴可言,他們每天都在屈辱中生活,早已感受不到屈辱,更不可能理解並去同情皇上所遭受的屈辱。他們成群結隊闖進已無人守衛的皇家禁苑,帶走他們所能夠找到的一切。他們的行為被說成是“盜賊”,而皇上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建造圓明園以供淫樂的行徑卻是被冠冕堂皇的宣布為是全國人民崇高的道德義務,今天把圓明園說成藝術精萃、國之瑰寶,皇上的行徑自然就是一項功彪史冊的偉大成就。

皇上的屈辱後來就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皇上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上磕頭或不向皇上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皇上為了他所認為的屈辱而不惜一戰,卻是以國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生命為代價,除了使他本人遭受到更大的屈辱之外,還使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終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那是中國為了“以夷制夷”而向俄羅斯付出的代價,這樣慘痛的損失永遠也無法彌補。

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一場代價最為昂貴、同時又最為無聊的戰爭。正如蔣廷黻在本世紀三十年代所寫的那樣:“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 大陸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擬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

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凱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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