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中）與顧維鈞、黃蕙蘭在華盛頓舉行的慈善會上。
在中國近現代外交家中，顧維鈞（1888-1985）是聲名最顯赫的一位。他曾任駐法、駐英和駐美大使，1919年，拒簽巴黎和約，維護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尊嚴，創造了「弱國也有外交」的神話。顧維鈞一生先後有四位夫人。在他事業峰巔時的妻子黃蕙蘭，對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沒。黃惠蘭女士的一生，頗富傳奇色彩，其家族及本人的軼事甚多，值得玩味。
一、「糖王」，華人的傳奇
黃蕙蘭1901年生於爪哇，即現在的印度尼西亞，時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祖父黃志信，早年是一個「偷渡者」，曾因反清遭緝拿，從廈門出逃，在海上漂流數月到爪哇。先在海港做苦力，後做走街串巷的小貨郎，過着「數米為炊」的日子。硬是靠勤勞、智慧和節儉富裕起來。離世時，他給後代留下了七百萬美元的遺產。
黃蕙蘭的父親黃仲涵（奕柱），繼承了祖業並有了極大的發展，成為爪哇華僑首富。他經營糖業，世稱「糖王」。黃仲涵一生大把大把地賺錢，大把大把地花錢：吃、喝、結交黑社會和娶姨太太。難能可貴的是黃仲涵熱愛祖國，「捐大錢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鍔在雲南發起的討袁戰役」。他還熱心公益事業，斥巨資創辦東英中學和華僑學校。
黃仲涵年輕時就嗜賭。一次父親教他去收地產租，他收一萬盧比（荷蘭人稱盾）回家時，途經賭場禁不住誘惑，破門而入，直到輸掉最後一個子兒。他痛悔自己是個不孝兒子，想投海自沉，忽然想到辭世前應向他一個心愛的女人、一位長他多歲的寡婦告別。孰料，那位深愛他的寡婦，傾囊而出將自己的一萬盧比送給了他，免了他一死之念，從而東山再起。
黃仲涵是爪哇島上第一個剪辮子的中國人。洋人看不起中國人，罵他們是babi（豬）。只准華人集中居住在中國城內。黃仲涵用金錢和智慧打破這一禁令，僱傭一荷蘭男爵做他的律師，與荷蘭總督、威廉女王駐爪哇的代表過從甚密。一番鋪墊之後，「順理成章」地成為爪哇第一個在歐洲人居住區購置產業的中國人。黃氏府邸佔地二百多畝，傍山枕水，亭台樓閣，氣派非凡。僅園丁就有五十餘名，除私家花園還有私家動物園。
黃仲涵一生最感興趣的是女人。黃蕙蘭的母親明娘，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宗夫人。此外，得到黃仲涵自己承認的姨太太共有18位，42個孩子。據黃蕙蘭的回憶，實際上遠不止這個數。黃仲涵十分注意血統。他們家族有小拇指彎曲的遺傳，凡是小拇指不彎者，糖王概不承認。戲劇性的是，糖王最心愛的女兒黃蕙蘭的小拇指就是不彎的，而糖王卻認定是自己親生的。因為他堅信他的大太太是絕對不會紅杏出牆的。這是個龐大混亂的大家族，黃蕙蘭與顧維鈞結婚後由倫敦回北京，途中在檳城下船。忽然有兩位小姐拍她的肩膀，微笑地對她說：「我們是你的妹妹。」黃惠蘭不識，再看看模樣，的確相像，且小拇指是彎曲的。糖王最後一個姨太太賀露西的兒子在美國愛上了糖王另一個姨太太的孫女兒。他們雖不是一母所生，但男孩的父親卻是女孩的祖父。他們在美國不能結婚，最後跑到荷蘭去辦婚事。
黃蕙蘭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東，是爪哇中國城內第一號大美女。15歲時嫁給黃仲涵。教魏明娘慚愧的是她只為丈夫生了兩個女兒：琮蘭和蕙蘭。為防止丈夫涉足煙花柳巷，便容忍了丈夫納妾、再納妾的行徑。
自黃仲涵納妾後，魏明娘與其關係便日漸疏遠，鍾情於佛事了。黃蕙蘭在晚年自述中說她的父母生肖相剋，一個屬虎，一個屬龍，龍虎相鬥命中注定。魏明娘後來乾脆帶着黃蕙蘭遠走倫敦，永遠地離開了黃仲涵。黃仲涵猝死，她也不肯見最後一面。
二、黃蕙蘭多姿多彩
黃蕙蘭錦衣玉食，家中備有中歐兩式廚房。歐式廚房的總管曾任荷蘭總督的大廚師。她與父母進餐時，有一個管家和6名僕人伺候在側。餐具都是銀制的。
母親視她為掌上明珠，黃蕙蘭3歲時，送她金項鍊上的鑽石重達80克拉。黃仲涵不過問女兒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請英文教師外，還請人教習音樂、舞蹈、美術。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這枚金枝玉葉上。
父母的嬌慣，使黃蕙蘭成為一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揮金如土的闊小姐。她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天性聰穎，青少年時代即生活在倫敦、巴黎、華盛頓或紐約之間，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說法、英、荷等六種語言，富有天生的交際才能。
黃蕙蘭聰明美麗、追求時尚。她在暮年追憶人生之旅時說，一次在隨母赴歐洲的輪船上，她瘋狂地愛上了一位漂亮的德國軍官，痴情地單戀了7年之久。而那時她僅7歲！她自幼喜歡小狗和馬。父親為她請了專職的馬術教練，常與年輕的男騎士們賽馬。因緣際會愛上了一位19歲的賽馬對手小鄺。他是廣東一位銀行家的公子。黃蕙蘭父親的密探像影子一般追隨着她。當父親調查到小鄺已婚並有了孩子時，立即警告她中止這種草率行為。黃蕙蘭認為他們很匹配。她愛他。她說只要他離婚，她就嫁給他。母親嚴厲斥責她：「離婚是英國人的，不是中國人的。」父母聯手行動，關閉她在外自租的房子，把她的馬車、馬運回爪哇，並預訂了返程船票。小鄺的信函也被黃蕙蘭的父親截獲。她的浪漫的夢，隨着「一戰」的炮聲，漸漸遠去。
母親徹底討厭父親娶妾的行徑，帶着黃蕙蘭到了英國。在倫敦，黃蕙蘭開着母親的羅爾斯羅伊斯轎車日落而出，日出始歸，瘋狂地周旋於社交界，結識了許多社會名流。她很自豪：「如果你能想像一位中國摩登女郎的模樣，那就是我！」年輕風流的伯爵們如狂蜂亂蝶追隨左右。母親希望她打入英國上流社會，光宗耀祖。黃蕙蘭憧憬着有朝一日與一位公爵結婚，能在私家的信件上印着公爵的冠冕並戴上公爵夫人的寶冠。但她似乎與每位男友的相愛都是閃電般的，「我玩得太高興了，根本不想戀愛的事，婚姻意味着責任！」又說：「我總是越過現在的伴侶的肩頭去遠眺他人。」
黃蕙蘭一生親善動物，尤其愛養狗。有人評論她「愛犬甚於愛子」。在巴黎，她所寵愛的一隻小狗所喜愛的石頭不見了，小狗每晚都伴着那石頭睡覺。是晚，小狗一夜不眠。黃蕙蘭打發家中六位僕人屋裏屋外找那塊石頭，遍尋不見。數日後，那塊石頭在地毯上莫名其妙地出現了，她以為是「精靈」再現。那隻小狗死後，她把那塊石頭做陪葬。她認為她在北京的幾年，最得意的事業是繁殖品種名貴的哈巴狗，多時達五十隻，請兩名僕人照料。她的奢侈生活，遭到報紙的譴責。當她知道用這麼多錢養狗，可以養活三個村的老百姓時，她「害怕起來」。她只留了三隻，將其餘的全部賣掉，將養狗的費用在公館門口辦起一間施粥廠，每年冬天還給窮人發些棉衣……這一慈善活動，直至她離京赴法為止。垂暮之年，歹徒入室搶走她五萬美金的首飾，在歹徒捆綁封她的嘴時，她掙扎着哀求說：「請別傷害我的狗！」
黃蕙蘭與母親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時日，母親突然說要去巴黎。黃蕙蘭不肯，說意大利還沒玩夠。母親坦言相告：巴黎有位對她有興趣的先生在等她。
三、顧維鈞一見鍾情
那個在巴黎急於與黃蕙蘭見面的男人叫顧維鈞。時年32歲，任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第二代表，駐美公使。他曾有過兩次婚姻：前一位是遵父母之命的張潤娥，有名無實，離婚。第二任妻子是有緣無福的唐寶，因分娩難產而亡。
黃蕙蘭的姐姐黃琮蘭邀請中國代表團到巴黎家中做客，顧維鈞見到主人家鋼琴上陳着一幀黃蕙蘭的玉照，十分欣賞，直露了願意結交的想法。琮蘭趕忙給母親寫信，從中搭橋牽線。
會見的宴會上，蕙蘭被安排與顧維鈞比鄰。黃蕙蘭對他的第一印象比較平淡，見他理着老式平頭，衣着與當年追她的朋友相差甚遠，尤其是聽說顧維鈞既不會跳舞，又不會騎馬，甚至連汽車也不會開，不免有點失望。
而顧維鈞非等閒之輩，憑藉自身的魅力令黃蕙蘭感到他時時處處在關愛自己。宴會進行一半，黃蕙蘭便有點陶醉了。他們適時地溜號到一條名為「鍾情路」的馬路上散步。當言及次日到楓丹白露去郊遊時，顧維鈞馬上用比英語還流利的法語對她說：「明天我來接你，坐我的車去。」
那是一輛由法國政府供給的享受外交特權牌照的車，有專職司機，黃蕙蘭的心理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後來聽歌劇，他們享用的是國事包廂。黃蕙蘭竊思，這種榮耀與特權是爸爸用再多的錢也買不到的。那幾日，顧維鈞每天差人給她送花，有時一天幾次親自造訪問候。有一回為了找她，顧維鈞竟然追之美容院門口等她。顧維鈞以一種自信、從容的姿態引領着黃蕙蘭去展望一個新世界。崇尚榮華的黃蕙蘭早已為之傾倒。顧維鈞說：「我到那些地方進行國事活動，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受到邀請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經去世了。」黃蕙蘭說。
「是啊，而我有兩個孩子需要一位母親。」
黃蕙蘭凝視着他，說：「你的意思是說你想娶我？」
顧維鈞嚴肅地答道：「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願意。」
令黃蕙蘭迷惑的是，他並沒有說愛她，他也不問她愛不愛他。黃蕙蘭的母親堅定認為：顧維鈞是一個夢想中的女婿，一個屬豬，一個屬虎。生肖相合。她為有這樣一乘龍快婿而自豪。姐姐琮蘭勸她：「蕙蘭，你一定要嫁給顧維鈞，別像我這樣，找一個凡庸之輩做丈夫。」而父親了解了顧維鈞的婚史後，堅決反對，以至後來拒絕參加他們的婚禮。
顧維鈞加大追求力度，希望和黃蕙蘭立即結婚，與他同回華盛頓。而且他表示到布魯塞爾中國使館舉行一個正大光明的婚禮。
婚禮十分隆重、排場。許多外交使節都來助興。時為1920年10月2日。
新房是旅館一間大套房。當黃蕙蘭挑選一漂亮的晚裝走進套房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稱讚，可顧維鈞連頭都沒抬一下。他正在辦公，口述備忘錄，四個秘書在做記錄。洞房花燭之夜，他們是在開往日內瓦的火車上度過的！因為國聯大會次日召開，顧維鈞是中國代表團團長。
黃蕙蘭晚年對此感慨良多，她說她敬佩顧維鈞的才華，但他缺少溫柔和親切的天賦。「他對我不是很親熱，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時令人討厭。他最關心的是中國，為國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她又說，「他娶妻子把她當做家庭中的一件裝飾品，就像托爾斯泰一篇小說中的那位丈夫一樣，把妻子當做家中的一把安樂椅。當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見解時，這位托爾斯泰筆下的主角就會感到厭煩和氣憤了。」
四、花開花落水自流
儘管顧維鈞和黃蕙蘭的結合，最後沒能善終，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曾熱烈相愛過（1920—1956），誰也不能否認顧維鈞的外交成就中，有黃蕙蘭的功績。顧維鈞也承認：「她很幫忙，昔在巴黎時，帝俄時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們雖失政權，但在法國的高級社會裏擁有勢力。她最喜歡與他們結交，並以此自傲。在使館裏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們。」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錢。顧維鈞在自我評價他的三次婚姻時也很中肯：唐寶給他帶來順暢的仕途；黃蕙蘭的財富替他點亮他的外交生活；嚴幼韻讓他享受愛情和健康。
黃蕙蘭嫁給顧維鈞後，自此成為貴婦人。她挾慈父之多金，依貴婿之顯要，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活躍於國際外交權貴之中，「過着令人興奮的日子。」
顧維鈞是位才華出眾的人才。外電評說：他「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是位博得世人「無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並時時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對黃蕙蘭一身珠光寶氣，不以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買給你的飾物外什麼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親為他們訂購的汽車，堅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舊車。黃蕙蘭認為享用父親的錢是件自然不過的事。而且，黃蕙蘭有自己的見解，她認為在外交場合有必要裝潢門面。「這有助於使他們理解中國不能忽視，我們並非如他們想像的來自落後的國家。我們來自有權受到尊重的國家。」因此，在三十多年的交際舞台上，她揮金如土，為國也為己爭光添彩。一外國友人寫詩稱她是「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在最初的外交活動中，黃蕙蘭不懂禮節，根據自己的喜惡，在接待賓客時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顧維鈞批評她：「這不是私人宴會，這是代表國家款待客人。」夫唱婦隨。漸漸地，黃蕙蘭成為顧維鈞的得力助手，由於她懂六國語言，為人熱情、大方，深受歐洲人歡迎，「被當做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團，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國以及別的國家要根據顧維鈞和我的表現來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黃蕙蘭認為「我們是中國的展覽櫥窗。」連持「不同政見」的袁道豐（曾任國民政府駐巴黎總領事，顧維鈞老友）也承認：「當大使太太是最適合黃蕙蘭的胃口，與西人酬酢應答如流。也確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國大使的太太能夠和她比擬的。」顧維鈞出任駐美大使時，宋美齡訪美，黃蕙蘭將大使館的套房讓給她，好出風頭的黃蕙蘭也謹慎地退出一切活動。就餐時，將自己與丈夫對面的餐席讓給宋美齡。宋美齡接見客人握手時，她悄悄地遞上浸過花露水的熱毛巾。適時、得體又周致。一次，當眾人稱讚顧維鈞為贏得國際承認中國的地位做出貢獻時，宋美齡還特別提醒大家：「別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黃蕙蘭也自明，她的價值有一半體現在她雄厚的財力上。當時，使館經費拮据，顧維鈞的許多外交應酬都是黃蕙蘭掏的錢。波特蘭廣場的破舊使館，黃蕙蘭覺得很丟中國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將其翻修一新。顧維鈞回國內工作時，她一擲二十萬美金購下北京獅子胡同陳圓圓的故居做公館。父親寄來大把大把的錢，她都交給顧維鈞，要用，再向他拿。黃蕙蘭熱心公益事業，在倫敦積極參加戰時救護工作。
顧維鈞的職務在升遷，黃蕙蘭的交際也更廣泛。參加白金漢宮戰後首次宮廷舞會，與英國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魯門總統就職典禮，幾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動，使她倍感榮耀。
她大方、熱情，但恪守做人的尊嚴。
新婚後的第一次宴會上，一位外國大人物為她做詩，並試圖與她調情。黃蕙蘭機智地大聲說：「維鈞，那個老頭想知道中國話怎樣說『我愛你』。」一個法國的外交官輕佻地對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是可愛的——個子矮小，彎着腰趿拉着腳走路，而婦女則用纏過的小腳蹣跚而行。」黃蕙蘭針鋒相對，反問：「我丈夫像苦力一樣趿拉着腳走路嗎？我是不是一個纏足的小玩偶？」黃蕙蘭是位交際能手，女人喜歡她，男人更喜歡。但她認為她那些異性朋友，僅僅是朋友。為自身的尊嚴，她恪守婦道。然而，外面總有些風風雨雨，顧維鈞時有怨言。她說，她對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於禮貌。一次外交活動後，法國外交官有意撇開她的妻子，鑽到她的車子裏，坐在她與顧維鈞的中間，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顧維鈞只在考慮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黃蕙蘭覺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逝，顧維鈞、黃蕙蘭之間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顧維鈞也漸漸地心有另屬。黃蕙蘭認為：他與異性交際的所為，使她蒙辱，她感到憤怒。36年的緣分終於走到了盡頭。顧維鈞與黃蕙蘭離異後，娶了已故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冠笙的遺孀嚴幼韻為妻。黃蕙蘭晚年撰寫《沒有不散的宴席》，追述她的一生，以及她與顧維鈞的恩恩怨怨；但心態是平和的，有怨氣，無惡語。雅量大到連那位橫刀奪愛的女性的名字都隻字未提。
黃蕙蘭晚年隱居在紐約曼哈頓，靠父親留給她的50萬美金的利息養老。1993年12月辭世。顧維鈞於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開花落水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