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摔跤》極其成功的營銷，阿米爾·汗，捎帶着印度和印度電影，都成為了在中國刷屏的熱詞。
提起印度，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中國。兩個國家太像，又太不一樣了。
龐大的國土和人口，光榮和屈辱混雜的歷史，混亂和希望並存的現狀，許許多多個層面和維度，都提供了無數可以比較的有趣話題。
但是中國人又是不屑於和印度作比較的，甚至可以說是很少正視過印度的存在。把印度和中國放在一起比較是西方人愛做的事。
我相信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裏，印度是要比中國低幾個檔次的存在。正如我們總是把他們叫做阿三，連移民美國的中國人都對印度移民有天然牢不可破的心理優越感。
歐美媒體炮製出的「金磚五國」這個詞，也讓我們頗有微詞：印度怎麼能和中國並列在一起？
一個只拿過寥寥幾塊奧運金牌的國家，如何能和拿牌拿到手軟的中國相提並論？一個連在南亞都力不從心的國家，又如何能和志在對標美國的中國相提並論？
即使是在北京霧霾爆表的時候，我們也會想起霧霾更嚴重的德里，然後好像找到了一絲安慰。
幾年前我到印度出差兼旅行，腦子裏一直止不住冒出來的一個念頭就是，印度落後中國多少年？
出了亂糟糟像長途汽車站的孟買機場，我想起首都機場T3，覺得答案是20年。
那時深圳的手機廠商已經用只賣幾百塊人民幣的低端手機佔領了印度，有天晚上我鑽進一個擁擠嘈雜的夜市，看到小店鋪里全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牌子的中國手機，覺得答案是30年。
印度當地朋友極力勸阻我坐地鐵的想法，說很危險，我謝過他的好意，轉身走進燈光昏暗滿地垃圾的地鐵站，覺得答案是40年。
有天晚上我坐簡易如同電動車的出租車外出赴飯局，被堵在路上半個多小時不能動彈，幾百輛汽車和摩托車發出震天的轟鳴，加上天氣悶熱，我煩躁無比，賭氣地想，印度和中國至少相差100年。
差距是真實存在的，雖然無法用具體的數字來量化。作比較無可厚非，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因此沾沾自喜乃至擺出傲慢的面孔。
畢竟所有這些都只是硬件上的比較。
不管今天的印度是像三十年還是四十年前的中國，既然中國能在這三四十年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很難說同樣的變化不會在印度發生。
而在更多看不見的領域，兩個國家之間的差距，真的有那麼大嗎？
這個想法在我後來看到阿米爾·汗主持的一個電視節目《真相訪談》之後，變得更加堅定。
這個節目的英文名字叫Truth Alone Prevails，直譯過來就是「只有真相」。
在2012年，電影事業如日中天、早已經成為印度國寶級演員的阿米爾·汗，在拍電影的間隙，決定抽出時間拍這麼一檔節目。
在形式上，節目類似於奧普拉的脫口秀，內容上又有點像中國很多電視台都會有的新聞紀實和分析類節目。
不一樣的是，這個節目不追任何具體的新聞熱點事件，而是着力挖掘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現象，揭露和分析在印度社會普遍存在、但又被長期視而不見的黑暗面。
更不一樣的是節目的深度和尖銳程度，每一期所探討的話題，都極其敏感，原本是印度人討論的禁忌：
兒童被性侵、大男子主義、婦女遭受的家庭暴力、層出不窮的強姦、無處不在的腐敗、嚴重的環境污染、執政選舉中的舞弊，等等。
在每一集裏，阿米爾·汗都會請受害者和當事人講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比如第一季第一集，講的是重男輕女而導致強制墮胎、乃至殺害女嬰。節目一開始，一個來自偏遠農村的婦女，講述了自己在懷了女孩後被丈夫家人騙到醫院強制墮胎的經歷。
鏡頭一轉，阿米爾·汗問觀眾，你覺得這種事會發生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只是發生在農村和小地方？
然後他把另一位婦女請上台，她來自孟買的中產階級家庭，丈夫是外科醫生，公公是德里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都算是高級知識分子。但是，她同樣也有懷了女嬰被騙墮胎的經歷。
長期研究女嬰被害問題的專家也上台，說，「我不用跑到別的地方，那些殘害女嬰的人，他們就在大城市裏，我們身邊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原本覺得自己的生活周圍沒有這些醜惡現象的觀眾聽了大驚失色。
節目裏的阿米爾·汗，一步一步地揭開印度的傷口，每一集裏都好幾次忍不住擦拭眼淚。
台下的觀眾，也是一邊看，一邊凝重沉思，或者淚水婆娑。
但是更可貴的是，這個節目不賣悲慘不賣雞湯，而是一層一層揭示出問題的普遍性、尋訪專家找出產生問題的癥結，並且試圖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還是那期殺害女嬰的節目，阿米爾·汗舉了旁遮普邦那萬沙爾地區的例子。
那個地方的男女比例一度失衡到100：75的畸形程度，但是在一個發誓改變這一切的官員的帶領下，全社會被動員起來，數不清的志願者參與其中，舉行了無數次的會議、演講、集會、遊行。
十年之後，這個地區新出生的女孩人數上升了71%。
那期節目的最後，阿米爾·汗請電視觀眾發送手機短訊表明自己的立場，呼籲法院加快審理那些殺害女嬰的案件——因為法院的漠視，數百起案件被懸置多年，參與強制墮胎的兇嫌一直毫髮無損。
《真相訪談》一共有三季。我想了想，在中國還真找不出一檔類似的節目，最接近的大概可以說是柴靜的《穹頂之下》，所以你大致可以把《真相訪談》看成是一個拍了三年的大型版《穹頂》。
據說在節目開始製作前，曾經有很多朋友勸阻阿米爾·汗不要自毀前程，因為拍這樣的節目對他的電影職業沒有任何好處，反而可能引起觀眾的反感。
節目的開頭，阿米爾·汗用一段長長的獨白對朋友的疑惑做了回應。他說：
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為一個印度人，我感到自豪和高興，但是社會中還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實，我們卻對此熟視無睹，這些苦難讓我深感不安，感到哀傷。
有時我會想，為什麼要去思考這些與我無關的事呢？我的生活幸福美滿，別人的苦難與我何干？
但是確實有關係，因為我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一份子。一連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聯繫在一起，一呼一吸中，體會心中的共鳴。
如果甘地、提拉克、鮑斯、尼赫魯、智者阿扎德仍然在世，我們有何顏面去面對他們？我們的先人懷抱夢想，為自由而奮鬥，就是為了建立一個現在這樣的印度嗎？
我想談論一些關係印度民生的話題。不去責怪任何人，不說任何人的壞話，也不去指責任何人。畢竟，那些造成苦難的人就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我無心激化矛盾，我只想改變這個時代。
節目裏的阿米爾·汗，不憤怒不煽動，態度堅定又神情溫和，宛如真神。
節目播出以後反響空前，在印度幾大電視台播出，觀眾累計達到6億，加速了好幾項相關法案的出台。
阿米爾·汗就這樣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了社會的變革。
第二年，《時代》雜誌把他評為全球百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稱他是「印度的良心」，採訪他的文章標題是《一個演員能否改變一個國家？》。
這些電影，很多都獲得了票房成功，又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看到很多中國媒體把阿米爾·汗比喻成印度版的成龍、劉德華。從受歡迎和知名度的角度來說，這些類比可能沒有錯。
但是，看過他的電影和節目，了解他做過的事之後，你就會明白，像阿米爾·汗這樣的演員，在中國根本找不到一個參照物。
登上《時代》雜誌各種榜單的中國明星也不少了，有哪一個像阿米爾·汗那樣，用自己的影響力推動了改變？又有哪一個夠資格稱得上國家的良心？
甚至只是從敬業的角度來說，有幾個中國明星，能夠像阿米爾·汗那樣，為了拍電影增肥減肥，體重先從138斤增到194斤，再減回到144斤？
動輒幾億幾十億票房的中國電影，又有多少部像阿米爾·汗的電影一樣，帶着現實指向和社會關懷？
不說推動改變，有多少部中國電影，能啟發觀眾做哪怕一丁點的思考？
阿米爾·汗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我確實相信電影有推動改革的潛力，當然電視也一樣……我們講述的故事、刻畫的英雄人物，可以激勵大眾，給人們帶來希望，觸動人心，可以解放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讓它茁壯成長。這是一個創作者可以對世界做出的貢獻。這是一種選擇，不是我們的義務，但是如果我們想這樣，是可以做到的。」
而在做電視節目之前，心懷巨大社會責任感的阿米爾·汗其實早就在用電影實踐他改變社會的理想。
他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像《真相訪談》一樣，關注印度社會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
《摔跤》講的是性別歧視；《三傻大鬧波里活》和《地球上的星星》講的是教育體制；《榮耀之役》講的是印度的殖民傷痛；《心中的小星星》講的是閱讀障礙症；《我滴個神啊》講的是印度複雜的宗教社會。
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印度落後中國多少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答案到底是多少，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如果我們沉迷於這些看得見的硬件上的領先而沾沾自喜，就會忽視和無視很多看不見的落後之處。
所以，也許是時候改變一下我們對印度的看法了，正視一下這個我們很多人不太看得起的國家了。
我們並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領先的優勢。在很多方面，印度反而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至少在電影上，中國電影比印度電影，落後了一個高山一樣的阿米爾·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