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初，國家政治急劇向壞的方面發展，儘管我沒能預測到發生「七〇九事件」，但是通過觀察與深度接觸訪民，知道以後上訪就更訪不出什麼了，所以，我不再接受新的維權求助，集中精力掃尾。
在掃尾過程中，我決心中斷對回族老人曹玉發的多項維權幫助。具體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政府方面態度十分蠻橫，而老人家又回護前者；第二是在已經是額外負擔的民事訴訟立案後，法院方面變相刁難我。此事中斷了之後，我沒有了曹玉發的信息。
一、被上訪磨死的王希才
今年四月上旬，有一位年長的劉姓回族女訪民帶一位女訪民（漢族，姓徐）到我家，讓我幫着「看看材料，出出主意」。閒話中，劉姓訪民談到曹玉發的情況，說「曹老頭兒死了」。說到底，還是曹老頭兒把劉姓女訪民領進我家的，事前也沒跟我說。我沒責怪她，畢竟「上訪磨死個人」，這在訪民眼中不算奇怪。
確實，我曾幫助過的年長訪民王希才就是被上訪磨死的。起初，律師撮合他與法院合作，去廣東執行一個他勝訴的民事判決。事情辦得有些眉目，王希才被打發回來。但是，後來法院的人變了說法，稱「一分錢也沒執行回來」。王希才不信，幾次催要，但法院方面有時說給他一小部分，有時又回到「一分我也沒執行回來」的說辭。無奈，王希才從2006年8月開始上訪，到2013年，他已經「八年抗戰」。也就是這一年，我幫他維權，替他寫了十幾份材料，複印也有上百份，陪他去的地方從市政府到街辦處、從政法委到信訪局，不一而足。
雖然執行款一分沒要回來，但政府把他和老伴的農村戶口轉成了城市的，給了一套小面積的經濟適用房，也給兩人辦了低保。政府人士說：這是出於政府的社會責任，「與法院的對錯沒關係」。因此，王希才接着上訪，不但希望要執行回款的估計額四十萬元，還要求補償這些年的利息。最終，他的要求不僅無果，還因常年疲憊奔波，患病去世了。
二、對常務副市長簡單三問
曹玉發是我知道的第二個「上訪未果人已死」的訪民。初接觸時，他已經八十多了。他上訪的事項有三：其一，回民曹家祖墳被開發商強行夯掉，國土局視而不見；其二，身份證年齡有誤，差八歲，影響了其退休待遇，但街辦處與公安局都不給處理；其三，法院對他的一宗民事訴訟立案推三阻四，沒有說法。
此案，第二個事較小。經過我與他所在街辦處書記、維穩辦負責人談判，及與發證機關交涉，最後辦妥。這算是對老人的些許安慰了。
關於第一件事。我到北京見了國家民委的信訪接待人員，其稱我此前寄來的代訪信件已轉到河北省。而後，河北省民委說轉到滄州，滄州方面則說問題到了泊頭（我們這個縣級市）。為此，我與曹玉發在2015年7月14日到了泊頭市信訪局，主要接待人是時任常務副市長時某（回族，現已調任滄州紀檢機關）。談話非常不愉快，時某阻止我說任何話。此前還有一個小細節：我們來到談話室，時某的秘書從裏面出來，勸曹玉發先回去，原因是老人家與時某是老表關係（都是回民），時市長一定會給予特別照顧。然而，曹玉發不信那一套，一定要按序進去。老人家文化程度低、年紀又大，說不清楚；我代老人家陳述，時某堅決不允許。於是，我請求問三個簡單問題，時某准許。
我問：「今天是不是泊頭市人民政府領導接訪？」
時答：「是呀。」
我問：「你在市政府是什麼職務？」
時答：「常務副市長。」
我問：「你貴姓？」
時答：「姓時，時間的時。」
三問後，我起身，收拾面前攤開的資料，出屋。我回家一個小時後，曹玉發追了回來，說：「你把時市長弄了個燒雞大窩脖兒。你走了，他把信訪局的、監察局的罵了一通。問誰把你放進來的。」
三、酒後的嫖局
我耐心聽曹講了大約一刻鐘，最後他說：「彥臣呀，你得答應我一個請求：一年內，別把你窩時市長的這事兒給寫網上去。」我答應了老人家。時某的蠻橫態度，讓我判斷出了「七〇九事件」後接訪政策大調整。此非主觀臆斷，因為數日前，也就是「七〇九事件」的次日，一位幾乎沒什麼來往的髮小找上門，要我去幫他選電腦及調試網絡。之後，他召集另三位發小一起去喝酒。
酒喝到差不多，一位與公安方面有很好人際關係的髮小對我說「再多管閒事兒，公安局就弄你！」我也不示弱，在酒桌上就給頂了回去。四個人很尷尬，就灌我酒。還有，那位上門叫我選電腦發小與公安方面也有關係，總之他們是協商好了，要訓我。
酒後，他們建議去找個洗浴場所每人「打一炮兒」，費用不讓我掏。我沒明確拒絕，但思忖如何脫身。到了他們說好的地方，恰好樓頂儲水罐臨時崩壞。到第二家，老闆可能看我是生面孔，比較警惕，說「暫時沒人兒」。我藉故接手機，把洗浴手牌扔櫃枱上，溜掉。
假如當天，我真醉到失控，嫖了，難免有「錄像伺候」或手機拍照，即不如此，他們也有了把柄。
中國有多少「上訪未果人已死」
再說曹玉發的第三件事。此案由我代理進行民事訴訟。我們到了法院，立案手續很快辦完——把關法官賣人情，說是看我去了才給立的，云云。但半月後，審理法官逕自給我打電話，陰陽怪氣誇了我一番後，要我提供被告方的下落。顯然，這是變相刁難，我怎麼可能知道被告的下落。我也不客氣，給法院遞交了《關於解除委託代理關係的告知函》。
這些年來，中國究竟有多少訪民「上訪未果人已死」？不得而知。但我所在的一個小小的縣級市，我知道的就有王希才與曹玉發兩例——這也算個樣本數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