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鄧小平關係很好。在十一屆三中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點了康生的名，說康生的錯誤是嚴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鄧並不贊成。鄧回京後，這樣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則，鄧和康關係不錯；二則，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是中央組織宣傳工作的總管。本文選自2013年第2期《炎黃春秋》，作者閻長貴曾任江青秘書，原題為《康生的秘書談康生》。
1966年，毛澤東在林彪、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陶鑄、鄧小平、朱德、陳毅、賀龍等人的陪同下，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黃宗漢作為康生的秘書，在康生身邊工作十幾年，經歷了康生主持寫和蘇共爭論即所謂「反修」的「九評」文章的事，也見證了康生參與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康生死後，他還由於康生生前的關照，被任命為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副軍級）。他和康生相處時間很長，無疑對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對康生莫說沒留下全面的回憶，就是某個方面、某個問題的比較全面的回憶也沒有。這是多麼可惜、而又實在無法彌補和挽救的事情。與他相同，還有一位比他給康生做秘書時間更長的李鑫，在康生死後，當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據說還是第一個向華國鋒提議解決「四人幫」的人，而他比黃宗漢死的還早，也沒有看到他留下什麼對康生的回憶材料。不消說，沒有李鑫、黃宗漢對康生的回憶，這對全面（包括正面和負面）認識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黃宗漢生前，也沒有人做這方面的「搶救」工作，甚至沒人提起這件事，實在是一種遺憾，一個教訓。
黃宗漢沒有留下對康生的比較全面的回憶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後和他的接觸中，他還是談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儘管不全面、不系統，但對我們了解康生這個中共黨史和中國國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還是有幫助的。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寫了這篇小文。
一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給江青當秘書期間認識黃宗漢的，因為我們都是小知識分子，又在負責人身邊做同樣的工作，認識後，很親切，簡直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運，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則僅僅一年時間就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了監獄，關押起來。「文革」後我們又不止一次地見面相聚、暢談，他還經常問我，經濟上有困難沒有，他表示可以幫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歷史學家蘇雙碧先生一起到國防大學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發和批判後得到某大人物的關照，僅被降為國防大學師職教員，蘇雙碧和他是福建老鄉），在我們晤談中，他談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關係，我認為很重要，回家後做了追記，現在加以整理，公之於世。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劉少奇。在1966年5月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張春橋等很多人一樣不知道這個《通知》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是劉少奇。他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還向劉少奇做檢討。他說：「王明路線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當時職工國際有一個文件，說少奇同志是右傾機會主義。當時我也相信了，攻擊少奇同志在職工運動方面是右傾機會主義，還在《鬥爭》上登過反對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為謝康。這個誰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錯誤，沒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據穆欣《夢醒時分——十年動亂紀事》，未刊稿）還說，在延安我向你做過檢討，在今天我還要向你檢討，將來還要檢討。不能像有的人，當時反對你，還代替了你，一點檢討也不做（總理插話：那就是××啊！）
2、康生和鄧小平關係很好。黃宗漢說，康生上世紀50年代初期，有一段時間坐冷板凳，他重新起來，一靠毛澤東，二靠鄧小平。60年代，鄧和康一起具體主持「反修」鬥爭。鄧在「文革」中1973年從江西回來，很快就帶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讓進。我又出去接他們。全家見到康生，深深鞠躬，鄧謙遜而懇切地說：「康老，我還是個壯丁，還可以工作。」鄧回京後，這樣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則，鄧和康關係不錯；二則，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是中央組織宣傳工作的總管。（按：在正式出版的關於鄧在「文革」的書中，講到鄧1973年從江西回京後，去看這個人、那個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者）
康生死時，康生的兩頂桂冠（「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是鄧主持定的。
在十一屆三中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點了康生的名，說康生的錯誤是嚴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鄧並不贊成。鄧復出工作後，所請顧問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書）；有人要整李鑫，鄧保他，讓他繼續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職務，後因無事可做，到經濟所任副所長。（按：康生做了大量壞事，當然與他的品質有關，是不是也要從體制方面找找原因？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筆者）
筆者補充一點，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會，批評劉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鄧小平，甚至把鄧說成是敵我矛盾，這樣一來，鄧覺得沒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所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交給「康老」——這恐怕也是證明鄧和康關係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來過從密切。康病後，周恩來多次來看他，說他們同年生（1898年），還說他們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個人（指周、康、陳雲）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這個消息沒告訴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時跟醫生吳階平說：「我這裏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兒去吧！」現在書上都避諱康而說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裏去吧！」
4、康生和江青的關係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好。黃宗漢說，康在延安告訴江青，你跟主席結婚，成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當明星不一樣。江青會見維克多的事，康很不滿。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說說進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總理講，總理回答，主席說了：江青當政治局委員足矣。黃說，有一天夜裏，李訥敲他的門，說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狀。
筆者補充一點。七八年前，我在寫《「文革」初期對江青的宣傳》時，寫了林彪、總理、陳伯達等領導人對江青的讚揚，但我沒查到康生對江青的讚揚。
還有一件事，是關鋒告訴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因為打倒陶鑄的方式和程序（請注意我加着重點的幾個字——筆者）的事，批評了陳伯達、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他們。這個會當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主持。屆時，他和王力去請康，康說：「要批評就批評江青，連陳伯達都要自殺了，都是江青搞的！」關勸康：「康老，要顧全大局……」而開小組會江青未參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需要說明一點，就康生和陳伯達相比，江青對康生還是比較尊重的，我見過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樣訓斥陳伯達，沒見過江青這樣訓斥康生。從總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員，對江青，都稱「江青同志」，而康生則經常直呼「江青」其名。這可能是從延安繼承下來的習慣。但這並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種意義上說：不怕江青）。康生後來在公開場合，不僅稱江青同志，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志親啟」。這種稱呼的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