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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就顛覆了周恩來在我心裏的形象」

小張告訴我,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讀過一份資料。1943年,共產黨著名特工潘漢年被毛澤東派到上海和汪精衛秘密接觸並與日本佔領軍談判,達成了秘密停火協議。日寇投降後,潘漢年與日、汪秘密接觸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衛政權官員揭發。中聯部部長羅青長還找到了當時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收發記錄,證明潘漢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認為總理應該出面糾正這起冤案。可是周恩來卻指示薄一波、羅青長等閉口。後來周恩來簽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對潘漢年的判決。

周恩來鄧穎超與孫維世(中)在一起

文革後期,中國科技大學“一打三反運動”挖出一批“帝修反別動隊”。其中惡毒攻擊毛澤東和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不乏其人。但是對周恩來總理卻罕有誣衊之言。眾“別動隊”員不約而同保持了擁周這一立場。我同樣對周恩來持着一份尊敬。他是眾多共產黨領袖人物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正面形象。那時候稱他為“周總理”。更有人內心充滿着對他的親近感,連那個生分的“周”字也不要了。直呼“總理”。

不幸的是,到美國之後,周總理這尊在我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形像也破碎了。這次破碎得讓人心痛。就像你精心收藏的一枚金幣,忽然發現它只是一片鍍金鉛塊。一時間損失了價值的懊惱,上當受騙的氣憤,有眼無珠的自責——複雜情感會一起在心裏攪動。

這得從我剛到美國說起,那時候沒有正式工作,和一夥留學生偷着打工做裝修。一個來自上海的留學生小張突然問我:“你對周恩來怎麼評價?”我簡單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料小張冷冷地說:“我過去和你一樣,但是一件事就顛覆了周恩來在我心裏的形象。”

我感到詫異,願聞其詳。

小張告訴我,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讀過一份資料。1943年抗日戰爭艱難時期,共產黨著名特工潘漢年被毛澤東派到上海和汪精衛秘密接觸並與日本佔領軍談判,達成了秘密停火協議,內容是新四軍停止對津浦線鐵路橋樑的破壞,讓日軍運輸線暢通,而日軍停止對新四軍的“清鄉”、“圍剿”,給新四軍活動空間——日寇投降後,潘漢年與日、汪秘密接觸的事情由在押的前汪精衛政權官員揭發。潘漢年卻又把這段秘史曝露給不該知情的陳毅,毛澤東聞訊大怒,當天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並給法院“不判死刑”的指示。潘漢年被監禁7年後以漢奸罪接受審判,判刑15年。實際上潘漢年在秦城監獄被囚20年,然後改名換姓轉移到湖南第三勞改農場繼續監禁2年至死,妻子董慧也受牽連陪監終生。

潘漢年案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時潘氏夫婦早已雙雙離世多年了。支持潘漢年無罪的證據在審判時就已經確切掌握。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說:“誰能救得了岳飛?”意指既然宋高宗要治岳飛以死罪,大理寺也只好以“莫須有”定案。在高等法院內部,謝高哉則明確對兩位審判官說:“潘漢年案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

周恩來在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主要活動在重慶,遠離核心領導。對於潘漢年懷揣毛澤東的錦囊妙計與日寇勾結的陰謀毫不知情。只是對屬下重要官員上海副市長突然被捕感到蹊蹺,就派人調查。中聯部部長羅青長還找到了當時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收發記錄,證明潘漢年是奉命行事;薄一波認為總理應該出面糾正這起冤案。可是周恩來卻指示薄一波、羅青長等閉口,從此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談起潘漢年這個名字。後來周恩來簽字批准了高等法院對潘漢年的判決。

“為了掩蓋毛澤東勾結日寇的醜聞,潘漢年做了替罪羊,不許公開申辯。周恩來明知冤枉,卻裝聾作啞,不敢秉公向毛澤東進言。一個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伸張正義的總理,有什麼可尊敬的?”小張憤憤不平地說。

我說:“我不清楚這段歷史,真是這樣,那共產黨內部也太黑暗了。如果聯日反蔣是一件功勛,那毛澤東應居首功,潘漢年功在其後;如果是一件罪惡,毛澤東就是首惡,潘漢年就是脅從。現在看來,這件拯救共產黨的功勞,卻是危害民族的罪惡。毛澤東沒有勇氣公佈於眾,所以給潘漢年安一個罪名,讓他老死獄中,達到封口目的。法院、檢察院還奉命配合製造冤案;政府總理明哲保身,這個國家的公平正義在哪裡?就憑這些,也會顛覆了周恩來在我心中的形象。”

我後來發現,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放棄原則、卑躬屈節、甚至為虎作倀是一個常態。潘漢年案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

一旦打破周公迷思,還真發現不少周公隱疾。

1968年3月18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沌期,周恩來與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進來當著周恩來和眾人的面,氣勢洶洶地罵道:“總理,成元功(周恩來衛士長)是你身邊的一條狗,孫維世是你身邊的一條狼!”她向造反派們表達了切齒痛恨孫維世的態度。紅衛兵聞風而動,抓捕批鬥孫維世。孫維世在監獄受盡凌辱折磨致死。屍身上一絲不掛,反而手腕上鎖了一副手銬。

孫維世是中共烈士孫炳文之女。孫炳文在黃埔軍校時就與周恩來是黨內同事,1927年犧牲。1937年16歲的孫維世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投奔革命。門崗不讓進,她就盯在哪裡,直到周恩來經過門口,孫維世才上去相認。周恩來鄧穎超很喜歡這個孩子,把她收為義女。孫維世有表演天才,年輕漂亮,在延安舞台上曾與江青同台演戲,奪去江青的彩頭,令江青不快。1939年孫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戲劇表演和導演專業。1949年在毛澤東赴莫斯科談判期間,孫維世任代表團翻譯,與毛澤東如影隨身。毛澤東沒有讓江青隨行,江青於是嫉恨再添。

江青對孫維世進行迫害,雖然毒辣,卻也有毒辣的動機。令人不解的是,那張逮捕孫維世的命令,竟是周恩來親筆簽署的。

至於衛士長成元功,江青的破口大罵更無道理。江青認為是成元功擋了她的駕,阻止她與周恩來見面,掩護周恩來背着她開黑會——這純粹是江青無中生有的猜疑。然而周恩來沒有為自己的忠誠衛士長做任何辯解。成元功被逐出中南海警衛處送去勞動改造八年。

與其說是周恩來屈服於江青的雌威,不如說屈服於賦予江青雌威的毛澤東的淫威。他戰戰兢兢侍奉毛澤東,小心翼翼討好江青,已經到自賤自輕的地步。中國有個俗話說:“打狗要看主人面”,周恩來做得更進一步,“敬狗全看主人面”。周恩來向邱會作傳授做官經,也是周恩來潛心研修多年的“黑厚學”,他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為了迎合毛澤東,周恩來可以犧牲任何人。讓無辜之人,罹無妄之災。

文革期間,被投入監獄的上層人物,大多由周恩來下令逮捕。包括賀龍、王光美、楊成武、餘力金、傅崇碧等。周恩來曾經在電話里語重心長地說:“光美同志,要經得起考驗啊。”一腔慈悲為懷的聲調。可是不久他就發出逮捕令,翻臉不認人。最後中共中央專案組羅織罪名要求處王光美於死刑,都有周恩來的批准簽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來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在劉少奇“罪證材料”上批道:

“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周恩來的批語還有更情感豐富的話,以批劉辯明心跡:

“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場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伙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挖下去,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閱後在此處批示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在這一歷史時刻,周恩來跌落到他人格上最低點和陷入道德污泥最深處。不管他內心如何掙扎他終於還是把靈魂徹底出賣給毛澤東,充當專制朝廷的大祭師。親手執刀割了劉少奇的脖子。用劉少奇的血,獻祀於文化大革命的祭壇。

周恩來既有明知錯殺也要殺人的冷酷心,也有明知謬獎也要捧人的厚臉皮。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荒唐宣傳:“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林彪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其源蓋出於周恩來。1967年9月9日在工人體育館舉行紀念秋收起義40周年大會,周發言:“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

周前輩為了突出晚生林彪新晉陞的副統帥地位,已經做得很過分了。在接見群眾的場合,周恩來總是讓毛澤東和晃着小紅書的林彪在舞台上雙雙亮相良久,充分享受雷鳴般的掌聲和海潮般的萬歲歡呼。毛、林莊重地從舞台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走到這頭,最後在舞台中央定位。然後周恩來才象老鼠拉木楔一樣,拖着一大串高幹,緩緩出籠,本分地擠在舞台後排——周恩來還想把他的謙恭延伸到歷史定位,把屬於自己的功勞,編成花環掛到當時只是連長的林彪脖子上。就像是一個膽小的財主遇到強盜,慌忙捧出家傳珍寶,說自己本來就不配擁有它,訕笑着央求山大王務必賞臉收下——這不是謙虛和美德,是懦弱和虛偽。

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還有失態的舉止。他用一種歇斯底里的態度,向毛澤東、林彪宣誓效忠。他說“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說到這裡,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

幸虧周恩來身邊沒有一把刀子,否則他說不定象紂王的宰相比干一樣,一刀子自己開了膛,向滿朝君臣展示自己並無謀反之心。

國家總理髮誓賭咒向一個黨的主席表示效忠,這個國家怎麼了?這個國家的總理怎麼了?這個黨怎麼了?這個黨的主席怎麼了?

只要其中一個不“怎麼了”,就不會發生上述鬧劇。

如果事關毛澤東的錯誤和醜聞,周恩來有着本能的反應——立刻撲上去遮醜。他本人的功能就是一塊遮羞布。

1961年,國家統計局賈啟允等三人,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不久周恩來再次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在我們三人共同監督下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周恩來這才放心。周恩來為了掩蓋毛澤東的彌天大罪,鬼鬼祟祟,毀滅證據。他這個總理不是為平民百姓當差的,他只是毛澤東的家臣而已!歷史不會原諒他的這種作為。

大饑荒發生後,周恩來做過幾次長篇講話,巧舌如簧宣傳中國是世界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鼓勵大家以此為傲。喋喋不休地重複“自然災害,”“蘇修逼債”造成全國大饑荒的鬼話。但是一直迴避“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的錐心刺骨的問題。

當官不給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白薯。回顧周恩來的總理生涯,他一直是為毛澤東當官,認毛澤東為主。他要種白薯還是繼續做高官,老百姓沒有權利發落。他勤勤懇懇當了一輩子中國的大管家,一輩子讓國民忍受食不果腹的日子,一輩子循循善誘勸導民眾逆來順受各種迫害。

周恩來為毛澤東歌功頌德不遺餘力。相對劉少奇、林彪而言,周恩來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工程出道晚了些年頭。但是他一旦投入這個行業,就弄得風風火火。1964年他親自做總導演調動全國人力物力拍攝大型音樂舞蹈革命歷史劇“東方紅”。作為國務院總理,這實屬不務正業玩忽職守。他不能解決人民溫飽,卻熱衷於製造精神鴉片。用舞台上的輝煌,掩蓋現實的失敗,給貧瘠蕭條的中國製造虛假繁榮。周恩來在歷史上的逆向行動,成為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大反動的前期預熱活動。

從延安整風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看到了一個罕見的政治現象,就是周恩來與劉少奇政治角色的轉換。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期是毛澤東的新寵,他打擊的是王明、周恩來。由劉少奇提議授予毛澤東“最後決定之權”的決定,把毛澤東推到黨內不受制約的地位。毛澤東逐步走向專制主義,造成一系列惡果。直到毛一意孤行釀成全國大饑荒,造成許多農民被餓死的慘狀,才喚醒了劉少奇的人性。他冒着風險,推行了以“三自一包”為中心的調整經濟政策,衝撞了毛澤東。(諷刺的是,正是劉自己把毛捧到了不容衝撞的地位。)毛澤東矯情地拿着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討發言權的時候,毛、劉已經由同盟關係徹底分裂了。微妙的是周恩來以和事佬的姿態插入糾紛,他擱置二人政爭的是非問題,只是從“尊重主席”的角度勸說劉少奇作了檢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一再向毛澤東輸誠,表示要站在毛澤東一邊,申請加盟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劉少奇和周恩來作了角色上的對換。劉少奇成為打擊對象,周恩來成了毛澤東棒子隊的成員。

社會主義制度結構性的缺陷,是沒有輿論監督、權力制約機制。幾乎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走向專制主義。毛澤東做的更絕一些,還把一黨專制演變到絕對的一人專制。中國的政權成了一架劣勝優敗的逆淘汰機器。劉少奇因為其尚未泯滅的人性遭受滅頂之災,周恩來因為其日益彰顯的奴性總算是體面而終。認真地說,上個世紀初許多共產主義的革命家,也都曾是憂國憂民的志士,並真誠相信共產主義,認為走蘇俄的道路可以救中國。但是這些仁人志士一旦進入這架逆淘汰機器,最終要改造成為奴性十足的馴服工具。窒息了自由思想,喪失了人性。專制機器最為顯著的效能是:壓制扼殺群眾智慧,放大最高統治者的愚蠢。

四人幫倒台後,鄧穎超急忙向華國鋒提出要整理周恩來文件的要求。她把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示的文稿調來,經她過目之後監督燒毀,一如1961年周恩來焚燒大饑荒文字材料。這位與丈夫心心相印走過革命江湖的大腳老太太,十分清楚丈夫的作為經受不起歷史的考驗,留着白紙黑字的文件只是自取其辱。但是鄧穎超老太太也陷入唯心主義認識論:不明白毀滅歷史證據不等於毀滅了歷史本身。頂多給考證工作帶來些麻煩。歷史事實是不能用一把火燒光的,善惡從它發生的那一刻起就凝固在時空框架上了。

周從1956年“反冒進”遭到毛的批評之後,就從此徹底臣服。從大躍進、大饑荒、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管毛澤東如何荒唐,周恩來一直和毛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是毛澤東卻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周恩來。周恩來感到忠臣難做,一肚子委屈。所以在做最後一次手術,被推進手術室之前,忽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這是一個久被壓抑的懦夫突然閃過的一星勇敢的火花。既是對毛澤東借“評水滸”影射他右傾投降的自辯,又是對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抗議。不過周恩來最後的這點小掙扎,已經對他本人的歷史定位沒有多大幫助了。

04-09-2014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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