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外賣村的」老朱42歲了，卻一直單身。他本以為遇上了一個彼此中意的對象，還送了對方金首飾，如今卻是一場空。（圖/文鄒璧宇）
送了一天外賣的老朱，回到出租屋傻了眼——之前老家人給介紹的女朋友不見了，她的衣物和洗漱用品也不見了，電話也打不通。就在前兩天，老朱花了半年積蓄，用一萬多元給她買了金戒指、金手鐲作為訂婚禮物。現在，這些都不見了。「完了，上當了！」老朱立刻打電話給公司請假，他原本過兩天要去上海參加公司的培訓，現在只能作罷。（圖/文鄒璧宇）
老朱想找到當時購買金銀首飾的發票，卻發現發票都一併被這位「女朋友」帶走了，沒有發票便很難立案。好在老朱找到了「女朋友」的身份證複印件，那是幫她找工作時準備的材料。
在派出所報完案，老朱給老家的介紹人打電話，說着說着忍不住哭了起來。介紹人是自家親戚，當時他拍着胸脯跟老朱說對這個姑娘知根知底。老朱滿臉的委屈，反覆要求介紹人在24小時內去當地派出所報一個失蹤案。
呆坐在派出所里，老朱琢磨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記得事發這天早上，他為「女朋友」做好了早飯才出門，完全沒有發現任何的異樣。42歲的老朱，單身了多年，本以為遇上了一個彼此中意的對象，如今卻是一場空。
居住着兩千萬人口的北京，有着各種各樣的職業。而在所有職業里，工作節奏最快的可能是外賣送餐員。老朱便是其中一個。老朱來自河北張家口下屬的一個縣城，上過大專，在當地是個「有學歷的人」。他曾經在煤炭局工作過，算是體制內的人。2001年前後，工資降低，一個月才掙三四百，老朱沒幹幾年咬牙辭了職，來到離家5小時車程的北京，成為一名打工者。這兩年，他加入了送外賣的隊伍，每天早上9點出門，晚上9點才結束工作。
送餐的工作辛苦，但為老朱帶來一個月6000多的收入，是十五年前煤礦局工資的20倍。但北京生存壓力大，日子過得仍然很「緊巴」。圓明園附近聚集了很多同行業的人，被稱作「外賣村」。老朱在這兒的一棟小二層樓租了一個10平米的房間，一個月租金700，廁所需要去街道的公用廁所，洗澡則只能去附近的澡堂。他說700元的房租是自己的承受極限，因為每個月必須要存一些錢，沒有積蓄就是白干。
他反覆尋思着自己不對的地方——不應該跟女方認識幾天就決定訂婚。可是42歲的人了，獨自在這個城市打拼，太想擁有一個家了。報了案，在外頭吃了東西，老朱晚上回到出租屋，生活又變回他自己一個人。
在屋裏呆着，老朱總免不了想起這兩天的遭遇。他索性出了門，加班，送餐，賺錢！此時是晚上9點，遇到別的送餐員下班，跟老朱打了個照面。
自從唐家嶺搬遷後，北京的城中村不剩下幾個了。圖為老朱居住的「外賣村」，到處都停着送外賣的電動車。
老朱沒有太多的時間悲傷難過。在經歷「人財兩空」後的第二天，他準時去上班——損失已經這麼大了，再影響工作掙錢就更不值當了。圖為早上9點半，送餐員們到達集合點開會。領班每天都要交代送餐員們保證速度、注意安全。北京的送餐業務被日益壯大的平台劃分成了不同的片區，每個片區除了同一個公司的送餐員，還存在着其他平台的競爭對手。
送餐，最重要的是準時把餐送到顧客手裏，超時會被顧客投訴。所以幹這活兒的多數是年輕人，老朱入職時超過40，原本不符合年齡要求，但因為人老實，算是破格招錄。有一次，一位在30多層的寫字樓里上班的顧客訂了餐，然而老朱到達辦公樓的時候離超時只有10分鐘，又趕上高峰期電梯擁堵，他只好從安全通道的樓梯跑了上去。
晚上9點多，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路上，老朱接到父親打來電話，說着說着情緒就激動起來，父親希望他自認倒霉；而老朱則希望父親去親戚家問問情況。他有太多的不甘心，買首飾的那些錢都是自己一個盒飯一個盒飯送出來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多辛苦。
二層小樓房的樓梯陡峭且窄，老朱搬運兩塊電動車電池上樓。為了保證電瓶車續航，不耽誤送餐，他一次帶兩塊20公斤的鋰電池出門，一塊備用。
一層樓住了6戶，每一戶都是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屋子，大家共用一個洗手台。鄰居們都漂在北京干服務行業，例如咖啡店店員或者超市收銀員。圖為老朱在洗手台洗鍋，準備晚飯。
曾在大學校園裏幹了幾年廚房工作，老朱做飯燒菜沒問題。屋子雖小，但他還是想辦法自己做飯。有「女朋友」的那幾天，他做飯特別賣力。
老朱的晚飯——雞蛋面外加土豆和火腿腸，這也是他吃得最多的晚飯；午飯則是兩個燒餅配免費的番茄醬。在這個城市生活下去需要錢，想做點啥生意更是需要本錢，對於他來說，在北京成家沒點錢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儘量省錢，有空就加班。有人曾問他為什麼不回家？可是老家的工作更不好找啊，大齡大專生的機會不多，縣城裏很多地方得看關係。在北京，只要你願意掙錢就有機會。
牆上貼着2015年的北京交通規劃圖，老朱在地圖上記下了幾個電話號碼，那是他在北京為數不多的朋友們。雖然每天在外面跑，但也只是在一個小區域打轉，和人的交流也只是匆匆見上一面，老朱害怕生活最終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