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北京治藏的思路重點是發展經濟，給藏人利益。西藏花錢幾乎全來源北京。北京給的錢按西藏自治區人口數平均計算，高於中國很多地區的農村人均收入。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時，北京當作禮物分別送了「四十三項工程」和「六十二項工程」給西藏，指派中國大陸的各省市負責施工。還指派10個中國大陸省市對西藏長期「對口支援」，無償提供幫助。西藏的農牧民最早實行免收農牧稅。今日西藏到處可以目睹生活水平的明顯提高。無論農村和城市，遍佈新蓋的民居。拉薩等城市更是變化驚人。從文化角度如何評價另說，方便舒適可以和中國大陸媲美。在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說超過歷史任何時期。
然而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並沒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樣獲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普遍心向的是沒有給過他們一分錢的達賴喇嘛。無論什麼事，只要是北京與達賴喇嘛對立的，絕大多數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喇嘛。為什麼北京為西藏大筆地花錢，卻得不到藏人的心？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北京與達賴喇嘛的敵對。達賴喇嘛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他代表的是維繫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系和達賴體制。在藏人的轉世觀念中，與一世達賴為敵，就等於與全部達賴世係為敵，也就成了與整個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為敵。
北京發現它對西藏的「撥亂反正」使它陷入了一個怪圈——藏人是一個宗教民族→宗教性質決定信教者對宗教領袖無條件服從→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同時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領袖——按照這個怪圈的邏輯，只要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對藏人的精神影響力就會不斷加強。這使北京進退兩難。重新禁絕西藏宗教已經沒有可能，於是便把矛頭對準了達賴喇嘛。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後，治藏路線轉為強硬，達賴喇嘛被宣佈為敵人。當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這樣定性：「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
西藏當局下令收繳和銷毀達賴像，引起了廣泛的反抗。當局隨即開展對寺廟的「清理整頓」。由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寺廟，僧侶被要求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眾多不被當局信任的僧侶被趕出寺廟，遣送回鄉，還有一些關進監獄；留下的僧侶則必須公開表態反對達賴喇嘛；制定了限制寺廟活動的規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廟，限定寺廟僧人「編制」，禁止寺廟之間串聯，在寺廟以外不許宣傳宗教等，甚至活佛轉世都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寺廟自主名存實亡，政府官員被安插進寺廟管理機構，任何決定都得通過他們。
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員、幹部和國家職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許信仰宗教，除了嚴禁掛達賴像，還不允許設經堂佛龕，不許請僧侶念經，不許做佛事，不許掛宗教性標誌，違反者要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退休者扣發退休金，學生則不予升學——對此的說法是：吃黨的飯就得聽黨的話。儘管砸飯碗的威脅可以暫時嚇住一些藏人，但是飯碗不是人心，人心卻可能因為威嚇離得更遠。
走馬觀花的旅遊者看不到這些。形式上的宗教活動似乎都在正常進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脈——被稱為「三寶」的佛、法、僧都受到遏制和摧殘。除了前面講的「整頓寺廟」，西藏宗教界最擔憂的是當局對講經弘法的封殺。宗教失去哲學思想的傳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與迷信層面，無法了解宗教真諦，由此必將造成宗教衰微，還有奢靡之風的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敗壞。同時，宗教界內部的理論研習與傳承也無法正常進行，宗教儀軌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規模。不滿的宗教人士表示，只讓老百姓點燈磕頭的宗教自由，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覽館，還不如沒有。
西藏現在表面是穩定的，人們甚至不再表達異議，然而卻是更加說明人心的背離。鄧小平說過這樣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如果人表達不滿，說明他們認為能通過講理解決問題，當人什麼都不再表達時，則是認為已經無處講理，唯一能被聽懂的只剩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