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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洱:中式父母西式子女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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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實施計劃生育,把父母逼到死角,只能仰仗唯一孩子養老;接着又嚴格控制土地供給,維持高房價,導致孩子不得不依賴父母買房……也就是說,中國家庭被榨乾了。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中國,只會有更多的‌‌「賣房送女留學卻嫁老外‌‌」的無奈悲劇。

‌‌「賣房送女留學卻嫁老外,父母崩潰‌‌」的新聞引起了廣泛爭議。但其實,無論是崩潰的父母還是嫁老外的女兒都沒有錯。因為在中國,孩子別想真正獨立,而父母也不可能做到真正放手

一對家電配件廠的普通職工10年前送女兒去美國留學,甚至不惜將家中110平方米的房子賣掉換成一套70多平方米的兩房來湊學費。但女兒出國後選擇留在國外工作並與美國男友結婚,父親因此和女兒鬧僵,擔憂無人養老。

此新聞一出,爭議不斷,有人指責父母綁架女兒,養兒只為防老,也有人譴責女兒不顧孝道。但在中國的語境下,無論是選擇定居國外的女兒,還是擔憂老了無人照顧的父母都是時代的犧牲品——他們都很可憐。

中國孩子別想真正獨立

‌‌「子女因你而來,而非為你而來‌‌」是指責父母者的代表觀點,他們認為女兒作為獨立的個體,有權留在國外,追求自己的幸福。誠然,女兒的選擇並無過錯,但對中國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不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獨立都只是一個偽命題。

傳統中國社會,家長擁有絕對的權威,即懲戒權、財產權和主婚權三大權力。但如今家庭代際權力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父輩的權威全面失落。法律不再賦予父輩對子輩的懲戒權和主婚權,家庭成員平等、子女婚姻自由。

更重要的是,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由多子社會轉向以獨生子女為主的社會,‌‌「小皇帝‌‌」的概念也因此而生,父母將全部資源和財產傾注於獨生子女身上,近乎溺愛,獨生子女的權力和權益愈發受到重視,開始追求獨立。

但現實條件下,年輕人難以在大城市立足,跑不過房價的工資和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住職分離導致的通勤費用)使他們不得不依賴父母,尋求家長的財政支持。這種支持包括家長提供膳食,幫忙還貸或購買婚房,支付婚姻費用、學費和孫子教育費用等。

以買房為例,英國滙豐銀行最近的一項調查稱,高達70%的中國‌‌「千禧一代‌‌」名下有房,居全球首位。在全球無房的青年中,83%的人表示‌‌「未來5年內有購房計劃‌‌」,中國的比例為91%。

而自政府定下土地招拍掛制以來,土地財政的基本格局已然奠定,地方政府已經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中最主要的分利者,政府的多輪房地產調控政策始終未能對準高地價、高稅負下手,致使房價一路高歌。在中國的房價高壓之下,有40%的人不得不選擇在購房時向父母尋求財政支持。

此外,還有不少年輕人為了存足買房錢,選擇與父母同住。據該調查,和父母同住的中國人比例為20%,而世邦魏理仕2016年11月的報告顯示,有61%的中國大陸‌‌「千禧一代‌‌」目前仍與父母同住,而這個比例在中國香港則是90%;但是,將近一半的大陸受訪者計劃在未來兩年內搬出父母的家。

對農村青年而言,他們還不得不仰賴父母幫他們照顧子女。中國農村到城市的流動人口從1989年的3400萬增加到2010年的2.24億,增長了六倍多,佔中國農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等限制使他們不得不將孩子交付農村的父母照顧。

2014年中國留守兒童的數量是6102.5萬人,而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回流兒童‌‌」即曾跟隨進城務工的父母在大城市讀過書,最終卻不得不返鄉的留守兒童的比例已由2010年的35%上升至2013年的58%。這種回流現象與大城市控制人口制度的出台和大城市入學門檻的提高有很大關係。

除了物質上子女無法脫離父母之外,生活方面,父母也繼續為成年的孩子提供諮詢。譬如,年輕人擇偶更加自主,但他們依然會諮詢父母的意見。

中國父母不可能真正放手

費孝通曾提出代際關係的‌‌「反饋模式‌‌」,即下一代需要贍養上一代。這種模式以‌‌「養兒防老‌‌」的觀念為基礎,體現了(親子)兩代人之間的‌‌「均衡互惠‌‌」原則,且子女贍養父母,不僅包括經濟方面,還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

隨着時代和社會變遷,不少學者指出這種反饋型代際關係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代際均衡交換關係已經被打破,贍養邏輯從傳統的反饋模式轉變為現代的理性交換關係。對子代來說,贍養老人的動力不是來自於生我養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種與市場交換形式相類似的有來有往的給予方式。

眾所周知,在中國,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極高。有調查顯示,育兒成本已經佔到中國家庭平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個負擔。尤其是計劃生育導致只能生一個孩子,父母的全部資源和財產幾乎都傾注於獨生子女,即便孩子成年,他們也不得不承擔諸如幫孩子買房等本來不屬於父母的義務。

新聞中的父母便是典型。家境普通的他們不惜賣房送女出國,對女兒的愛不言而喻。只有一個獨生女的他們也不得不考量贍養問題,除去經濟支持,想和女兒在一起的情感需求恐怕才是不希望女兒定居國外的根本原因。但已經60多歲的他們即便被女兒接出國恐怕也難以適應國外的生活,語言、人際等等都是障礙。他們的‌‌「崩潰‌‌」情有可原。

此外,中高收入老年人尚且能夠通過幫助兒女買房等方式,獲得長期控制兒女的權力和贍養回報,低收入和農村老年人則愈加脆弱,他們通常資源有限,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後不得不依靠成年子女得到各種支持,但在理性交換模式下,農村出現了嚴重的養老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子女不孝現象十分普遍。以贛中農村為例,在子女的贍養下,老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底線(即每年600斤口糧)基本上可以保證,但也僅此而已。

為了彌補養老的不足,老人在年事還不是很高的情況下(通常為70歲以下),還要參加勞動,如種田、飼養家禽家畜等。如果年事已高,勞動能力完全喪失,那就只能依靠兒子提供的口糧過活了,那時的生活就非常貧困了。除了物質支持,子女對父母的生活找料和精神慰藉也嚴重缺失。

這也是導致中國老年自殺率顯著上升的原因之一。據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中國2013年85歲及以上的農村男性的自殺率達到95.03/10萬,2012年為92.21/10萬。

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60歲以上人口1.78億人,佔總人口的13.3%。據估計,到2050年,老年人口將增加到4.3億,佔總數的30%。與此同時中國生育率也大幅度下降,加上計劃生育政策引起的家庭結構的變遷,4-2-1(即四個祖父母,兩個父母和一個孩子)的家庭格局已經形成,家庭養老已經出現了困境。

中國家庭被榨乾了

此外,獨生子女格局下,年輕一代又在向全國乃至全球遷移,傳統的由一名子女和老人共住式的贍養很難實現。但近年來,政府並沒有改善養老環境的意圖,相反,官方一直警惕做出高福利承諾,在宣傳中主張社會福利社會化,並且倡導孝道,試圖重建傳統文化道德來改善老年人的困境,將國家對養老的責任推至家庭內部和所謂的市場來解決。

中國從未有過全面的福利基礎設施和老年護理制度,而且這種情況很可能會持續下去。2000年,國家和集體單位管理的養老院只佔老年人口的0.8%。老年父母依賴於成年子女所提供的照顧。第三次全國老年人口狀況跟蹤調查的數據顯示,在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中,只有0.8%入住專門養老機構,84.3%依靠家庭成員提供照顧。

在中國,只有無孩子的老年人才有資格獲得國家提供的‌‌「五保‌‌」福利,其中包括食品,住房,服裝和保健等基本生活需要以及埋葬費用,而這些都是以最低生存水平提供的。

大多數農村老年人既沒有養老金也沒有健康福利保障,所以在失去獲得收入的能力時,被迫依靠成年子女的經濟支持。雖然許多城市老年人能獲得適度的退休金,但是沒有內部的通貨膨脹保障措施,如果以前的工作地點效益下滑或關閉,許多人的養老金會被削減。

本來,就全球而言,各國政府在養老金責任中承擔的比例都在降低,個人將承擔起越來越多的養老責任,養老全部依靠政府也的確不現實。

但以中國養老保險為例,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合計28%,比美國聯邦政府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計劃繳費率總和還要高將近4個百分點,但是中國養老金替代率也僅有48%。與待遇水平相比,繳費負擔過重,結果是企業和個人都無力負擔企業年金計劃。一方面企業和個人把本來應該用於自我養老的費用也繳到了政府養老保險中,另一方面又竭力宣傳家庭和社會養老,只能說中國政府習得一套甩鍋大法。

政府還善於通過宣傳和法律、行政等手段,不斷加強家庭成員對老年贍養的責任,極力弘揚傳統孝道。

1996年制定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至今仍然有效,該法案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員應當關心和照料老年人‌‌」;‌‌「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2012年6月,《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來審議,修訂草案中新增一條‌‌「常回家看看‌‌」,同年8月初,新版24孝行動標準頒佈。

這一系列措施都旨在宣揚贍養老人主要是子女的一種道德責任,不是國家或者社會的責任,假裝從來沒有出現過‌‌「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的宣傳。

總的來說,政府實施計劃生育,把父母逼到死角,只能仰仗唯一孩子養老;接着又嚴格控制土地供給,維持高房價,導致孩子不得不依賴父母買房……也就是說,中國家庭被榨乾了。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中國,只會有更多的‌‌「賣房送女留學卻嫁老外‌‌」的無奈悲劇。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下劃線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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