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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真的是為了「北上抗日」嗎?

「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因為毛澤東要保存實力,擴大根據地。他不願拿中共的主力部隊與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實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對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讓彭德懷自己去打。打壞了拿彭是問,打好了自然歸功於黨的好領導。

中共的紅軍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才確定去陝北,那是衝著劉志丹的人馬和地盤去的。所謂“紅軍北上抗日”,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毛澤東說∶“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開放》月刊三月號內司馬璐先生的《張國燾武漢出逃經過》十分精彩,惟文中“中央紅軍依計划到達陝北”一句,恐與史實有出入。請容筆者借《開放》一角,略敘一二。

中共的紅軍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不錯,但那不是依照計划去的。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一九三四年十月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因而目的地多次更改。最後一次改到了陝北。而無一次更改與“北上抗日”有關。

從一九三三年十月開始的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由於採取了構築碉堡群包圍“蘇區”、步步為營的戰術,不給紅軍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機會,紅軍屢次受挫。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蘇區”北方門戶廣昌失守,紅軍元氣大傷。中共已無信心守住江西“蘇區”。六月十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突圍”事宜。周恩來提出,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向東北方,沿閩、贛邊轉移到沿閩、浙、贛邊,可以威脅國民黨心臟地區江、浙一帶。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贛粵邊突圍。周主張採取第二方案,毛澤東主張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懷贊同毛的意見。“結果通過了周案而散會。”[1]

顯然,這兩個方案均未將“北上抗日”考慮在內。

次日,中共“總負責”秦邦憲(原總書記向忠發叛變後,黨首腦一般不再稱總書記,而稱總負責。黨內多稱秦邦憲為博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特、朱德、周恩來、項英、龔楚(時任紅軍總部代參謀長,因不滿於紅軍綁票勒索殘害百姓,尤其是長征前夕大規模殺戮同志,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脫離中共)開會研究突圍的準備工作。這時,“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兩隊北上,為紅軍主力突圍試探。”會議決定∶一,由方誌敏率“紅軍抗日第一先遣隊”,“向衢州方面挺進,創造皖、浙、贛根據地。”二,組建第六軍團,“以蕭克任軍團長,稱為紅軍抗日第二先遣隊,向桂東、汝城間突圍,沿湘桂邊界北上湘西,與賀龍會合,準備策應紅軍主力突圍後的行動。”三,“將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以龔楚任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2]

由此可知,“紅軍抗日先遣隊”並無抗日的任務,也無北上的意圖。中共組建“紅軍抗日先遣隊”,純為突圍打個招牌,與“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憲是黨內留俄派首領,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成為黨內頭號人物,實際是書生一個。“抗日先遣隊”的招牌固然響亮,可日本人遠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幾乎為零。軍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隊被擊潰,方誌敏被俘,殘部退回閩北。第二先遣隊也折損大半,僅剩一千人與賀龍部會合。據龔楚說∶“這兩個抗日先遣隊的派遣,無論在政治影響上,軍事行動上,均無補於紅軍主力的突圍,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損失而已。”[3]

不過,若無秦邦憲那個主意,中共歷史上將不會有“抗日先遣隊”一詞,後來中共也就不會有紅軍“北上抗日”一說了。所以,秦邦憲提出“以抗日名義派先遣隊”,後來竟給了中共一個用以自我吹噓的資本,或許不能說一無是處。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經湖南廣東交界處之通道縣,到達貴州黎平。在那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去向及立足點。會議決定“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4]這才有向遵義進軍之舉。遵義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顯然那時秦邦憲、周恩來一夥沒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紅軍奪得遵義,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聯絡王稼祥、說服張聞天,爭取周恩來,扳倒秦邦憲和那個蘇聯派來的洋人李特,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

二月初,在雲、貴、川交界的一個“雞嗚三省”的村子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聞天取代秦邦憲,成“總負責”。他負責起草並主持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

此決議也沒提“北上抗日”,只改變了其目的地:“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即張國燾統率的紅軍主力。中央紅軍後來稱一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5]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過低估計了四川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進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設想無法實施。他們只好邊打邊走,邊研究落腳點。六月十二日,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在成都西北約一百多公里處的懋功地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小金縣)會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針,會師後的去向就沒什麼可爭論的。正因為無此考慮,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張國燾主張西進,到青海、新疆尋求發展,或者南下,出長江,下武漢。張聞天這一邊主張,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而後逐步佔領四川、陝西、甘肅。六月十六日,張、毛、周、朱聯名致電張國燾等,說“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6]可見,佔領新疆、打通去蘇聯的路,這一點雙方沒有分歧。張聞天們反對張國燾放棄四川西進的理由,不是因為日本人在東邊,而是因為西去千里人煙稀少,補充給養困難。張國燾固然不考慮“抗日”,張、毛、周這邊也一樣。

然而,由於兵力不敵國軍,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帶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也無法實施,紅軍被迫出川。九月十七日,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岷縣哈達鋪。這時,中央再次開會研究前進路線,討論是往西打通往蘇聯去的路,還是到別的什麼地方。

此時,賈拓夫提出了到陝北落腳的建議。賈拓夫是個知識青年,年僅二十二歲。一九三四年初被“陝、甘邊區”黨組織派到上海去向中央彙報工作的代表。此時中共中央早已遷至江西。賈到上海撲了個空,便輾轉到了江西,並於十月間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

在岷縣哈達鋪,見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處去,賈拓夫便向毛澤東建議:去陝北。他告訴毛說,陝北有上萬劉志丹領導的紅軍,並且有一塊不小的蘇區。此時,中央紅軍總共才不到一萬人,一聽賈的介紹,毛澤東馬上說∶“有一萬紅軍就去,何況還有那麼大的一個蘇區呢。”[7]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在渭源縣榜羅鎮(或屬通渭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賈拓夫特別被邀列席。在這個會議中,毛澤東們才作出了到陝北立足的決定。

會後,賈率領一連戰士和一部電台,作為前哨,出發尋找陝北紅軍。在陝西甘泉縣,他遇見陝北黨的領導人郭洪濤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完成了與陝北黨組織聯絡的任務。

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與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會合。長徵結束。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甘泉縣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在長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所以決定去陝北……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8]

注意,這裡毛澤東說的是“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而非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是十一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號是“抗日反蔣”,“反蔣”是實,“全國革命”是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實,“抗日”不過是爭取民心的一桿旗而已。

總而言之,“紅軍北上抗日”一說是中共在北上結束以後編造出來的。

自然,中共黨內有許多人是真心抗日的。彭德懷即其中之一。

一九四○年年中,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決定在華北發動一場破襲戰。七月二十二日,“前總”請示電報到達延安,抄呈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人。但反常的是,毛澤東等收到電報,遲遲不予回復。八月八日,彭德懷只好自己下達戰役命令,並同時以電報報告延安。毛澤東還是不予回復。直到二十日,收到報告已近一個月,前方已經作戰多日,毛澤東仍未作任何反應。[9]

因為毛澤東要保存實力,擴大根據地。他不願拿中共的主力部隊與日本人拼,消耗自己的實力。但中共也喊抗日,他不好正面反對打日本,便有意不回答,讓彭德懷自己去打。打壞了拿彭是問,打好了自然歸功於黨的好領導。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大勝仗。九月四日,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向朱德、彭德懷發去嘉獎電。十八日,延安也召開了“紀念九•一八,慶祝八路軍百團大戰勝利大會”。

但這場戰役使侵華日軍“深刻反省”,不敢再對八路軍掉以輕心。不久,從華中、華東抽出部隊到華北,向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大舉反撲。隨後的兩年中,面對日軍反覆進行的殘酷的“掃蕩”,八路軍遇到了空前的困難,抗日根據地一度縮小了三分之一。

着眼於利用抗戰保存、擴大實力,以便日後推翻國民政府的毛澤東這才發現,百團大戰的實際受益者是蔣介石,覺得吃了大虧。一九四五年中共開會總結華北抗戰,彭成眾矢之的。“會上發言的同志幾乎一致地認為,此次戰役的發動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是‘戰略錯誤’和‘路線性錯誤’。”[10]彭德懷只得檢討以自保。

不過,會後毛卻換了一副臉孔拉攏彭德懷,說∶“百團大戰是無可非議的”,“如果將來有人再提出此事,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第一,中央軍委批准的;第二,毛澤東同志同意了,而且還有電報為證。”[11]

粗心的彭老總以為事情有了結論,便不再將此事放在心上。不料在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因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大躍進”中的若干做法,招致大禍上身。毛藉機徹底搞倒彭德懷,又把百團大戰搬了出來。

百團大戰是彭的“歷史污點”。會上一致批判彭,說“百團大戰是背着中央發動的”,“幫了蔣介石的忙”。彭德懷被迫再次認錯∶“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12]

廬山七月三十一日政治局常委會批判彭德懷,毛澤東說∶“(抗戰時)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13]

廬山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再次談話,明白透露其借“抗日”奪權的策略∶“(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14]

如果日本晚一年投降,共產黨的實力的確可以增強不少,與國民黨奪權將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至於中國老百姓要多死多少人,多受多少罪,那就不在毛澤東考慮之列了。

順便說說賈拓夫。

賈拓夫在黨內有個外號“陝北才子”。有幫毛澤東在陝北落腳的大功,年輕的賈拓夫深受重用。中共執政先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繼而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的六月中旬,國家計委機關黨委書記宋平主持幹部會議,請賈作報告,“講真話”,賈作了個《關於學習一九五九年計劃調整問題的報告》。七月廬山會議,突然“反右傾”,這報告竟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冶金部、煤炭部、機械工業部、鐵道部、化工部聯合召開批鬥會,逼賈拓夫交待與彭德懷的“反黨關係”。賈被撤職,四名計委的局級幹部受其牽連,進了“反黨小集團”。

由於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給毛的那封引致“反右傾”狂瀾的信曾經給賈拓夫看過,批鬥會上追問賈拓夫,看完信後他說了什麼沒有。賈據實回答,他對彭說∶“恐怕太刺激了?”再追彭怎麼說,賈又交待∶彭說“我就是要刺激他一下。”

與會者再追問∶“彭德懷要刺激誰?”

賈答∶“刺毛。”[15]

這不僅證明了彭德懷的反黨,也成了把賈拓夫打成“反黨分子”的依據。

文革初,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頭頭時說∶“‘陝北才子’賈拓夫哪裡去了?這是個一貫反黨的老右傾。”於是造反派馬上抓走了賈拓夫。兩天後,國家計委“紅色造反委員會”拉出橫幅標語“賈拓夫死有餘辜”,並貼出大字報,說在石景山八角村的樹林里發現了賈拓夫的屍體。這名為中共打天下立了大功的中央委員就那麼死了。

1《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第542至543頁。

2同上,第543至544頁。

3同上,第552頁。

4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5同上。

6《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第五十頁。

7《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頁。

8同上。

9《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七年第十一期第4頁。

10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中薄一波的文章。

11《炎黃春秋》(北京)一九九六年第六期第5頁。

1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83頁。

13同上,第182頁。

141959.8.17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清華大學,1967)第260頁。

15《傳記文學》(北京)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49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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