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層總體比例還不高，其中大部分屬於中產過渡層和中產邊緣層。社會分層研究專家、清華教授李強近日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中產階層占樣本比例的19.12%，但73%處於和下層接近的邊緣狀態。
這項名為《中產過渡層與中產邊緣層》的研究（下稱「研究」）發表在《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2月刊上，採用「國際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ISEI）方法，非以單純的收入計算中產，而是將所有職業都轉換為一種地位指數，然後量化確定每一個人社會地位，測量中國中產規模與內部結構、不同規模城市的分佈、職業構成等。測量使用「六普」「長表」數據1%的抽樣樣本，針對16歲-64歲間有職業的人口，總計樣本量為683291人。
研究還顯示，城市規模越大，下層群體所佔比例就越低，中產以及中產「核心層」所佔比例就越高。
「在城市的發展中，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即總是恐懼大城市的發展，擔心大城市的發展會帶來『城市病』。」李強認為，從東亞經驗看，在人口數量大、密度高的社會，發展以大城市、城市群為主體城市佈局，符合一般規律，與中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進「橄欖型」社會的戰略完全一致。
何為中產過渡層與邊緣層
研究將 ISEI得分67分和67分以上定義為社會上層，將得分41分至66分群體定義為中產階層，將得分16分至40分定義為下層（目前社會地位得分最低是16分）。中產過渡層分為兩種，一為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群體，ISEI分值為38分-40分；二是位中產階層中處於邊緣位置、與下層群體連結的群體，ISEI範圍在41分-45分，這一群體也被稱作中產邊緣層。文章的重點考察對象是後者。
測量顯示，中國上層比例為5.62%，中產層為19.12%，下層為75.25%。其中，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過渡群體佔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而中產邊緣層為13.90%，後者佔整個中產階層的73%。
李強分析認為，38分-40分的過渡層群體主要職業是服務業輔助人員（飯店旅遊健身娛樂場所服務人員）、衛生輔助人員、生活輔助人員、維修檢修人員和值班人員、印製處理人員、治安保衛人員、設備安裝人員等等；而41分-45分的過渡層群體主要職業類別為購銷人員、營業人員、推銷和展銷人員、各類銷售人員、辦事員、普通辦公室人員、各類產品與設備維修人員、多類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等等。
「通過對於這兩種不同類型過渡層的分析可以發現，兩個階層社會地位的狀況確實差異不大。其實所謂中產和下層是我們人為的劃分，處在邊緣、過渡、臨界位置上的社會群體，其實是同一個社會階層。」李強表示。
李強認為，在這類群體中，最值得的關注為經營銷售群體邊緣層、技術人員隊伍的邊緣層、普通辦事員及行政人員的邊緣層、服務人員邊緣層等四類職業群體。他表示，這類邊緣中產的社會地位極其不穩定，亟需就業、生活以及社會權益方面等政策輔助。
大城市利於推進「橄欖型」社會
研究還顯示，城市規模越大，下層群體所佔比例就越低，中上層所佔比例就越高。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產所佔樣本總人口比例分別為14.1%、17.17%、23.01%、27.68%、41.4%。與此相對應，中產邊緣層所佔比例也越高，在超過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裏，中產邊緣層占樣本總人口的25.35%。
「培育中產，穩定中產社會地位、扶助中產邊緣階層，超大城市任務要更為沉重。」李強表示，中產邊緣層大部分是城市外來常住人口，其在大城市裏常受到排斥和擠壓。「所以，我們應該反思和修正大城市戶籍政策，將排斥變為幫助和改善邊緣中產的政策。」
此外，研究還發現，規模大的城市，「中產核心層」的比例高；相應的，城市小的城市，中產邊緣層所佔中產階級的比例會更高。比例最高為中等城市的76.82%，其次是小城市的75.04%，而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產邊緣層佔比則為71.27%、69.87%、61.23%。
「超大城市的發展非常有利於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有利於推進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形成中國後工業社會的新型社會結構。」李強表示，中產階層、中產邊緣層聚集需要城市具有一定的規模，需要有相對成熟的現代化職業體系。
至於大城市聚集所帶來的「城市病」問題，李強表示，這主要取決於城市的管理水平，應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上解決大城市的諸多問題。「如果管理水平低，中小城市同樣會發生交通擁堵和環境問題。」
「在城市的發展中，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即總是恐懼大城市的發展，擔心大城市的發展會帶來『城市病』。」李強認為，從東亞經驗看，在人口數量大、密度高的社會，發展以大城市、城市群為主體城市佈局，符合一般規律，與中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推進「橄欖型」社會的戰略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