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寫了一篇關於公安系統在文革中狀況的文章，披露了很多內情，因其能接觸到內部資料，所提供的數據應該是可信的。
文章稱，1966年文革開始後，也展開了砸爛公安機關的行動。兩年多的時間裏，全國有3.4萬警察受到迫害，其中被打死的1,200多人，傷殘3,600多人，被捕判刑的1,300多人。全國203位公安廳、局長，所有的人都被審查、打倒過，有45人坐過牢，自殺、死在監獄裏的有17人。
以公安部為例。公安部5位副部長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離審查；羅瑞卿、謝富治的老搭檔、二把手副部長徐子榮被捕後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長劉復之、於桑在軍人部長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殺後，因有嫌疑也被監禁。
上海公安局長黃赤波被害也害人
尹曙生的文章特意提到了上海市原公安局長黃赤波的悲慘經歷。據披露，黃赤波在任期間，每次毛澤東、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馬後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後的1968年2月，他卻被以對毛、江搞竊聽的罪名關押進北京監獄，飽受折磨和摧殘，導致在1975年出獄時，十根肋骨折斷，一身是病，1978年過早死去。
百度資料顯示，黃赤波原名黃治波，1930年5月加入中共軍隊，次年加入中共，並在軍隊中逐步升遷，主要擔負偵察、掌握敵情等任務。中共建政後，他先後出任中共蘇南區黨委委員、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長、蘇南行政公署第二副主任、政法委員會主任、中共江蘇省省委委員、省公安廳廳長、上海市委委員和市公安局副局長，1957年3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長。
黃赤波對於毛不僅是忠心耿耿，而且是盡心竭力。195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黃赤波組織市公安局和有關分局幹警，對重點地區的安全情況認真調查研究，採取了切實可靠的保衛措施，並因此得到了毛的讚許。
文革爆發後，黃赤波被〝造反派〞視作是〝劉、鄧、彭、羅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隻黑手，是反革命黑幫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門的一顆定時炸彈，是陳丕顯的得力幹將〞，最先遭到了衝擊和批鬥。1967年1月，黃赤波自殺未遂。
在當年造反派披露的黃赤波的罪狀中，有這樣一條：欺騙毛。原來，1962年毛到上海，黃赤波向毛匯報說：〝警衛人員除了保衛首長以外，有空就搞農副業生產，辦了個農場。〞毛表示讚許，還準備參觀。黃赤波連夜趕緊向××處調用價值一萬七千餘元的農副產品，趕辦了假農場，以矇混過關。1965年，毛再次來到上海檢查公安工作時，問其是否養豬，黃回答說〝養了〞，毛要看看，黃赤波乃又派人當夜籌集了洋種豬60頭、品種雞100隻、種魚26,600尾、資金49,850元，辦起了一個特快的〝農場〞來應付毛。
除此而外，造反派們還披露了黃赤波如何討好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陳丕顯等人的。比如為劉少奇王光美置辦出國行裝，建造別墅；送給鄧小平一付從香港買來的精雕細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公開稱讚羅瑞卿是〝年輕有為的天才，天塌下來能頂住〞，並在其來滬時，左右不離地陪同……如果上述情況屬實，就可知黃赤波也屬於阿諛奉承、擅長撒謊之輩。
據稱，黃赤波之所以能官運亨通，仰仗的是陳丕顯的提拔，而隨着陳丕顯的倒台，黃赤波也沒能倖免。尹曙生的文章還提到，黃赤波有這樣的下場令人嘆息，但可悲的是，〝他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間，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而且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絲毫悔意。〞
據說，當年正是黃赤波秉承羅瑞卿的旨意，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場風暴，將與毛欽定的〝潘漢年、楊帆事件〞有關的600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有的死在監獄裏，有的妻離子散。他曾經在上海市公安局幹部大會上說：〝楊帆是一隻壞母雞，生了一窩子壞蛋〞，〝打開來蛋黃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這就是階級鬥爭〞，〝楊帆是一隻大辣椒，還有小辣椒、辣椒麵呢！〞
而在《上海原公安人員鬥批改小組》的揭發材料中，還披露了黃赤波奢侈的生活，並稱市公安局勞改處是其享樂基地。比如他身有〝四金〞：金表（七隻）、金煙嘴、金褲帶扣、金皮鞋扣，家有〝七機〞：電視機、落地收音機、錄音機、電話機、吸塵機、冷氣機等。他吃雞規定要〝三黃一黑〞，即黃嘴、黃腳、黃色，不帶雜色的烏骨雞。吃魚要活的、鯽魚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來上海十多年期間，共換了七次住房，每換一次，都要進行修理裝飾，浪費國家資金達七萬多元，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屋內溫度要保證20度……
可見，毛時期的高官也同樣十分奢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自殺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寫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讓我們得以窺見劉傳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無忌憚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所獲得的報應。
文革爆發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華北局、公安部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奪權。1966年6月5日，在5千人大會上，新上任的市委副書記吳德宣佈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領導班子的名單，同時宣佈對前任局長馮基平、現任局長邢相生以及其他領導成員呂展、閔步瀛、閻塘隔離審查，張烈、李一平停職反省。劉傳新出任局長。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由軍隊接管，實行軍事管制。3月，軍管會的二號人物劉傳新就對市公安局作出了徹底否定的結論，稱其是〝地地道道的黑窩子〞、與毛對抗等。
幾個月後，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後炮製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兩個材料，稱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全局有1000多壞人〞。
隨即，劉傳新指使專案人員從市公安局的偵察案卷中搜集各級領導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裏通外國的情況報告》，稱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焦昆、張烈、閔步瀛等31名高官〝裏通外國〞，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此後，還搜集、羅列了大量所謂〝罪證〞，並轉發全國。
1968年8月，馮基平、邢相生等24人被逮捕，814名警察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劉傳新得意洋洋地宣告：〝軍管會把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賣國賊、各種牛鬼蛇神揪了出來！〞〝公安局有問題的，定了1080人，還有459人待定案處理。〞
除此而外，劉傳新還按照上邊的命令，把社會上流傳的江青等人的醜聞當作〝反動謠言〞來追查，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謂的〝謠言〞一千多起，涉及數萬人，其中不少人遭到了拘留和審查。
據報，文革期間，劉傳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權獨攬，誰敢說個〝不〞字，輕則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則下放、勞改，甚至被關進監牢。他還利用手中的職權，長期將北京市公安局某處級機關內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安在身邊，經常陪伴他出入高級飯店和其它場合。
文革後期，劉傳新攻擊鄧小平，指其〝一朝權在手，就來搞復辟〞。緊接着，他還先後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幹部會議上借題發揮，宣稱鄧小平〝糾集了一個右傾翻案集團〞，鄧小平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新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向党進攻的組織者、策劃者、煽動者〞，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全國資產階級的活聖母〞。
1976年毛病危期間，劉傳新秉承江青等人的意思，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應急方案》。毛死後，劉傳新立即按《應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組織了3300多人的機動力量，準備槍支2400多支等，還有大批電台、報話機等通訊器材，並繪製了作戰用的城區坐標圖。在周恩來死後，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門，劉傳新則出動大批警力，將老百姓的抗議鎮壓下去。
在華國鋒、李先念等發動政變拿下江青等〝四人幫〞後，北京市公安局也發出了清算劉傳新的呼聲。1977年1月，劉傳新被免職並接受調查。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時，臉色蒼白，一言不發。次日，傳來了其自殺的消息。
結語
劉傳新自殺後，1977年11月，中共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軍隊幹部調回部隊的通知》，軍管會時期留下的793名軍隊幹部全部撤離北京市公安局。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統的軍代表都回到軍隊去了以後進行的。其中17人被秘密槍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程序，據說大多是手上有〝革命老幹部或幹部子弟〞鮮血的看守和審訊者。據說軍隊也按同樣模式進行內部清理，把一批這種軍人押解到雲南秘密處決，並以〝因公殉職〞通知家屬。
黃赤波、劉傳新等人的下場說明，他們不過是中共政治鬥爭中被利用的一粒棋子，用完之後，就被中共卸磨殺驢，而他們害人的同時也在害己，因此命運早已註定。他們的下場或許可以給今日那些仍被中共利用的警察們以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