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麼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我愛你彼得的營造
我愛你莊嚴的外貌……
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里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餘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着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麼是壞，什麼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