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3月30日舉行了一場有關「中國社會的斷層線」的討論。
從山東聊城刺死「辱母」者的青年被判無期到四川瀘州中學生遭霸凌死，中國中產階級的憤怒一波未平息，另一波又被激起，但是，美國觀察人士說，中國社會的「斷層線」（社會挑戰和不穩定因素）遠遠超出中產階級的焦慮和抗議，中國政府其實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和威脅：反腐運動導致的官員不作為、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將出現的失業、宗教打壓後的巨大反彈等等。而且，他們還指出，中國政府的「維穩」能力可能並不像外界所認為的那樣強大。
美國華盛頓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近日舉行了一場有關「中國社會的斷層線」的討論。在討論中，美國觀察人士和學者就中國社會以及中共政權面臨的各種挑戰、存在的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以及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了討論。
「反腐運動」令官員「不作為」
藍沛文（Piper Stover）曾經擔任中國美國商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副會長，她在2049的研討會上說，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希望通過三大途徑（建立法制、反腐以及經濟改革）來實現他提出的終極目標「中國夢」，即「社會達到一定程度的富強、民族振興和民眾的社會福利得到解決」，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
但是，她說，正是這實現「中國夢」的途徑讓中國充滿了不確定性，特別是反腐運動，讓中國許多官員不知所措。
她說：「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關注的是，法治到底是什麼？我還能不能在『給輪子加油（行賄）了？我怎麼才能撈到過去30年來我已經習慣的外快？所有的這一切現在都打上了問號。我們商界感受到的就是『不作為』。官員們想知道，哪些地方不能動，哪些地方需要改善？現在他們陷入一片迷茫和困惑。他們不知道在習近平時代，一切都放在反腐的顯微鏡下時，應該如何操作。」
她說，經濟增速放緩也給中國帶來不小的挑戰。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剛剛形成的中產階級將如何面臨財富的減少？中國向產業鏈上方轉型的過程中，又將如何調整教育和就業等？
打壓宗教群體引發反彈
華盛頓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東亞問題高級研究員薩拉·庫克（Sarah Cook）在2049計劃研究所的研討會上談到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打壓帶來的挑戰。
她說，習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來，中國對宗教的打壓和迫害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對基督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這幾個宗教群體的打壓更甚。但是，她說，中國政府對宗教信仰的在打壓非但沒有讓宗教人士屈服，反而引起宗他們的反抗，並激起了宗教信仰的廣泛復興。
她說：「在各個宗教群體，我們都看到了宗教信仰人士對侵入他們生活的種種打壓的反抗，甚至促使他們起來抗議。他們以勇氣、堅持和創造力來應對政府的控制，有時甚至還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勝利。」
庫克說，中國政府對宗教的大規模打壓實際上不但破壞了共產黨自己設定的目標，即社會和政治穩定，而且也損害了自己的合法性，讓一些本來可以與政府合作的人群走向了方面，甚至讓政府體制內的一些人不滿。她說，這一點在浙江十字架被強拆的過程中體現的非常明顯。
庫克和她的同事們2月底還公佈了一份題為《中國的精神之戰：習近平統治下的宗教復興、壓迫與反抗》（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報告關注了中國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法輪功這七個主要宗教或靈修群體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報告說，雖然中共對宗教信仰的迫害在加劇，但信仰人士的抗議與回應也達到令人驚異的程度；在這場長久「中國的精神之戰」中，共產黨正在走向失敗。
被遺忘的城市農民工
梅根·福魯克（Megan Fluker）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的資深研究員。她說，由於產業結構向產業鏈上方轉移，製造業向東南亞轉移，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常不穩定，雖然目前卻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業抗議活動。
她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由於政府的刺激計劃，甚至包括國企改革的推遲，中國目前的失業率還沒有達到危險的程度。但是，她說，這些措施都有可能反彈，引發更多的失業。第二，她認為，中國農民工被分散，不聚集在城市，是中國沒有發生大規模失業抗議的另外一個原因。她認為，失業的農民工總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從而分散了壓力。她還說，中國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罷工總是孤立和地方性的，所以也沒有造成大的不穩定。
但是，參加同一個研討會的美國匹茲堡大學政治系助理研究教授清水馨（Kaoru Kay Shimizu）認為，正是這些農民工可能會成為中國將來最長期的斷層線。
她說:「經過30多年的經濟轉型，一代農村人走向城市，但是，卻沒有得到城市人所擁有的教育和醫療的保障。同時，回到農村，農村也在進行城市化的進程，他們在農村的土地被徵用、被轉移。……這批逐漸走入老年的農民工的未來將是中國的一個斷層線。」
她還提到中國中期的另外一個斷層是房地產泡沫。
中國維穩能力並不如所傳那麼大
來自密蘇里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希娜·格里藤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指出，中國的維穩能力也許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大。
她說，雖然近年來媒體報道中國用於維護公共安全的費用大幅增長，甚至超過軍費開支，但是，仔細研究後，人們會發現這其中大部分（60%用於一線公安警力，15%-20%用於檢察和監獄機構）還是像大多數國家一樣用於維護公共安全的開支，包括執法和打擊犯罪上。而且，她提到，1989年以來，中國公共安全費用在增加，有一點大家沒有提到的是，中國政治活動增加的同時，中國的暴力犯罪活動也在顯著增加。
她說：「所以，這個安全費用的增加並不完全是政治性的，並不是完全用於維護共產黨政權安全的。」
她說，橫向比較，中國用於公共安全的開支並不如美國多，從人均安全費用支出上來說，中國更是落後於很多國家。格里藤斯還提到，由於維護公共安全的費用被轉嫁到地方，在中國共產黨認為的更有風險挑戰地區的安全費用反而更弱、更不確定。
她說：「如果我是北京的決策者，或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中國共產黨可能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們的威懾力以及控制能力並不像媒體報道所說的那麼強。」
格里藤斯說，中國2012年以來採取的一些措施顯示，中國共產黨對維穩並沒有十足的安全感。比如，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另外，中國2013年以來，不再公佈用於國內公共安全預算，以及加強對新疆的安全控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