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死於明白，或死於不明不白。
杜志浩就死於明白。他暴力催債，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放黃片，還掏出生殖器污辱欠債人蘇銀霞——這一切，都當着蘇銀霞22歲的兒子於歡的面。
在這樣侮辱母子倆數小時後，杜志浩一時疏忽，於歡一躍而起，操起水果刀，將其捅死。杜志浩不作不死，死的很明白，沒毛病。
於歡沒死。
但他又死了。一個22歲的青年，因此被判無期徒刑，跟死了，也差不多。
把他這件事梳理透了，會有一個非常明白的結論：此事，不明不白。
於歡，「死」於不明不白。
多年之後，面對高牆電網，於歡會想起，母親蘇銀霞告訴他自家企業資金鍊瀕臨斷裂的那個下午。
這意味着破產將近。娘倆知道，做生意有掙就有賠，但娘倆更知道，和萬千小微企業主一樣，他們賠不起。
這個國家，儘管破產法已施行10年，但破產保護制度形同虛設。小微企業主一旦破產，無法根據破產保護制度免去部分債務，他們只有傾家蕩產，甚至隔代還債，再無可能東山再起。
這逼着娘倆，必須找到錢。
他們出了門，他們走過大街，兩旁四大商業銀行的門面不斷閃現，間或還有本地的信用社，但他們目不斜視，毫無興趣。
他們並非不知道民間高利貸的風險，他們也渴望正規銀行的正規貸款。但多年的經驗讓娘倆知道，作為小微企業主，他們走進這些銀行的大門，純屬自取其辱。能從銀行貸出款來的小微企業主，娘倆只在新聞聯播上看到過。
這逼着娘倆，只能給自己脖頸套上民間高利貸的繩索。
他們拿到了錢，135萬，年息120%。截至2016年4月，蘇銀霞共還款184萬元，並將一套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最後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
他們不會向警察求助。儘管120%的年息已超出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放款人從蘇銀霞手裏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於嚴重的非法所得，但國家為防公安以權謀私，早就將「嚴禁公安插手經濟糾紛」定為鐵律。鐵律執行到基層，便是公安對經濟糾紛中大量侵犯人權、非法拘禁、侮辱人格的做法，也視而不見。
這逼着娘倆，只能獨自承受催債者的一切壓力和侮辱。
娘倆被堵在家裏、辦公室里，侮辱了兩天。蘇銀霞打了四次110和市長熱線，沒有回應。員工眼看娘倆這樣要沒命，報警，警察來了，停留4分鐘，甩下一句話，「要賬可以，不要打人」，走人。
最後的希望斷了，這逼着娘倆，只能自謀生路。
於歡瞅準時機，操起水果刀。
如果那時時間能停留0.1秒，一句話或許會在於歡腦中一閃而過——
作為一個殺人者，自己，早已被殺。
然而法律出場了。
「不能殺人。」法律說，「當時的情況，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你，無期徒刑。」
於歡也許會因為憤怒而微笑。他和娘，何嘗不想走正道，但正道從來沒給他們走的機會。當他們被逼着在斜道上走到盡頭，正道，卻來了，而且要按正道的方式，懲罰他們。
於歡，你先不要罵人，我有個同樣荒誕的故事，要給你講。
幾年前，我在西北，遇見一位高中校長。
他們學校有個鎖樓日，每月都有。一到這天，學生都跑到幾棟又矮又破的舊樓上課，剛蓋的主樓，則大門緊鎖。
這是包工頭乾的。
原來，高中不屬於義務教育，當地財政只保證教師工資，此外一分錢不掏。學生越來越多，學校無法滿足教學需要，政府急着擴大辦學規模，但又不給錢，於是學校自己借，借了又還不起，便欠着，包工頭一着急，就把樓鎖了。
後來，包工頭看學生們擠在破樓里，心裏不好受，又打開了鎖。但是，為了提醒學校這事沒完，包工頭每月選一天，把樓再鎖上。
也沒人向政府反映擾亂教學秩序什麼的。說了也沒用。欠包工頭的錢，就是欠農民工的錢，把包工頭逼急了，一捅出去，准有人受處分，政府瘋了才去管。
一切都是灰色的。學校賴賬，卻讓更多的孩子上了高中；包工頭鎖門，卻在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久而久之，學校、包工頭、政府形成奇妙的默契。學校如便秘般時不時向包工頭還點錢，包工頭每月鎖次門，政府則裝不知道，不知道學校的欠債，也不知道包工頭的鎖樓。
但灰色的混沌中，所有人又都知道底線在哪裏。包工頭和學校的矛盾，不能激化，一旦發生激烈衝突，公檢法和各職能部門一定上陣，該法辦的，絕不姑息。
於歡，你是不是有些釋然，有明白一些道理。
相比亂世求生，更難的是盛世求生。
亂世求生，靠的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看似不公平，其實最公平。抱着大小武裝的大腿，活下去是你夠猛，死掉了是實力不濟，公平競爭，誰也別怪誰。
盛世求生，靠的卻是拿捏。
這個國家的大事小情，在大會上，在電視上，在一切莊重的場合里，都是按莊重的軌道運行。但在廟堂的遠方，真正的江湖之上，有一個廣袤的灰色地帶，有着灰色的生存規矩。
其中的大坑在於，不僅是你，有時候公權力本身，都依着灰色規矩運行。它時而敞亮，時而陰鬱，你希望它敞亮時，它往往陰鬱，你想跟着它一起陰鬱，它卻高度敞亮。那時，哪怕你的陰鬱是被逼的，你的雙眼也一定會被公權力敞亮的陽光刺痛。
對個人來說，何時該敞亮，何時該陰鬱，全靠拿捏。拿捏好了，你是人精，拿捏不好，你是糊塗蛋。
沒拿捏好的於歡，因此「死」於不明不白。
有人會問，既然此事不明不白，為何你還想要說明白。
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因沒有暫住證被收容，進而被毆打致死。因為他的死，國家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孫志剛的墓碑上，因此刻上一行字：「他以生命推動中國法治進程。」
2014年，呼格吉勒圖沉冤昭雪，他的墓碑上，也刻上一行字：「他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權柄者。」
我們知道，企業的每一條安全生產條文，其實都是拿事故和鮮血寫成的。
那麼，一個國家追求的核心價值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不是也是拿公民遭受的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不法治寫成的？
正因為還有這樣的事情存在，我們才有那樣的追求。而如果我們不想再有誰用生命作為代價，就應該不再沉默，而是用吶喊推動這一進程——
我們需要完備的公共服務，需要公正的司法體系，需要把日常生活過成新聞聯播。盛世不該求生，否則，這就不知是誰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