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農曆二月二十二，我的正牌生日。今天我五十周歲了。
1967年的4月1日，農曆二月二十二，那一天的人民日報頭版，整整一版刊登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第一次公開不點名地批了劉少奇。
與京城熱火朝天的宮鬥戲無關，這一天，在江南一個綠蔭遍地小河環繞的偏僻小村里，我，出生了。後來，父親給我取名朱學東，一個時代特徵最為鮮明的名字，全國用學東名字的，我猜應該有上百萬人吧？不少人曾問過我為什麼不改過名字，我回答，名字是父母給的，改它幹嗎，帶着時代烙印也挺好的。
那一年是羊年。農曆二月二十二，公曆4月1日，故鄉正是春日，水草豐美，按老說法，這個時間段出生的屬羊的人，不會餓肚子了。事實上，除了小時候受過幾年苦（那是時代之苦階級之苦，我自然無法逃脫這苦的天羅地網，哪怕生於水草豐美的地方和季節），我這一路走過，倒也順順噹噹，什麼都趕上了，即使沒掙到什麼錢，倒也還能維持一個相對有尊嚴的普通人的生活。
在我祖父母父母兄弟眼中，我曾經是個「有福之人」，能夠吃上皇糧，旱澇保收，還不用像父母兄弟一樣辛苦而沒什麼進賬。其實他們不明白，他們曾經眼中所謂的「福氣」，我早已扔到了太平洋里——2004年，我辭去公職，就與這個皇糧體制，割袍斷義，早已是江湖中人。
五十歲，天命之年，顧憲成說是悟境。也是，這些年，我走過了大江南北，喝過無數美酒，翻多了紙上江山，見慣了起高樓宴賓朋，也見多了樓台塌猢猻散，遠離了為賦新愁強說的年齡，也有了所謂飽經風霜的意義和廣袤性。自然，也應該好好梳理一下確定了的過去，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如何面向自己還剩下的同樣不確定的未來。
對於自己過往的梳理，我寫過不少，散見於我的各種文字，往事追憶，江南舊聞，等等，但對於未來，我想，既然走到了今天這一步，還是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的。
「在最壞的時代，做最好的自己」，語出2010年7月5號聯合報的一篇社論，原文是為聯考生寫的，但我覺得這個題目所能指示的意義非常豐富，遂掠人之美，剽竊過來作為自己文章的題目和主旨。以此為題，我已經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寫於2010年7月5日深夜，談關於如何做雜誌，一篇寫於2014年9月，潔版發表於中國青年報——中青報當然不會用這個題目，是應漢唐陽光尚紅科師弟之邀，為張鳴老師的書《跟着張鳴上大學》寫的書評，浙江的青年才俊羽戈也曾以此為題寫過一篇很好的文章。今天，我50歲生日時，我最終決定用此題來為自己寫一篇心靈雞湯，一是因為這個年紀，靈魂最接近自己渴望的樣子；另一是即使自由的靈魂，也要隨時自我激勵，以抵抗強大的外在壓力和誘惑。文中之言，皆自肺腑，平素也多為我和部下同事朋友交流之語，不過是集納成文而已。
2，
3月13日，我問我的一位年齡相仿的朋友，當年有沒有想到，這個國家會變成這個樣子，如此骯髒墮落？
朋友說，他想到了，人性改變不了，這個周期性的墮落就改變不了。朋友的表述，其實是黃炎培延安之問的另類表達。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信奉的理念，相信社會進步，相信天道酬勤，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但像我這樣的人，在一個希望的時代，充滿期待離開故鄉，步入這個社會，而且如此努力，最終卻只能眼睜睜看着這個時代就像脫韁的野馬橫衝直撞，看着1984和美麗新世界興高采烈地一拍即合，內心的寒意越來越深重。我這些年寫傳媒業年度大事盤點，內心深處，每一年都覺得比上一年更冷。事實上也是。（當然，有人說，你算哪根蔥啊，這麼自戀狂妄自大，這個國家輪得到你說話麼？話不能這樣說，這個世界就是由各式各樣的蔥組成的，最小的蔥被踐踏的蔥，也有春天，也會開花結果，這是自然規律，也叫天道。）
但是，人無法選擇自己生活的時代。即便是要面對1984和美麗新世界雙重黑暗。
我們是不幸的一代，不幸在於，我們的努力似乎沒有能為改變這個世界留下痕跡（1985年，我上大學的時候，開學典禮上，我的大學校長袁寶華先生把我們稱為「共和國未來的建設者」），今天這樣的時代，絕非我渴望的，也不是我當年所能想到的，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曾經被期許的建設者，我們是失敗的一代人，也因此是不幸的一代。這種失敗的不幸，與金錢榮耀沒有關係。最多的金錢最高的榮耀也無法掩蓋這種失敗的不幸。播下了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最是形象。直到今天，我渴望的免予恐懼的自由的生活，近在咫尺，卻又遙不可及。但是，我也是幸運的。我的精神原鄉在1980年代。那個年代，雖然粗淺，卻真誠，理想，開放，向上，向善，那個年代的大學教育和廣泛的閱讀，構建了我的精神底色。當然我們親歷了目睹了這個時代的各種變化，也曾試圖參與，我們看到了各種亡靈殭屍的復活和各種歷史的活劇。但無論如何，與我們的父輩相比，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選擇，開始觸摸到自由而尊嚴的生活，儘管依然有很大限制，但我依然相信，播下了龍種，只要努力，更大的變化會到來。就像蛹破繭成蝶的自然過程類似。
從少年時代的懵懂無知，到青年時代對什麼都新奇並像海綿一樣吸納各種有營養沒營養的東西，到後來擁有了獨立的判斷和不被左右的自我，從為稻粱謀到追求有尊嚴的生活，這一過程於一個人的一生而言，儘管合了中國式的節奏——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卻是低效而漫長，期間錯漏波折迂迴始終伴隨，這是一種生命的損耗。但好在，我扛過來了，沒有辜負錯誤的教訓，也沒有隨着命運的節奏跳舞，更沒被命運牽着走，而是自己不停地調整，糾結，放棄，奮鬥，不苟合，最終越來越接近自己渴望的樣子，尤其是靈魂——儘管今天的自己，依然是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不新不舊、半新半舊的人，這是一種過渡人的特徵——到今天，已經就是自己渴望的模樣了，這一點，雖晚而無悔。
3，
不幸生活在一個最壞的時代，怎麼辦？
1922年，哲學船事件中因為自己的社會革命黨傾向被蘇維埃政府驅逐出境的俄國哲學家斯捷蓬，後來在回憶錄《往事與未竟之事》中寫道：
「在『紅星』的照耀下，……辨別實質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變得十分必要，因為每個十字路口都站着命運，因為每個拐彎都意味着選擇忠實於自己還是背叛自己……」
是的，我選擇忠實於自己，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忠實於自己的靈魂。
既然我們無力改變世界，改變自己總是可以的，也容易做到，而且，同樣意義非凡。因為社會有個體組成，唯有個體成長，社會才會有真正的改變，這也是我一直堅持建設自己，就是改造社會，就是建設新中國的要義。如雷蒙·阿隆所言：「每個人本身就具有人類處境的整個形態。」
所以，我依然相信永恆的價值，敬畏歷史。就像一位年輕朋友用雅斯貝斯來激勵我的：哪怕所有人都放棄了，只要你一個人堅持在做，你的堅持就具有意義，而且賦予了社會意義。
在今年的一次非常嚴肅的談話中，我坦然地談到自己的立場：對於我來說，在個人生活中，做個好人，善良的人，好父親好丈夫好兒子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守法的公民，這是我一輩子追求的好人標準，過去這樣今天還這樣，未來仍然會如此，哪怕回家種菜也會如此。在職業和社會生活中，以自己的專業能力和職業精神，服務於職業，同時服務於社會。對得起老闆給付的每一分錢，對得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更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聽者從個人關係來說是個老大哥，嘆口氣說，我還不知道你麼，可別人不這樣看。
我笑笑，說，無所謂啊。我都這把年紀了，還管人家怎麼看麼？他們愛怎麼看就怎麼看。
前些年，當自己發現面對這個功利浮躁而且愈益嚴苛的外部環境越來越無力時，明知沒有反抗的勇氣的我決定回到個體——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成，立在危牆之下，又不想像東林名士對抗求名以死求名，當然也不願意墮落——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成為黑暗中的一道微光，即便不能照亮別人，至少也要自己照亮自己的前路，於是回到自身，建設自己，讀書、抄詩、走路、喝酒、吃茶、碼字。貌似不關心社會。有人批評說這是犬儒。我哈哈一笑。
於我，這也是一種自我建設。其實這就是一種向內的堅守，而向內的堅守，於我個人而言，也是一種對世俗流行價值的不合作和抵抗，對合流和墮落的抵抗，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
正如雅斯貝斯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中寫的：「與世界的疏離造成一種精神的個性，而沉入（向歷史性沉入）則在個體自我中喚醒一切屬人的東西。前者要求的是自我修煉，後者是愛。」
這是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選擇。我那位年輕朋友給我做了最好的註解。她說，堅守需要的是發現與創造，建設與維護。雅斯貝斯面對的是一個宏大的極權政體，他作為個人無從反抗。但他可以堅守，堅守人性，堅守愛。當外在的世界傾塌覆滅，在扭曲的秩序之中，個人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意味着，只有自己來為自己創建一種秩序，以維持生活，並符合道德地活下去。
真是心有戚戚。我這些年堅持讀書，寫無趣的流水賬和枯燥的暴走，後來又恢復了抄詩，寫作，自己賦予了這種生活以意義，堅持下來，自覺受益匪淺，它讓我心中的信念更加堅定不移。朋友說，「一切都是隨時間而來的應許之禮」。
而在這一過程，改變的不僅僅是自己。每一個個體都表徵着一種時代精神。無論是暴走、抄詩、讀書，以及我對做事情的堅持，不僅是一種在污濁中的自我清洗自我堅持，也影響了我身邊的親朋好友，甚至通過社交媒體，帶動一批各個年齡段的朋友跟隨我抄詩、讀書、暴走，等等，我想，這就是洛倫佐的蝴蝶的翅膀，也是個體行為所賦予社會的另一種意義。
「在隆冬，我終於知道，我身上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加繆在《夏天集》裏的話，完全可以用來鼓勵在最壞的時代努力持守自己的人。
我常常自負地跟朋友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多了，改變一定會到來。所以，日常生活的選擇，對於我而言，就如斯捷蓬所說，「每個時刻、每次注視、每個姿勢都有着極其嚴肅和一成不變的意義。」
當然，需要做的遠不止這些。因為我的身上，還有一個永遠無法迴避的責任，一個父親和兒子的責任。就像我的父輩們努力奮鬥，希望我們能夠生活得更好一樣，今天我同樣承擔着這個責任。我的父母掙扎努力了一輩子，他們有權利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安度餘生；我的孩子有權利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裏，而不是謊言和暴戾圍繞的世界，展開自己的人生。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我的責任。尤其對於孩子，我帶她到這個世界上，就明白自己的責任。
我曾經說過，我特別害怕，當我的孩子長大成人，面對一個骯髒的世界，滿是疑問地看着我時，我無力回答她的問題：「爸爸，你為這個世界改變努力過沒有？」
我希望自己毫無愧色地回答，爸爸努力過。儘管效果不彰。
關於結果，從世俗的意義上說當然非常非常重要。在我身處的時代，「成功者是不受指責的」，這句脫胎於成王敗寇流行於我們時代的話，把功利主義和即期機會主義的價值觀的肆虐暴露得一覽無餘。我也渴望成功，但我不會選擇違背良知的手段和途徑。所以，我常常用伯恩斯坦的話自我解嘲開脫：「終極目標是微不足道的，運動才是一切。」這句話，一定意義上，與加繆的解放了的西西弗斯，異曲同工。努力，已經自我賦予了形而上的意義。
「不做巴甫洛夫的狗，不做維特根斯坦的蒼蠅，不做薛定諤的貓，努力做洛倫茲的蝴蝶」——50歲之前，我努力以此自勉，無論在職業生涯，還是在日常生活中。50歲之後，我更清晰自己的內心，依然會繼續努力。這是一種追求，也是一種現實的生活方式。即便回到故鄉，在鄉下種菜做飯，「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獨個兒住着，蔭陰下聽蜂群歌唱」，「都在我心靈深處聽見這聲音」（葉芝，茵納斯弗利島）。
米沃什在《從我所在的地方出發》裏寫道：
「儘管我所處的時代有着莫大的殘酷性，
但我仍然要讚揚它，
我不嚮往任何別的時代。」
是的。這句話對於被禁錮的心靈來說，意味深長。我們有着與眾不同的「幸運」，得以窺見深淵裏的黑暗，甚至窺見自己內心的黑暗。
我不嚮往任何別的時代，任何恩賜的天堂不屬於我。我願意在自己的時代，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建設自己，用創造對抗破壞，為自己爭得未來，哪怕這一過程充滿艱辛，哪怕最終也未必能來。
任其事，成己心，足矣。
2015年元旦，我寫下了上面這幾句話。至今，這些話仍在激勵我，我常常默禱這些話，自我惕厲，自我規訓，以免於稍一鬆懈，經不起誘惑，便沉淪墮落，同流合污。
對於不幸生活在一個最壞的時代又不願意合流墮落的人而言，那就從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出發，哪怕在螺螄殼裏，也要常懷一顆做道場的心。別人墮落，絕不是我墮落的理由，雖千萬人，吾不往矣。自我建設，守住自己，守住自己所能珍惜和守護的世界，絕不把它拱手讓給自己鄙夷的人。
唯其如此，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