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2011年曾發表黨校教授的文章披露，在中共亂政之下，大躍進開始前的1957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普遍下降，吃不飽飯的農民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有百姓開始懷念「解放前」。文章分析，這種反映民間疾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潮流，可能是毛澤東急於開始「反右」的一個主要原因。而毛澤東不顧人民疾苦，於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直接導致了餓死數千萬人的三年大饑荒。
《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曾刊登《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一文。該文作者王海光，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指，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從文中列舉的材料反映，從實行統購統銷後，農村就開始餓肚子了。當時報刊說合作化增產糧食，這從人們的生活經驗上是不支持的。從各地「右派言論」中反映，大家都認為這是造假撒謊，紛紛從自己親身感受予以反駁。畢竟農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和官方媒體的宣傳是不一樣的。以至於大家連同中共中央制定的農村12年規劃，也認為是欺騙人的，並不相信會真的實現。所以，對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的官方報道，其真實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一般人對上世紀50年代人民生活的認識是：在統購統銷和社會主義改造後，農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惡化的，而工人則是長工資比較快。在1956年工人還普調了工資。但從材料中的工人生活感受來看，這個認識並不完全。工人雖然長了工資，但物價也都漲了，實際生活水平還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認識：1950年代由於國家工業化的啟動，拉大了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但這個差距的拉大，不是由於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農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農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長暗虧，由此產生的落差。所以過去一般說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麼好，這是和農村生活比較的說法，實際上未必如是。
文章稱，合作化使中共在農村基層社會出現了空前的統治危機。在1957年的鳴放言論反映，當時人們生活對比參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動輒與解放前比，有的直接罵到毛澤東、中共和政府頭上，表達對共產黨領導的牢騷和不滿。
文章舉例稱，浙江象山縣的老百姓說：「毛澤東法寶大勿過。當初哄大家分田地，現在又叫阿拉進合作社。……過去給地主做長工吃飯還要愁嗎？共產黨領導辦合作社，到社會主義弄得人沒有飯吃，牛沒草吃，豬沒糠吃。這樣下去，寧可蔣介石回來，寧可給美國人一個原子彈炸死。」
江西萍鄉縣是中共革命老區，流傳歌謠說：「毛主席領導好是好，再過兩年有米討；毛主席萬萬歲，買什麼東西都站隊」。
新建縣流傳歌謠說：「總路線在過渡，老百姓在餓肚」。(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印：《毒草匯編》第一集，第58頁。)
許多中共基層幹部也都感到了共產黨在農村社會出現了統治危機。
用浙江安吉縣的一位基層幹部的話說：農村黨員中，「積極可靠只佔40％，有50％的動搖，有10％的也反對共產黨」。群眾中「實足有70～80％的人反對共產黨」，「現在走路也講共產黨不好，吃飯也講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開罵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匯編》，1958年5月，第145頁。)
其他地方的基層幹部也都有類似性的語言，認為中國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農民身上。
從這些「右派言論」中可以看到，中共在搞的「社會主義道路」，已經讓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貧窮的地步。工農群眾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傷害，又以農民的利益傷害最大，廣大民眾對此是不接受的。
當這些來自民眾社會的不滿情緒在整風運動中被釋放出來，立刻產生了連鎖反應，形成了反映民間疾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潮流。相比那些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和知識精英的煌煌大言，這些來自民眾切身感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對共產黨的統治可能是更具挑戰意義的。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都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對這類人心洶洶的民眾言論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為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言論。毛澤東之所以對整風運動緊急剎車，迅速轉到了「反右」運動，擔心民眾會藉機鬧事造反，可能是比聽不得「右派」逆鱗之言更重要的一個原因。
文章稱，整治民主黨派的「引蛇出洞」的釣魚說，與「蛇無頭不行」的法、術、勢，實在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所以也可以說，這些「右派言論」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僅比較真實地表達了當時的社會輿情，也可以對「反右派」運動發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縱深的了解認識。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
三年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
上述文章顯示，在1957年時，農村已經普遍有吃不飽飯的情況。而1958年由毛澤東發起的「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導致了1959-1962年的三年大饑荒。
中共內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後，合計全國餓死3,755.8萬多人！具體數據如下：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多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萬多人。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
而且，1959年人口增長率為負2.4%；1960年為負4.7%；1961年為負5.2%；1962年為負3.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數字只是部份地區的統計數字！
2007年，海外學者丁抒先生在《陽謀》一書中，指出大躍進一共造成了3,500萬人到4,000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2009年底，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首度提到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4、5千萬人。2010年，荷蘭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中認為，有4,500萬人死於大饑荒。
顯然，根據各方的研究，死於三年大饑荒的人數應該不低於4,000萬。
事後，中共稱三年饑荒是因為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而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雖然那三年並非是風調雨順，但仍屬於正常年景。也就是說，雖有自然災害，但屬於正常範圍，而且生長季對於作物增長的影響也沒有偏離平均指標。
中共黨媒還有說法稱，是因為蘇聯逼債。事實上，蘇聯1959年撕毀了合同，但撕毀的是只是原子彈方面的合同，跟農業無關。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但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發生了一年有餘。實際情況是蘇聯並沒有逼債，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而不顧人民大量餓死的事實，還要提前還債。
阿波羅網於飛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