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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回憶母親李昭

母親堅強的毅力有時讓我們子女吃驚。父親剛剛去世,有人勸她:節哀、保重,注意身體。她的一句話直擊子女之心:「放心,我不能再給孩子們增加壓力!」父親去世最悲痛的應是母親,但她首先想到的是子女、後輩。對第三代未成年的孩子們,她的一句口頭語就是「才下心頭,又上眉頭」,一片舐犢之心。母愛的無我和純凈讓人深感家庭的溫情。

母親生於1921年,祖籍是湖南省寧鄉縣偕樂橋鎮東務山的扛廳屋場。外公名叫李仲候,字光五。家譜上,外公是“啟”字輩的,名字又稱李啟菘。外公生於1889年,畢業於“兩江陸軍測繪學堂”和“安徽講武堂”,青年時期加入國民黨,1938年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於台兒庄、徐州一帶,具體地點不詳。外婆名叫高慧蘭,安徽宿縣人,出生於一個逐漸敗落的大戶人家,是位虔誠的基督徒。

外婆只有母親一個女兒,1933年,她帶着母親又一次離開外公的家鄉,回到宿縣娘家居住,這是她最後一次離開。從此,她單獨撫養母親,供養母親上學,一直上到高中一年級。宿縣是淮海戰役的舊戰場,戰役結束以後,在1949年麥收時節,母親接外婆到石家莊和家人一起生活。父親對外婆的境遇十分同情,對她在舊社會歷練和見識也給予了相當的包容。外婆在家中生活,我們的奶奶也在家中生活,父親對兩位老人一視同仁,倆人每月的零用錢是一樣的。吃菜時,父親給奶奶夾菜,也給外婆夾菜。外婆於1973年初去世,父親還動筆寫了一篇《紀念外婆》的文章,分送給我們兄妹。

抗日戰爭期間,盧溝橋“七七事變”以後,母親於當年10月離開了家鄉的淮西高中,參加了宿縣教育人員戰地服務團,不久參加了我黨的外圍組織救亡社。1938年至1939年在皖北戰地服務團,豫東保安三總隊參加抗日工作。母親的名字原來叫李淑秀,以後改名叫李昭,這是她自己改的名字。具體時間她沒有說過,我想可能是在上中學的期間,也可能是在皖北、豫東工作期間,母親積极參加了街頭活報劇的演出活動。其中有一個叫“阿昭”的角色,是宣傳抗日鬥爭的女青年。她說,這就是她改名叫李昭的原因。

1939年,母親由組織介紹來到延安。1940年3月20日,在“延安女子大學”學習俄文。學習期間由黎岩、白皓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母親的政治生命就有了終生的歸宿和重要的人生目標,她倍感欣慰。我上初中時,母親帶我看過一次話劇《上海屋檐下》,散場回家時,母親講了一個娜拉出走後的故事,這是瑞典作家易卜生的作品。作品向人們提出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反對家庭歧視,勇於背叛,選擇了離家出走的道路,那麼生路、活路又在哪裡呢?母親這番話是否也反映了她年輕時,一直在尋求的一個終極答案呢?這也是當時所有知識女性考慮的問題。當她有了組織依靠,又和父親結婚後,我想她的人生出路也就逐漸明確起來了。

解放戰爭時期,母親隨父親所在的華北部隊活動,做地方上商業貿易工作。在晉察冀根據地,父親在前線,母親在後方。在騾馬大車上,我多次聽到她和別的同志談工作,總是說,“決心”“決心”什麼的,什麼“有沒有決心呀”,“決心大不大呀”,我把“決心”理解成了“腳心”,怎麼也搞不清楚“腳心”有什麼好談的。現在想起來,這大概反映了她們當時的精神面貌和對戰爭必勝的決心吧!

建國後,我們全家在四川南充生活過兩年半時間,1952年夏天來到北京。母親在全國總工會工作了兩年,任人事科科長。一次,全總副主席兼全國紡織工會主席陳少敏同志找她談心:“李昭呀,你不要老呆在機關,要想學習知識本領,要到工廠企業中去,要和工人在一起。”

母親在川北南充時,就擔任過那裡“西南蠶絲公司三廠”的監理員。那是民族工商業者的工廠,母親十分着迷那裡的生產,能夠為社會創造財富的生產,現在有了新中國建立的新工廠,陳少敏主席的話,點燃了母親走向生產第一線的興趣和決心。她回家後,和父親一說,倆人一拍即合。全總為母親辦了去北京國棉一廠的手續,任副廠長。辦手續的是栗再溫同志,他那時任全總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母親上任以後,看到那麼多青年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她便決定辦起了“業餘職工學校”,行政部門增設了教育科。國棉一廠是東德社會主義國家援建的建設項目,也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56項建設項目中的一個項目,後改為京棉第一廠。父親為表示對母親工作的支持,還在一天晚上進廠看了看母親新單位的工作環境。更有意義的是,周恩來總理也曾視察過京棉一廠,毛澤東主席還在中南海觀看過京棉一廠細紗女工劉惠英紡織技藝的操作表演。

1971年秋,父親從河南潢川幹校回來,他一定讓我代他看望兩位老同志,一位是伍紹祖的母親熊天荊,她身體健康,走路如跑,一位就是陳少敏同志。我去陳少敏家時,她已經不能自由行走,是家中的人半抱着她出來的。以後我才知道,陳少敏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是一位傑出的沙場女將,曾任新四軍五師副政治委員,中共豫鄂邊區黨委副書記。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不同意開除劉少奇同志黨籍的中央委員,不舉手的唯有她一人。當時父親就坐在她旁邊,無疑她的態度讓父親終身銘記。陳少敏同志對母親工作的建議,完全是一個革命前輩對一個年輕幹部如何更好成長的關心和愛護,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她。

母親在北京的紡織系統中工作了26年,文革中“靠邊站”的3年不算。這是她工作的黃金時期,她和廣大的紡織工人、幹部和市委領導建立了親密、深厚的感情。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同志們也給她提出過一些意見,如“好勝心太強”,“有時主觀主義”。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心地善良,助人為樂的人。“文革”開始後,北京市委改組,母親也受到衝擊,父親也曾向我們子女坦言,說出他對母親的看法:“你媽媽的歷史我還不知道?沒有什麼問題,工作上有點官僚主義,運動來了,衝擊一下也好。”實際上也是這樣,對她的批判,歸攏起來也就是一個問題:不抓革命只抓生產,只講革命要落實到生產上。整個“文革”十年,母親也弄不清楚,革命不落實到生產上,革命又是為了什麼?

1969年,母親獲得了“解放”,停止了對她的審查。紡織局的幹部,敲鑼打鼓把她從北京通縣土橋“五七幹校”接回來,並成為北京紡織局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不久擔任了生產組副組長、副書記的職務。她工作的勁頭又和以前一樣,工作乾脆利落,敢做敢為。當時企業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很多政策還沒有落實,他們的專業知識無從發揮。她在領導崗位上積極工作,並和領導班子一起努力,解放了一些高級知識分子,行政幹部重新工作。如恢復紡織系統中有影響的徐可卓、王治平同志的工作,解決了戴秀生夫婦兩地分居的問題,戴秀生愛人為何長期不能調來北京工作,據說是因為她的父母有歷史問題。我和劉湖的一位同學李鐵林,當時在山東濰坊一個染廠工作。北京一個染織工人希望和他調換工作地點。但北京方面不同意,認為對方的家庭有問題。母親知道後,認為調換工作要求合理,各方面都有個落實政策的問題,企業發展急需專業人才,況且要來的人又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的大學生,對換工作不應存在問題。在她的干預下,1973年李鐵林調到了北京紡織局研究所。當時北京的東郊印染廠因在生產中經常出現廢品搓板布,而京棉三廠在生產中又經常出現經緯線的斷頭問題,鐵林同志參與了這些問題的攻關工作。他們更換了交流電機,代之以直流電機,解決了搓板布的問題;用光電自動報警的方法,解決了及時發現斷頭線的問題,從而把自動化技術應用到傳統的紡織生產中。由此還獲得了全國科技進步二等獎。

1974年,國家形勢稍有好轉,不想全國又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母親當時已在北京紡織局工作,她的見識沒有父親高,但也不是母親一切都不如父親,她在政治上也很勇敢!有一次母親讓我幫她整理一下她的“批林批孔”發言稿,母子倆句句推敲,字字斟酌。父親在旁聽着聽着,越來越擔心,突然拍着腿說:“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不要發言,要發言也要少講,少講。”看到父親那麼真誠實意的阻攔,那麼為母親着想,我們母子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母親說:“這有什麼,這有什麼,不就是談認識嘛。”父親知道批孔號召下的政治險情,他又不能直白說出他的擔心,最後只能無奈地說:“好嘛,好嘛!你們以後看嘛!”父親雖然這麼說,但奇怪的是,以後父親似乎更爽朗了,開玩笑的時候更多了,有事和母親商量的時候也更多了。

全國結束“文革”,進入新的經濟建設時期,人們為打破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枷鎖和組織鎖鏈,從而更好地投入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正確處理“文革”及歷史上許多遺留問題,解決黨內外的冤假錯案問題,落實政策問題。沒有想到北京市紡織局,東單三條33號的門口竟成了第二信訪站。那時每天母親步行上班,途經八面槽、王府井大街,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拐彎,進東單三條。路不算遠,但總有一些人,一碰面就塞信給母親,一句話也不說,扭頭就走。有的寫信人把她的名字寫成李超、李姣、李招、李照,看來都是一些和母親沒有任何個人關係的基層群眾,當然也有要求面談的人。這是以前我國運動不斷、長期藐視法製造成的問題,既然積案如山,那麼就會造成上訪如潮的局面。母親理解大多數上訪人員的心情和處境,總是儘可能地把收到的信轉送有關部門,或和來人面談,特別重要的信她送給父親也是常有的。在母親收信、轉信的同時,全國大規模落實政策的工作也開始了。北京市紡織局系統同時展開了該項工作,在紡織系統內給170多名知識分子平反了冤假錯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識分子擔任中層以上的領導幹部,全系統落實冤假錯案共1600多件,有1400多人被錯誤地停發了工資,都為他們補發了全部工資。還給系統內230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套改了技術職稱,給1500多名知識分子晉陞了技術職稱。

正當母親激發出更大勁頭,想為北京的紡織工業繼續工作的時候,時光不饒人,1981年她已年滿六十歲了。父親從年輕幹部的培養、新老幹部交替的長遠考慮出發,他真誠希望母親能從第一線的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為年輕幹部做些諮詢輔助工作。說句老實話,母親的心理準備不足,但她仍能理解父親的考慮,聽從了父親的建議,1983年退出了北京紡織局的工作崗位,以後在北京市辦理了離休手續。

母親堅強的毅力有時讓我們子女吃驚。父親剛剛去世,有人勸她:節哀、保重,注意身體。她的一句話直擊子女之心:“放心,我不能再給孩子們增加壓力!”父親去世最悲痛的應是母親,但她首先想到的是子女、後輩。對第三代未成年的孩子們,她的一句口頭語就是“才下心頭,又上眉頭”,一片舐犢之心。母愛的無我和純凈讓人深感家庭的溫情。

一些母親生活、工作的花絮,並不只限於她所在的紡織局。上世紀90年代,我和統戰部的幹部去北京北部山區看那裡的養殖業,那裡的鄉鎮幹部回憶說:我們這裡的養羊產業還得到過北京紡織局的幫助。一次,母親和我路過江西高安縣,沒有想到該縣的瑞華棉紡廠也得到過北京紡織局的幫助,母親還為他們爭取過一筆日元貸款。紡織局的老同志和北京紡織有限公司的同志,最近向家中子女介紹了北京紡織系統建國後一些發展情況,讓我們深受教育。

第一點:堅定向紡織原料的化纖混紡方向發展。

中國傳統的紡織原料是棉麻絲毛。建國後,雖然我國的紡織廠使用的都是現代化的機器,但其原材料還是自然生成的植物、動物纖維。1963年,國家第一次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化纖生產的成套設備,紡織部立項,日本提供設備,在北京順義牛欄山建廠。首次生產出維綸化工纖維,品種則有維綸纖維、絛綸纖維、丙綸纖維等等,並與棉紗混紡,生產出維棉布。1965年,北京紡織業的發展已有10大類產品,4000多個品種。同年,紡織部派了技術人員顧秀蓮同志到維綸工廠協助工作,母親和她相遇,曾有過一段非常融洽的合作共事時光,並成為好朋友。

母親對此發展方向十分堅定,因為她有一種信念:人民服裝的原料,應盡量少佔良田,逐漸減少棉田。為此,母親大力推動北京化纖工業基地的建設,以解決無米之炊的原料問題。因為她工作的努力和執着,大家不無尊敬地稱她為“化纖局長”。風靡全國三十多年的“的確良”,就是京棉一廠最早試製成功的時尚絛棉布。“的確良”受到消費者意想不到的歡迎,一些女性從牙縫裡摳出錢來,也要置辦一件“的確良”服裝。當時,最有名的“天壇”牌襯衫就是“的確良”面料做成的。北京紡織系統還打造出雪蓮牌羊絨衫、雙鹿牌毛線、雙羊牌毛毯等全國馳名的紡織品品牌。從1976年到1985年,累計化纖工業產量為18.4萬噸,相當於1800萬畝棉田一年的產量,累計利稅2.45億元。這些數字並不顯眼,但卻反映了我國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化工紡織產業的真實情況。誰會想到,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第一批大規模引進的國外成套項目中,化纖生產的地位獲得空前提高。如新建的江蘇儀征化纖、揚子乙烯。我國混紡化纖產業由此奠定了不可憾動的雄厚基礎。

第二點:發展豐富多彩的服裝業。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衣冠文物”文化昌明的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人們的衣着服裝十分單調乏味,服裝分幾大類:幹部的中山裝,工人的職業裝,軍隊的軍人裝,農民自製的農民裝,藍、灰、綠、黑就是服裝的主色。上世紀80年代初,組織上曾安排母親到北京市政府或紡織部工作。父親知道後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1984年,北京市準備成立一個經濟社團組織——北京服裝協會,市委領導準備請母親擔任會長職務,父親知道後十分放心並且很高興,他說:“組織信任,群眾擁護,可以干一番事業,老有所為嘛。”母親於是年的10月7日被選為全國首家“北京服裝協會”的會長。消息一出,上海、天津、武漢、南京、成都、大連、深圳、安徽、山東等十二個地市也相繼成立了各自的服裝協會、服裝商會。各協會展開了積極的橫向聯繫,開辦服裝展覽展銷會,組建信息聯合中心。自1984年至1994年的10年中,母親以北京服裝協會會長的身份,先後會見了日本、法國、比利時、英國、美國等國家來華交流團體,參與了三十多次國際服裝交流活動,還和這些國家的服裝設計師建立了友好的業務往來。1986年,母親提出舉辦T台的模特表演的設想,並和北京服裝開發公司於1987年試辦成功。北京市先後辦了十二所服裝職業學校,六所高等院校開辦了服裝專業,以後國家紡織工業部又把“北京化纖學院”改辦成“北京服裝學院”。北京和外地兄弟協會在關係處理上,母親提出了“北京不牽頭,不出頭,輪流坐莊”的工作意見。各地服裝業的興起發展,群眾衣着時尚的打扮和春夏秋冬多樣化的男女服裝,自然而然地把什麼“奇裝異服”“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等等論調,消弭於無形之中。

第三點:中國《服裝時報》的誕生。

中國的服裝業興起以後,服裝市場造就了我們自己的服裝設計師、高級服裝設計師、服裝工藝師、高級服裝工藝師和眾多的講師、教授。各地開展了服裝設計群星比賽,給那些有手藝的工匠師傅授以相應的職稱。

1986年7月,母親響應北京市政府“為把首都建成時裝中心”的號召,接受了《北京日報》的採訪。她講:“要使首都的服裝業呈現新面貌,必須切實發揮服裝、設計人員的積極性,”我們的方針是“創新為主,古為中用,博採各國之長,追求文明雅緻的中國特色”,“我們要把服裝、服飾與人的體型美結合起來,使其格調高雅,有風度,去除低級庸俗的東西。”

由此出發,在她思想中又產生了一個新的設想,即要辦一張服裝專業性的報紙。終於在1994年,全國第一家彩印的《服裝時報》創刊了,發行量達20萬份。母親不管在職還是離職,總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奉獻自己的力量。

今年母親已經95周歲了,現在她正平靜地躺在協和醫院的病床上。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我們認為母親自從投身於她認可的崇高事業以後,每個人生階段她都有自己清楚的工作日記,都能交出一份工作功過賬目的明細單。以上許多材料,都是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老同事和組織上提供的,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財新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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