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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山東義和團碰上袁世凱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徹底輸光洋務運動以及“同光中興”的底褲――大清王朝三十年“變法圖強”的結果,卻被差不多同時期啟動改革開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賠款。

天朝末日,列強環伺,異象頻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後歲月中最癲狂的一場群眾運動竟源自“孔孟之鄉”山東。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喺山東西部活躍起來,並像野火般喺鄉村蔓延開來。作為有“反清復明”傾向的非法組織,“義和拳”明顯是社會不穩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視其為“拳匪”或“匪盜”,嚴厲鎮壓,絕不手軟。

喺革命的低潮中,“義和拳”的大師兄、二師兄們苦苦思索,如何先至能揾到新路?

來自西方的上帝給了佢們靈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隨着西方傳教士深入鄉村,啲“吃洋教”的教民與其佢民眾矛盾頻發,百姓驚官府,官府驚洋人,喺征地拆遷、鄰里糾紛中難免偏袒教民,底層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一個電光火石的靈感如同閃電劃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先至是大清的萬惡之源!”

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義和團運動的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確的口號,有了“愛國”的護身符,連燒殺搶掠都成了正義行為,這給地方官員出了道難題:當成“匪”來剿嘛,別人是“愛國群眾”啊,而且自帶乾糧保衛老佛爺;當成正義之士嘛,佢們扒鐵路,掐電線,聚眾鬧事,凡是沾“洋”的東西都毀,凡是沾“洋”的人都殺,別講信教的,連戴眼鏡的都視為“二毛子”該殺,讓社會陷入一片暴力恐怖,嚴重威脅大清穩定。

喺剿撫不定中,被後人視為“義和團之父”的毓賢登場了。1899年四月,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東巡撫,為山東義和團爆發加了最後一把火。

喺“仇洋排外”的毓賢看來,這些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拳民們“其心可嘉,民氣可用”,親自將義和拳、大刀會等組織統一更名為“義和團”,正式將其認證為愛國組織,並讓義和團打出“毓”字旗號,並稱自己是“義和團魁首”。有省部級領導當後台,山東義和團一下爆髮式增長,各種械鬥流血衝突不斷,連省城濟南內也“拳廠”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喺洋人的強烈抗議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將毓賢明降暗升,由山東調入帝都。

毓賢走咗,一個河南人來了,山東義和團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佢叫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大清帝國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經過駐軍朝鮮的歷練,戊戌政變的投機,小站練兵的積累,40歲的袁世凱升任山東巡撫,第一次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與顢頇的毓賢不同,袁世凱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波詭雲譎的朝鮮政局,瞬息萬變的戊戌政變,佢都遊刃有餘,但如何應對義和團卻不輕鬆。

老佛爺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朝中的王公親貴卻大多認為義和團“忠勇愛國”,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賢一樣公開支持義和團,不僅洋人不答應,社會秩序也會陷入混亂,巡撫位置一樣難保。

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也喺琢磨這個新來的“袁大人”,感覺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樣將佢們奉為上賓,但也沒有對佢們翻臉不認人,態度模糊且曖昧。

檢驗對方成色的時候終於來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國人建鐵路而鬧事,濟南義和團覺得機會來了,主動上門拜訪袁世凱。袁大人大擺宴席,熱情款待,酒酣耳熱之際,大師兄二師兄頭腦發熱,吹噓刀槍不入的神跡。老袁一臉欽佩狀,力邀大師兄現場示範。

花廳外“砰”的一聲,義和團的火藥槍響了,煙霧散盡,幾米外的大師兄安然無恙,眾人皆呼“神了”。

這種只放火藥不裝彈的把戲騙農民好使,對職業軍人就不頂用了。老袁一邊講“中中中”,一邊讓衛士取來洋槍,不由分講,一陣槍響,大師兄升天了,其餘團民嚇得作鳥獸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認栽。袁世凱使出霹靂手段,頒佈“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包括各州縣要嚴禁義和團活動,凡今後喺其境內發現有設“拳廠”的,地方領導按“縱匪”罪追究;如有人告發“拳匪”設廠之家,經官府查獲後,以該犯家產一半獎勵告密人,將“匪首”擒獲送官的,可獲該犯全部家產。

喺袁世凱到任前,山東僅荏平一縣便有“拳廠”八百餘處。佢到任後,義和團喺山東難以立足,紛紛逃往直隸境內,曾經的風暴中心山東很快風平浪靜。

1900年6月,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老佛爺認為“洋人可恨,民氣可用”,遂對所有西方國家宣戰。

戰事一開,袁世凱卻玩起了“高級黑”:你們唔係愛國嗎,唔係刀槍不入嗎,現喺洋人來了,趕緊上前線滅洋啊!

喺袁的授意下,山東各州縣紛紛貼出告示,呼籲義和團北上勤王,保衛老佛爺,不準逗留山東,稱“洋人罪大惡極,無不立見消亡,諭爾拳民義勇,均各效命疆場。”“速赴前敵助戰,毋得羈留故鄉。”然後,袁世凱把留喺本省的一概稱為“黑團”“亂民”,正牌的愛國者都到前線去了,留下來的當然是冒牌的,統統死啦死啦的。

喺後世所稱的“庚子國變”亂局中,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老佛爺西逃,山東喺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拒絕執行與列強開戰的亂命,使山東免遭禍亂。

對於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來講,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滅洋”,反而喺大清王朝下墜的進程中狠狠踹了一腳。

按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講法: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開始放棄對清政府所報有的幻想,以‘驅除韃虜’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喺全國如火如荼的展開。”

托克維爾喺《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講:“對於一個壞政權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喺大清帝國最後的歲月中,從某種意義上講,維護穩定比改革變法還更重要。

袁世凱的高明之處在於,佢沒有因為義和團舉着“政治正確”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記了穩定對於大清的重要性。哪驚抬出老佛爺,只要敢打砸劫掠,踐踏《大清律例》,一律法辦。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袁世凱的嚴打,義和團喺山東無法立足,先至進入華北及帝都,掀起了耗盡大清氣數的群眾運動新高潮。

從這個意義上講,喺“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凱就已經喺挖坑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遊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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