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紀末，甲午戰爭徹底輸光洋務運動以及「同光中興」的底褲――大清王朝三十年「變法圖強」的結果，卻被差不多同時期啟動改革開放的日本打得割地賠款。
天朝末日，列強環伺，異象頻生。令人意外的是，大清最後歲月中最癲狂的一場群眾運動竟源自「孔孟之鄉」山東。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種名叫「義和拳」的民間秘密組織開始在山東西部活躍起來，並像野火般在鄉村蔓延開來。作為有「反清復明」傾向的非法組織，「義和拳」明顯是社會不穩定因素，清朝地方政府視其為「拳匪」或「匪盜」，嚴厲鎮壓，絕不手軟。
在革命的低潮中，「義和拳」的大師兄、二師兄們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新路？
來自西方的上帝給了他們靈感。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隨着西方傳教士深入鄉村，一些「吃洋教」的教民與其他民眾矛盾頻發，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在征地拆遷、鄰里糾紛中難免偏袒教民，底層民眾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一個電光火石的靈感如同閃電劃破了革命的黑夜：「洋人才是大清的萬惡之源！」
石破天驚的「扶清滅洋」口號一經提出，就如同烏合之眾有了科學理論的武裝，義和團運動的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
有了政治正確的口號，有了「愛國」的護身符，連燒殺搶掠都成了正義行為，這給地方官員出了道難題：當成「匪」來剿嘛，別人是「愛國群眾」啊，而且自帶乾糧保衛老佛爺；當成正義之士嘛，他們扒鐵路，掐電線，聚眾鬧事，凡是沾「洋」的東西都毀，凡是沾「洋」的人都殺，別說信教的，連戴眼鏡的都視為「二毛子」該殺，讓社會陷入一片暴力恐怖，嚴重威脅大清穩定。
二
在剿撫不定中，被後人視為「義和團之父」的毓賢登場了。1899年四月，這位著名的酷吏升任山東巡撫，為山東義和團爆發加了最後一把火。
在「仇洋排外」的毓賢看來，這些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拳民們「其心可嘉，民氣可用」，親自將義和拳、大刀會等組織統一更名為「義和團」，正式將其認證為愛國組織，並讓義和團打出「毓」字旗號，並稱自己是「義和團魁首」。有省部級領導當後台，山東義和團一下爆發式增長，各種械鬥流血衝突不斷，連省城濟南內也「拳廠」遍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收拾。
在洋人的強烈抗議下，1899年十一月，清廷將毓賢明降暗升，由山東調入帝都。
毓賢走了，一個河南人來了，山東義和團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他叫袁世凱，河南項城人，大清帝國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經過駐軍朝鮮的歷練，戊戌政變的投機，小站練兵的積累，40歲的袁世凱升任山東巡撫，第一次成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與顢頇的毓賢不同，袁世凱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波詭雲譎的朝鮮政局，瞬息萬變的戊戌政變，他都遊刃有餘，但如何應對義和團卻不輕鬆。
老佛爺雖然沒有明確表態，但朝中的王公親貴卻大多認為義和團「忠勇愛國」，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像毓賢一樣公開支持義和團，不僅洋人不答應，社會秩序也會陷入混亂，巡撫位置一樣難保。
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也在琢磨這個新來的「袁大人」，感覺不像前任「毓大人」那樣將他們奉為上賓，但也沒有對他們翻臉不認人，態度模糊且曖昧。
檢驗對方成色的時候終於來了。高密、昌邑等地因德國人建鐵路而鬧事，濟南義和團覺得機會來了，主動上門拜訪袁世凱。袁大人大擺宴席，熱情款待，酒酣耳熱之際，大師兄二師兄頭腦發熱，吹噓刀槍不入的神跡。老袁一臉欽佩狀，力邀大師兄現場示範。
花廳外「砰」的一聲，義和團的火藥槍響了，煙霧散盡，幾米外的大師兄安然無恙，眾人皆呼「神了」。
這種只放火藥不裝彈的把戲騙農民好使，對職業軍人就不頂用了。老袁一邊說「中中中」，一邊讓衛士取來洋槍，不由分說，一陣槍響，大師兄升天了，其餘團民嚇得作鳥獸散。
小混混碰上了江湖大哥只好認栽。袁世凱使出霹靂手段，頒佈「嚴禁拳匪暫行章程」八條，包括各州縣要嚴禁義和團活動，凡今後在其境內發現有設「拳廠」的，地方領導按「縱匪」罪追究；如有人告發「拳匪」設廠之家，經官府查獲後，以該犯家產一半獎勵告密人，將「匪首」擒獲送官的，可獲該犯全部家產。
在袁世凱到任前，山東僅荏平一縣便有「拳廠」八百餘處。他到任後，義和團在山東難以立足，紛紛逃往直隸境內，曾經的風暴中心山東很快風平浪靜。
三
1900年6月，義和團大舉進入北京，老佛爺認為「洋人可恨，民氣可用」，遂對所有西方國家宣戰。
戰事一開，袁世凱卻玩起了「高級黑」：你們不是愛國嗎，不是刀槍不入嗎，現在洋人來了，趕緊上前線滅洋啊！
在袁的授意下，山東各州縣紛紛貼出告示，呼籲義和團北上勤王，保衛老佛爺，不准逗留山東，稱「洋人罪大惡極，無不立見消亡，諭爾拳民義勇，均各效命疆場。」「速赴前敵助戰，毋得羈留故鄉。」然後，袁世凱把留在本省的一概稱為「黑團」「亂民」，正牌的愛國者都到前線去了，留下來的當然是冒牌的，統統死啦死啦的。
在後世所稱的「庚子國變」亂局中，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老佛爺西逃，山東在袁世凱治下則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拒絕執行與列強開戰的亂命，使山東免遭禍亂。
對於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來說，義和團運動不僅沒有「滅洋」，反而在大清王朝下墜的進程中狠狠踹了一腳。
按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開始放棄對清政府所報有的幻想，以『驅除韃虜』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在全國如火如荼的展開。」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對於一個壞政權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在大清帝國最後的歲月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維護穩定比改革變法還更重要。
袁世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因為義和團舉着「政治正確」幌子而投鼠忌器，忘記了穩定對於大清的重要性。哪怕抬出老佛爺，只要敢打砸劫掠，踐踏《大清律例》，一律法辦。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袁世凱的嚴打，義和團在山東無法立足，才進入華北及帝都，掀起了耗盡大清氣數的群眾運動新高潮。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前，大清掘墓人袁世凱就已經在挖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