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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良臣:鄧小平阻止對中共歷史罪錯徹底反思

近日有人就官方對佢們對政治犯施行搞辯解斥責道:「你們講的每一個字,鬼都不信;你們虐殺生命,必下地獄且萬劫不復;讓人民生活喺恐懼之中,你們必定活喺更大的恐懼中。作惡者記着:天道有報,屢試不爽!」

近段時間大家都喺紀念去世二十年的鄧小平,講好講歹,都只能通過比較,離開比較,難以評價。這些年已出現一種現象:官方隆重紀念的,民眾沒興趣;官方不發話、想迴避的,人們熱度很高,甚至偏要紀念。也講不清是統治者要與被統治的幾億網民反着來,還是幾億網民下決心要與官家過唔去,反正這唔係官家願意看到的。

不過有一點似乎講不通,按照中共傳統的“逢十”不紀念鄧小平給人們傳遞一個乜嘢信號,係唔係下決心不再沿着改革開放的路走下去。早上起床後看到手機上有人沒頭沒尾的弄了三條,談鄧小平的文字(附本文末),因此也想講幾句。

幾乎每個人都不肯否定自己,更不肯徹底否定自己,尤其是否定自己的一生或人生的重要階段,因為否定了,其生命也就或多或少地失去光彩失去意義,甚至這個人的生命毫無價值可言。而當一個生命感到因某種“否定”有可能徹底失去意義時,所做的選擇只能是:要麼放棄生命,要麼拚命抵抗“否定”。

今年是曾被稱作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去世二十周年(2月19日),人們之所以懷念鄧,正是因為大家有比較:沒有鄧小平,有沒有那樣一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後來的所謂改革開放,邊個都講不了。印象中看到有人講,當年不論葉劍英還是李先念,都沒有鄧小平那樣的氣魄。十幾年後,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或者講沒有那一句“邊個不改革邊個下台”的經典名言,江澤民會不會繼續改革,或加大改革力度,也是個未知數。最重要的是,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如此懷念鄧小平,正是拿近四十年前的中國言論自由與眼下的中國相比。

具體點講,也就是從1978年到1988年,儘管期間也有不講法治的“嚴打”、有所謂“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插曲,記憶中1987年新年第一天還大張旗鼓地喺廣播電視上播放: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三人黨籍。但總體上講,人們思想的自由度仍是今天所不能比的。當然,不論十八大後尤其是近一年半載當政者如何收緊、控制輿論,由於整個人類時代的發展進步,特別是藉助互聯網、微博、微信,今天的人們了解了越來越多的歷史真相以及今天某些大事件的內幕,無數的網民從客觀上可以享受到當年享受不到的東西,比如,看到當年所看不到的,了解到當年所不可能了解的。但這些,與當下執政者無關,是西方的發明創造、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可以講,即使從所謂改革開放的1978年算起,人類的科技進步包括像電腦手機這類高科技生活用品,中國人都只會拿來享受,而根本看不到中國的貢獻。講起來,作為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這是很醜的事。

再從言論自由上講,當年鄧小平鼓勵群眾提意見,反對給社會“造成緊張”,而當今恰恰相反,即使喺互聯網上多講幾句當局不高興的話題,也能把人弄進去,這樣一來,給人們的感覺,當政者似乎就是要“造成緊張”,甚至製造恐怖氣氛,彷彿不讓民眾感到緊張恐懼,這個政權的統治就維持不下去。這是多麼大的反差。近日有人就官方對佢們對政治犯施行搞辯解斥責道:“你們講的每一個字,鬼都不信;你們虐殺生命,必下地獄且萬劫不復;讓人民生活喺恐懼之中,你們必定活喺更大的恐懼中。作惡者記着:天道有報,屢試不爽!”

上世紀進入八十年代前,那會兒,人們真是思想解放啊。講思想解放,也唔係講一下子就把思想解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給中國大陸民眾的感覺,就是思想解放,解放思想,而且是一個趨勢。當時人們的心情何等舒暢,感覺中國這下真的要“好起來了”。那時的人們也真是感到自由啊,即使喺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上貼大字報都是合法的。而這種現象,連葉劍英以及後來被稱為“左王”的胡喬木都有些興奮。空口無憑,還是來睇吓由香港出版的于光遠喺《我憶鄧小平》這本書中是如何回憶的吧。

1978年10月的一天——“鄧小平把我單獨揾到佢家裡。一見面,鄧小平就對我講:于光遠,北京要對西單‘民主牆’立案,真是豈有此理。我喺講話講到‘立案’問題時要脫開講稿插講一段。鄧小平交代我起草一段稿子,舉出啲實例。”當然,後來事實上鄧小平並沒脫稿插講佢所要講的話。

“西單‘民主牆’是‘文革’以後群眾自發表達意見的一個場所,喺當時影響很大。對西單‘民主牆’,上上下下睇法不一。鄧小平表示了肯定,葉劍英也很贊成。葉劍英喺閉幕會的講話中就明確表示,中央工作會議是黨內民主大發揚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黨外民主大發揚的典範。”書中於光遠還提到“我聽講胡喬木晚上打手電筒去看過大字報”。

這表明當年西單“民主牆”的確吸引人。怎奈很快就觸及到了當政者,鄧小平十分明白,如果允許如此下去,人民就要追根究底,甚至會造共產黨的反。所以,讓啲人發泄發泄出出氣,可以,但一動真格的,鄧小平就害驚了。特別是到了近四十年後的今天,黨內民主已經唔係式微,而是根本就沒有了,邊個敢批評黨的“大政方針”,叫做“妄議”,輕則受一般紀律處分,嚴重的還會撤職;而網民們如果像當年那樣做,簡直就成了犯罪,罪名“尋釁滋事”。

如今與四十年前相比,顯然是大倒退。

“鄧小平喺會議期間,兩次同外賓談話,都講到了群眾貼大字報的問題。這是會議上發了文件的。喺同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會見時,鄧小平講:喺文化大革命時,人民群眾有受冤枉、受虐待和受迫害的人。因此,現喺這些大字報中,有不對的也是當然的。……黨中央不壓制、不否定人民群眾發表意見、貼大字報的權利。有時還必須要用這種方法來促進群眾運動。因為貼了大字報就產生疑問,認為中國的形勢可能有問題。情況恰恰相反,這是正常的。”對照鄧小平這些話,今天國家高層完全反着來。

“喺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會見時,鄧小平講得更加肯定:中國人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有能力辨別是非,關心國家大事,了不起。你看現喺貼大字報這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沒有乜嘢壞處。現喺貼大字報、演講,這種現象,我就高興,我們中央的人就高興。生動活潑驚乜嘢?乜嘢意見都完全正確也不一定。”

當然,到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就非但高興不起來,而且還害驚了,甚至害驚得要死。真是此一時彼一時。那時的“生動活潑”,完全對鄧小平有利,而後來的生動活潑,對佢不僅非但不利,而且還很影響佢的權威。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文革後中國人能有那麼一段自由時光,也是極為難得的,那之後,再也沒有看到那種自由了!

1984年國慶,大學生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的時候,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小平同志很感動。四年多後的1989年春夏之交,還是這個小平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殺200人保20年平安”,向那些打着“小平您好”橫幅已經畢業的學弟學妹們開槍下手了。

喺紀念鄧小平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大家一邊稱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邊對佢也很有不滿,有人講天安門事件是佢的“滑鐵盧”,還有人喺文章中講鄧小平有“毛澤東情結”。其實這一切的根源,都緣於除了鄧小平喺文革中被打倒後,喺此之前,佢是毛澤東的“得力幹將”,甚至可以講,毛澤東的有些精神就是佢貫徹的,不論1957年“打右派”還是後來所謂罵蘇聯赫魯曉夫的“九評”,佢都是謀劃者,行動者。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甚至對這個國家至少喺客觀上所做的壞事,絕大部分都有佢一份。比如,你聽講鄧小平當年反對過大躍進反對過“三面紅旗”嗎?佢雖然同情彭老總,可佢和毛澤東所做的有些事不正是彭老總所反對的嗎?正因此,四人幫垮台後,鄧小平一邊高興,希望借批四人幫,恢復佢的名譽,樹起佢的權威,一邊也害驚人們追根究底。那樣,佢的臉上也不好看不講,甚至會大大降低佢的威信。

《我憶鄧小平》一書中有兩處都談到了這一點。1978年12月,鄧小平喺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有一個講話,是于光遠等人幫助起草的。鄧小平講:“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糾纏這個問題。毛主席這個旗幟必須保護。文化大革命,唔好涉及,讓時間來講清,過一段時間再講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本人曾喺一篇文章中談起過:點解會這樣?于光遠等人喺起草講話中,鄧小平與佢們談到“向前看”時揭開了這個“謎底”:“問題太多,只能解決得粗啲,尋根問底不好,追就追到我們自己的頭上,不利,還是粗一點。”

現喺可以講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沒有得到清算,而像1977、1978那兩年真正實事求是的大環境之所以很快就消失了,也正是因為鄧小平,是鄧小平不讓徹底反思文革,更不讓清算文革,同時也是鄧小平扼殺了當年人們努力講真話努力實事求是的大好形勢。《我憶鄧小平》一書中告訴我們,當年鄧小平發現人們喺“會上大家高興批評很多人,對副主席都指名道姓”(同上),顯然害驚起來,於是除了上面抄錄的之外,佢還講道:“對過去,正面解決就行了,不追查細節。……搞人多了,不利。”

對邊個不利?現喺總算可以大聲講出來了,唔係搞人多了不利,而是害驚搞到佢鄧小平頭上不利。大家為何不能“批評很多人”?又點解“對副主席”就不能“指名道姓”?既然連喺西單民主牆上都可以貼大字報,而鄧小平自己也一再跟外國人提起這種很給佢這個領導者“加分”的事情,為何指名道姓批評副主席,就那麼“不安”呢?不能指名道姓,那就只有含含糊糊,甚至指桑罵槐。由此可見,鄧小平大腦里封建帝王思想或者講“農民黨”的意識還是很濃厚的。

最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佢所炮製的“四個堅持”,而且還要“堅持一百年不動搖”,可以講這是不講一點邏輯不講一點道理,連佢自己所謂信奉的“唯物”也算不上,簡直就是想當然。人類,特別是進入現代社會,一百年間,可以天翻地覆。進入二十世紀後期,由於人類科學技術的不斷積累和加速進步,邊個都無法想像出一百年後這個世界會是個乜嘢樣子。既然我們難以預測一百年後的人類是個乜嘢樣,所謂堅持那“四個堅持”一百年不動搖,不像是講笑嗎?喺談到香港時,佢也只是講堅持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至於五十年後香港實行乜嘢制度,佢沒有講。後來很多人替佢講的是,到那時,中國大陸也不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或講實行的也是像現喺這樣的香港製度,因此,那時的香港根本就不用變了。

講“四個堅持”要一百年不動搖,就像今天有人仍然“要永遠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一樣,而山東毛左喺討伐鄧相超教授時甚至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與講“四個堅持”“要一百年不動搖”,以及“要永遠高舉毛澤東的偉大旗幟”,不都是相同的思維嗎?這是多麼地腦殘,多麼地腐朽。貴州著名老者邵正祥專門批判過鄧小平四個堅持中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根據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列寧喺《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篇“名著”中早就做了詮釋:這種專政,就是以暴力奪取政權,以暴力維持政權,且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原話是:“專政是直接憑藉於強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所獲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既然如此,又怎麼能講今天的中國是“依法治國”?

“四個堅持”以及“一百年不動搖”這種話,如果喺今天的西方喺民主國家有邊個咁講,一定會把佢看成瘋子,因為這幾條沒有一條是講得通的。社會主義可以講已徹底失敗,你卻頑固地要堅持徹底失敗的東西,用今天網民的話講,這唔係“腦子進水”了嗎!

2017年3月5日

附網貼:

1,鄧是偉大戰略家,是毛之後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性人物。鄧的絕活就是改革開放(中央文獻叫“關鍵一招”)。鄧晚年最驚佢的改革開放喺佢走之後會變,就像佢改變毛一樣佢被別人改變,故而佢一再要求全黨全國一百年都要堅持佢的改開路線不動搖,佢一會兒嚴厲警告被佢發現試圖開倒車的中央領導人“邊個不改革邊個下台”、“不改革死路一條”,一會兒又充滿矛盾的安慰大家和佢自己:改革就是想退也退不回去了,邊個不改革人民就會把佢打倒!⋯喺很長一段時間內,鄧的話曾讓我堅信不疑。可是今天,鄧走咗先至二十年,講好一百年不變的改革開放就已面目全非,講好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就已滿目瘡痍,鄧當年制定的一系列國策實際上都已遭廢,例如以經濟為中心讓位於以政權為中心,政治挂帥捲土重來,以美國為師和與美國共舞變成了抗美反美,集權政治代替了集體領導,領導任期制重新向終身制回歸,野心家陰謀家的魅影又再出現⋯二十年前鄧辭世時,我痛而不悲,因為我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充滿信心,然而今天,面對“後鄧”、“非鄧”的中國,悲情充斥於我的心底,我發現太多的國人迷失喺了中國夢裡⋯

2,鄧不可能想到佢走後二十年會成為最大的輸家。今天我們紀念佢,唔係替佢唱輓歌,而是為了反思何因使然,鄧究竟輸喺了哪裡。有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鄧敗於只搞經改不搞政改,對此,政治家的表述是:鄧既要改革開放又要四項原則,本質上這兩種東西是無法長期共存兼容的,佢喺佢可以兩手抓,佢不喺了必然釀成大禍——唔係改開壓倒四原則,就是四原則戰勝改開,復辟難以避免……理論家的表述是:佢寄希望於得到改開實惠的人民喺佢身後能夠挺身而出保衛佢的改開路線,邊個開倒車就打倒邊個!可是佢忘了告訴人民怎樣先至能打倒開倒車的領導人,結果是人民只能眼睜睜看人倒行逆施卻徒喚奈何⋯⋯富豪們講,小平只給我們鈔票(賺錢)卻不給我們選票,沒有選票,鈔票是保不住的⋯⋯我以為,鄧胡趙時代是中國最好的時代,鄧胡趙亦是中國最好的領導人,鄧如果喺八十歲(1984)之後全身而退,由胡趙將改革進行到底,那今日之中國必是政通人和、春麗景明的非凡氣象⋯遺憾的是,鄧八十三歲將胡打倒,八十五歲將趙打倒,自斷雙臂,鑄成大錯,胡趙既倒,改革必亡,鄧胡趙分崩離析,中國向左無人可擋⋯今天的倒行逆施實際上可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降鄧廢胡趙的政治滑鐵盧⋯鄧之敗,始於此……

3,點算?天知道!當代中國的最大悲劇,在於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改開種樹卻讓專制乘涼,最終卻是為專制復辟準備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實力,改開從打破專制開始,到頭來卻將專制重新請回,而且從頭到腳武裝到牙齒,變成世界性的公害了——有人講此乃中國之宿命,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卻走錯了政治的房間,這樣的發展還不如不發展吶……昨天朗咸平教授講中國經濟已出現全局性塌方,開倒車也是要有本錢的,經濟垮了,中國會重新淪為世界貧困國家……我講中國可能會經歷文革或類文革的“二次探底”,屆時此路不通,中國再次撥亂反正,國內政治雖會有一段黑暗期,但終究還有迴旋餘地。我最擔心的是中美交惡及可能引發的戰爭,擔心萬劫不復……鄧生前再三叮囑佢的接班人韜光養晦,不出頭,不扛旗,不稱霸,然,平字總為平庸誤,中國再無鄧小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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