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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集中營五七幹校 大師們知識分子全軍覆沒

「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文革期間,因毛澤東要建立“地上天國”,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五七幹校”。“五七幹校”從實質而言,與俄國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亞,德國法西斯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沒有什麼區別。作家徐方認為“(幹校)不僅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的思想強制性扭曲,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毛澤東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2016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署名趙信的文章指出,“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的一封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五天後,毛澤東在和“秀才”陳伯達、戚本禹談話時說,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未來的萌芽”,“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戚本禹《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共識網2013年12月23日)。由此可見,毛澤東把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就是要建立一個“地上天國”。

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

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慶安縣柳河的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毛澤東看到有關材料後,命令在《人民日報》刊登。在姚文元親筆撰寫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此後,全國推廣這一經驗,興辦大量“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這場運動就像突然襲擊似的,沒有徵求當事人的意見,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幹校札記》這樣寫道,“下放動員提出的口號是‘連鍋端’,鼓勵人們退掉房子,帶上家屬一起走。軍宣隊作動員報告時說,‘你們這次下去是要紮根農村,在那裡過一輩子,不回來了。所有的人都得去,哪怕你走不動了,用擔架抬也得把你抬下去。’”

就這樣,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被驅趕到農村。據統計,“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共在全國18個省區設立了106所五七幹校,平均每省5.9所,而河南省的信陽一個地區就設立了20所。其中,息縣一個縣設立了8所。”(吳敬璉《回望幹校年代——<幹校札記>序》)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信陽當年之所以在全國18個省區中建起數量最多的幹校,就是拜“以農民為試驗對象”的人民公社運動所賜。那場運動使得本來物產豐富、氣候宜人的魚米之鄉成為地廣人稀的荒蕪廢墟,如此廣闊的天地正好可以辦“大學校”!結果,兩場建立“地上天國”的努力都失敗了。

“二戰”中猶太人遭遇再現

《幹校札記》的作者徐方當時還是一個15歲的少女,她是跟隨在學部經濟所工作的母親到幹校的。《幹校札記》是以一個少年人的視角去觀察和描寫,一些場景同樣讓讀者驚心。

“學部”的知識分子們剛到息縣時,沒有現成住房,男女分開,男人住在一座棉花倉庫,“那倉庫碩大無比,坐北朝南,東西兩側各有一扇赭紅色大木門。倉庫本不是為住人蓋的,只有高處開有幾個小氣窗。內部用粗木頭搭成架子,再鋪上床板,構成上下兩層通鋪,住進去140多人。”

“我們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倉庫集中吃飯。在南北兩排上下層的大通鋪之間,人們用桌子兩兩並在一起,擺成長長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盞馬燈。經濟所全體職工加上家屬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兩側,場面蔚為壯觀。”

這個集體住宿、集體就餐的畫面,多麼像反映“二戰”中猶太人遭遇的電影鏡頭。

對人才的極度浪費

《幹校札記》中記載,幹校採用軍事化的編製和管理方式,將老幼分別編進連、排、班,由“軍宣隊”和“工宣隊”領導。他們蔑視這些知識分子,肆意凌辱。在一次集合開會時,一位政委在台上訓話:“學部這個單位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一位美國學成歸來的女學者曾和徐方談起美國用洗衣機洗衣服,軍宣隊指導員知道後在全連大會上批判說:“有人到了幹校還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說什麼可以用機器洗衣服!”

這些以無知識自詡的人卻手握大權,安排知識分子從事五花八門的勞動:錢鍾書當郵遞員,每天斜跨大帆布包,去公社郵電所取來報紙信件;紅學家俞平伯為豆腐坊選黃豆、為蓋席棚搓麻繩,語言學家呂叔湘在食堂賣糧票,文學研究所所長、大詩人何其芳被指派養豬。陸志韋是繼司徒雷登之後原燕京大學的一位重要校長,下幹校時他已76歲,也被安排養豬,有一次竟然昏倒在養豬場。

還有顧准,當時他精神頻臨崩潰,拚命幹活。麥收時,顧准彎不下腰,只好跪着割麥子。據《息縣日記》記載,顧准從事的勞動種類有:拉沙子、拉石灰、挖土、抬土、脫坯、制瓦、和泥、打夯、出窯等,多達51種!

“幹校”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2010年第9期《記憶》發表署名陳虹題為《五七幹校——並不遙遠的歷史》(以下簡稱“歷史”)的文章披露,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於是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再到後來,就連老牌的“黑幫分子”們也無不暗自“慶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僅僅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夫妻分別住進男女宿舍

“歷史”的文章還披露,至於管理,同樣是“准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不僅平時根本不準請假,就連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徹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時不時地被哨聲喚起,強行“拉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着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要挨批評的!”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幹校的“專利”。在位於河北的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着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哪個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請示報告;而班長的答覆,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准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竟然也被強行拆散了——當初有些“學員”是將整個家搬下來的:或是因為夫妻雙方均在一個單位里,或是因為夫妻二人不願長期分離。然而進得幹校後才得知:這裡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不管你是夫妻,還是其他什麼關係,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裏,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只有6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下等人”成為迫害對象

按照當年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類人物、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谿”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胆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幹校”產生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殘破的世界》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針見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罪惡之所在!正是“集中營”的罪惡之所在!

早在1998年,一個名叫摩羅的年青學者就這樣評價過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那實際上就是政治集中營,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只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歷史廢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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