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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回憶毛澤東為劉少奇辦的鴻門宴

1964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談話,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據曾志回憶,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裡嬉笑斥責。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交談(網絡圖片)

隨着運動的開展,作為一線指揮的劉少奇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許多做法非常不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逐漸把“挖修根”的視線轉移到中央上層。對工作中問題的不同看法,再加上其他複雜的個人因素,兩位領導人也逐步由分歧走向了公開的衝突。

鑒於前段運動中出現了打擊面過寬、過火鬥爭等嚴重的“左”的錯誤,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利用各地負責人在京參加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時機,召集各中央局的領導幹部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總結前一段“四清”運動的經驗教訓,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本來計劃並不很長,但是,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主要矛盾、運動的性質以及做法等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評,會議也由此延長至一個月之久。這樣,毛澤東與劉少奇由運動之始的配合默契轉而走向分歧。

1964年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劉少奇做主要發言。他在講話中傳達了會議的預定開法,並且提出了一些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劉少奇指出:

到底討論一些什麼問題,我現在也沒有準備好,提點問題。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還有一個報告,現在印給大家了。那封信值得討論一下。他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些地方提新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裡面用不用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就是用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此外,王任重同志有一個講話,還有封信給我,說縣、區、社、隊一齊搞,不一齊搞不行。看來,工作隊的骨幹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因此,是不是戰線過長了?農村裡面跟城市裡面都一樣,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那麼,如何縮短?

毛澤東插話說:“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裏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也沒有那麼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麼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隨後,劉少奇要求與會人員充分討論,交換一下意見和經驗,並說:“就是這些問題,我也提不出什麼。其餘的都是你們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點。”

毛澤東說:“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討論。有話就在這裡講嘛。就在這裡衝口而出,暢所欲言。”

可見,毛澤東是話中有話。在當天的會上,周恩來也作了反修報告。

劉少奇講話之後,會議從1964年12月16日至19日接連召開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對前段運動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各中央局負責人在會上作了發言。從發言的基本內容看,主要有兩點:一是各中央局領導人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普遍看得過於嚴重,對大兵團作戰搞“四清”不但支持,而且有所發揮。二是各地負責人討論了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

討論中,有人認為,從現在暴露出的問題看,實際上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所以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也有的同志認為,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以基層幹部為代表的富裕階層與貧下中農的矛盾,這樣提對幹部震動很大,有好處。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上,產生了明顯的分歧,毛澤東也做了長篇講話,對劉少奇的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而劉少奇則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就引起了毛澤東強烈的不滿和批評。

當會議開始時,劉少奇說要議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澤東立刻說:不管怎麼提,主要是整當權派。

劉少奇在發言中講到:農村方面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志提出的,說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幾個同志也這樣講,農村裡面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是這樣講,還是這樣講--就是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群眾對他們不怎麼樣。

劉少奇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毛澤東回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應該說,20日的常委擴大會議,氣氛還較為緩和,毛澤東只是對劉少奇堅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滿。而劉少奇對毛澤東提出的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贊成的,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稱作一個派,人數就太多了。但劉少奇並沒有直接反對毛澤東的提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回答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的提問時說:“‘二十三條’中間的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從會議發言的內容看,劉少奇並沒有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提法,只是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胡喬木於1980年7月8日在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問題時說:“毛主席1970年對斯諾的談話,是在世界上發表的。毛主席說,1965年1月,劉少奇反對‘走資派’的提法。其實,劉少奇沒有直接反對,只是說,有兩類矛盾的交叉。像這樣的問題,不講不清楚,但都講又太繁了。”

但是,在隨後的幾天里,毛澤東逐漸加重了對劉少奇批評的分量,發言的氣氛也與20日的常委會大不相同。

這次會議不久,恰逢毛澤東生日。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從不公開為自己過生日,但這次提出要請大家吃飯,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舉行,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出席宴會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的一些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共四十多人。

宴席共分三桌,毛澤東坐在按“品”字形擺的三張桌子上方那張的首席,左右兩邊是陳永貴和董家耕,陳、董旁邊是錢學森、邢燕子,這桌還坐了陶鑄、羅瑞卿、謝富治、汪東興和曾志。而劉少奇、胡耀邦和各大區書記以及江青則分坐另外兩桌。

毛澤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啰,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頓飯。李敏要同我來,我說你不下鄉,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做大了,驕嬌二氣,拒絕到農村,城市裡生活舒適,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李訥呢,下去搞‘四清’嗎,她沒有資格來。“並說:“我要坐在群眾這一邊。”

他遞煙後接著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着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毛澤東大聲地讚揚錢學森,說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隨後,他還陸續批評了“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據參加宴會的曾志回憶,毛澤東在入席前,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麼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曾志認為,主席不像是在開玩笑,室內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並相信這絕不是批評李富春。吃飯過程中,主席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晚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

曾志說,時間久遠了,已記不全主席談話的內容,但有句很厲害的話我卻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麼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怕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嬉笑斥責,大家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

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而一年多後,1966年,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散席後,毛澤東向錢學森和陳永貴介紹曾志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據薄一波回憶:“席間鴉雀無聲。”

當晚,劉少奇在與東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談話時指出:有什麼反什麼,有“右”就“反右”,“左”還沒有出來就慢一點反,出來“左”就準備“反左”。什麼地方出來就在什麼地方反,有什麼反什麼,有多少反多少。“反右”要在具體的問題上反,否則是抽象的。

而在前一天晚上,劉少奇與華東組同志談話時說:越革越多不好。標準是本人剝削收入占家庭收入50%以上,並且連續三年以上。也不一定都戴,只戴其中最壞的。只要坦白得好,改得好,徹底退賠,也可以不戴。做法問題,擒賊先擒王。要搞縣、區、公社,先從頭上整起來,大隊就好辦了。不搞上面,大隊就難辦。不從這裡搞起,只搞大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總之,無論如何農村不能整社員,下廠不能整工人,學校不能整學生。主要是整當權派。

很顯然,在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下,劉少奇已逐漸改變了自己的一些認識和看法,與毛澤東的想法靠攏。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止對劉少奇的批評。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大會,毛澤東主持,由朱德、董必武、陸定一、賽福鼎、陳伯達等同志發言。朱德在發言中認為,所有的事情,都要按主席的一分為二的精神去辦。對基層政權也要一分為二,有好的有壞的。有計劃地搞,時間長一些是能夠搞好的。

陸定一在發言中,主要談了文化革命問題。他認為,蘇聯集體化後,斯大林就提出階級消滅了,和諧了,上下也沒有矛盾了,把對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的贖買,變為高工資制度,按勞付酬,對技術幹部的培養,是“技術決定一切”,就是培養了一批高薪階層、特殊階層!三大差別不是逐漸接近,而是繼續擴大!

毛澤東插話說:“列寧說的階級鬥爭是長期的,小生產者大量存在會發展資本主義。打倒了的階級長期存在!這些斯大林都去掉了!達於極點就出了赫魯曉夫!出差補助問題,是否可以取消?要研究一下。文學稿費可以繁榮文學?我們的稿費高了,走向反面了!”

陸定一講:各種稿費應當取消一些!糖衣炮彈!花了錢,培養一批資產階級分子!學校中階級鬥爭也很嚴重!

毛澤東插話說:“一抓就得了!有什麼要緊嘛!小學教師也嚴重不純啊!”

而在這次會上,陳伯達的發言與眾不同,由於他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便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為基調,並從理論上加以發揮。他說:“四清”與“四不清”不能說明問題的性質,封建社會就有清官和貪官的問題。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外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這也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要把矛盾的性質說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就有了綱啦。毛澤東說: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

據薄一波回憶,陳伯達這個發言,受到毛主席的欣賞。後來,毛主席修改“二十三條”時,特別把這個意思寫了進去。原來制定的“十七條”的停發,也是由陳伯達建議的。很顯然,陳伯達的發言和建議在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已發生的分歧中,起了不良的加劇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即1967年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批評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不是你個人有事,你從來不找我。

12月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並且是拿着《黨章》和《憲法》到會的。毛澤東說:文件行不行,第一條性質的規定行不行?三種提法好不好?商量過還是以第三種提法為好。因為運動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不是前兩種的運動!北戴河到十中全會就是搞社會主義,當時單幹風很大。

有的人聽進去了,有的人聽了不表態,沒有主張,不能回答問題。當時我得到電話,說有重要問題要報告,沒有一個地方同志說形勢好,只有幾個軍隊同志說形勢好,如楊得志、許世友、羅瑞卿、韓先楚等,問過是否可以在上海講話。為什麼發生這個問題,不敢說話咧!

5月在上海說形勢不好,6月到了山東,小譚(指譚啟龍)他們說形勢好,為什麼一個月就變了呢?原因是6月麥子已割了。北戴河我為什麼說形勢呢?當時有人說恢復要七八年!我講了階級、階級鬥爭。常委同志和各大區同志都認為可以這樣寫。陳毅同志就是當權派。只要你搞社會主義,當權派還可以當下去。

此外就是十六條,工作態度,要講點民主咧!天天是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些同志要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了!比如軍隊就是三大民主,遇到堡壘打不開,就找士兵開會嘛!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就是要管伙食嘛!現在是不是還叫事務長咧?

好話是愛聽的,不成問題,問題是壞話。七千人大會時我講過幾句話,叫做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老子就偏要摸。後來改了,認為不大文明!我們這些人就不好摸,瘡疤不易揭!正確、對的,批評錯了不要緊,有什麼問題呢?錯了責任在他。批評錯了,他錯嘛,為什麼不能聽咧!聽反對的話不容易,要把話講完也不容易,是水多米少,稀飯,不大容易,我就受過這個災難,因此我就深有感覺。有人同我說了兩個鐘頭,不着邊際。也有人專門訓人的,不是對話式,而是長篇大論地講,滴水都潑不進去。宣傳、鼓動不是有區別嗎?做學術報告是宣傳,動員起來只講一件事是鼓動!我主張不鼓掌,不愛聽允許打瞌睡,保養精神,免此一災!這就整了教員。我還主張看小說。也許是先生的毛病,也許是我的毛病。看小說、打瞌睡(我就是一點發明),這就整到教員。訓話式而不是對話式。總理報告,我認為講幾句就行,後來因很多人不識字,只好全讀。

在同志間不要使人怕,對敵人則要使他怕!同志間使人怕,就有鬼!人家怕大概是你有另外的辦法,如軍隊中有打罵、坐禁閉,就使人家怕!逃兵捉回來要槍斃,我就主張不捉,更不能槍斃!如果捉回來就請吃飯、吃肉,認自己錯,你留則留,不留則再走,逃到外國去的少,不要緊,中國人多嘛!逃兵無非是罵,罵也不要緊。赫(指赫魯曉夫)不是中國人,他也罵!外交系統逃了人,鬥爭是要的,但逃了也不要緊!吃你些麵包,我可以減少糧食。

我只講這兩個問題,一個是頭一條性質問題,一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一百頁到一百零四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文件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現在文化部它就只許那些人有出版自由。這個出版機關,我看得整頓一下,許多抓在壞人手裡。集會自由,譬如我們現在這個河北廳不是在這裡集會嗎?這叫集會吧?不算呀?還有結社。現在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下去,要結一個共產黨。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各級黨委也整頓好。譚震林說的那麼多集團,太分細了可能出毛病!

我是主張遊行示威的,我是歷來贊成對於我們官僚主義者舉行遊行示威的。真正的官僚主義者壓迫之下,群眾忍不住,要遊行示威,我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可以整我們的官僚主義。1957年成都等地要到北京來,中途被擱,我就不贊成!反動分子要遊行示威,只能暴露自己。反對官僚主義嘛!有好處!膽子那麼小,怕人遊行示威!怕寫標語!結果都證明,凡遊行示威了的地方,那個學校就搞得比較好一些。總而言之,壞人要鬧事,越鬧得大越好,鬧小了不好,鬧小了我們不警惕,不能暴露他。現在反革命他不鬧了,他可聰明了。

當毛澤東講這些話的時候,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許多人都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毛澤東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這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在同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責前一階段運動在領導上的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在這次會上,一些負責人彙報了運動開展的情況。

當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到保定地區新城縣的試點情況時,毛澤東打斷說:集中了15000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你一個新城縣,28萬人口,下去15000人,還說人少了。哪裡來這麼多的人?哪裡要這麼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麼不去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你15000人,紮根串聯,什麼紮根串聯!冷冷清清。我們從前革命不是這樣革的。

毛澤東問陶鑄,你們不是開過萬人大會嗎?湘鄉就開過萬人大會。你冷冷清清依靠工作隊,幾個月搞不開。工作隊有些人是做官的,沒有經驗,不會做群眾工作的是大多數。通縣塞了兩萬多人。搞了一年多,搞不開。這樣搞法,我看要一百年。在通縣的,據說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學生,書讀得越多就越蠢。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一個縣,一兩萬幹部。不依靠群眾,幾個月群眾起不來,搞不開,我看方法要改。貧下中農開會,通通去,包括漏劃的地富在內。宣布幾條。不要照“雙十條”一條一條那麼去念。

毛澤東說: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這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什麼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月13日下午三時半,劉少奇召集了一個黨內生活會。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謝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華、譚啟龍,共17人。劉少奇是中共黨內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之一。開這樣的生活會,使會議參加者深受感動。

王任重當天日記的標題就是《難忘的一天》。他寫道:“黨的領袖和他們領導下的幹部在一起開黨的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在全世界黨的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嚴厲批評,也使黨內不少人感到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以後,又在自己家裡連續舉行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劉少奇對大家的發言作了記錄,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彙報。儘管劉少奇作了這些努力,但並未奏效。

不論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走向,還是對毛澤東晚年生涯以及劉少奇的個人命運而言,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它實際上成為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的轉折點,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的一條罪狀。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回答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提問的“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說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條’的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黨中央一線工作雖然還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劉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黨中央領導核心雖然在形式上仍維持在一個統一體內,但實際上分裂已經開始,一年半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同時,也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挂帥“四清”的一系列做法的嚴厲批評,也產生了另一個結果,就是“二十三條”的制定,這對後來的“四清”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摘自《「文革」的預演:「四清」運動始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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