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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回憶毛澤東為劉少奇辦的鴻門宴

1964年12月26日,喺毛澤東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談話,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據曾志回憶,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只聽主席一個人喺嗰度嬉笑斥責。

毛澤東與劉少奇喺交談(網絡圖片)

隨着運動的開展,作為一線指揮的劉少奇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喺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許多做法非常不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逐漸把“挖修根”的視線轉移到中央上層。對工作中問題的不同睇法,再加上其佢複雜的個人因素,兩位領導人也逐步由分歧走向了公開的衝突。

鑒於前段運動中出現了打擊面過寬、過火鬥爭等嚴重的“左”的錯誤,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利用各地負責人喺京參加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時機,召集各中央局的領導幹部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總結前一段“四清”運動的經驗教訓,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本來計劃並不很長,但是,喺會議進行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喺主要矛盾、運動的性質以及做法等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評,會議也由此延長至一個月之久。這樣,毛澤東與劉少奇由運動之始的配合默契轉而走向分歧。

1964年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劉少奇做主要發言。佢喺講話中傳達了會議的預定開法,並且提出了啲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劉少奇指出:

到底討論啲乜嘢問題,我現喺也沒有準備好,提點問題。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還有一個報告,現喺印給大家了。那封信值得討論一下。佢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些地方提新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裡面用不用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就是用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此外,王任重同志有一個講話,還有封信給我,講縣、區、社、隊一齊搞,不一齊搞不行。看來,工作隊的骨幹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因此,係唔係戰線過長了?農村裡面跟城市裡面都一樣,係唔係需要縮短啲戰線?那麼,如何縮短?

毛澤東插話講:“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講:“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裏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講:“也沒有那麼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乜嘢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是散喺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隨後,劉少奇要求與會人員充分討論,交換一下意見和經驗,並講:“就是這些問題,我也提不出乜嘢。其餘的都是你們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點。”

毛澤東講:“今天唔好提了,回去討論。有話就喺呢度講嘛。就喺呢度衝口而出,暢所欲言。”

可見,毛澤東是話中有話。喺當天的會上,周恩來也作了反修報告。

劉少奇講話之後,會議從1964年12月16日至19日接連召開全體會議和分組會議,對前段運動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各中央局負責人喺會上作了發言。從發言的基本內容看,主要有兩點:一是各中央局領導人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普遍看得過於嚴重,對大兵團作戰搞“四清”不但支持,而且有所發揮。二是各地負責人討論了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

討論中,有人認為,從現喺暴露出的問題看,實際上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所以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也有的同志認為,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以基層幹部為代表的富裕階層與貧下中農的矛盾,這樣提對幹部震動很大,有好處。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喺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喺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上,產生了明顯的分歧,毛澤東也做了長篇講話,對劉少奇的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而劉少奇則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就引起了毛澤東強烈的不滿和批評。

當會議開始時,劉少奇講要議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澤東立刻講:不管怎麼提,主要是整當權派。

劉少奇喺發言中講到:農村方面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志提出的,講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幾個同志也這樣講,農村裡面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是這樣講,還是這樣講--就是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佢們,群眾對佢們不点样。

劉少奇問: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得唔得?

毛澤東回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應該講,20日的常委擴大會議,氣氛還較為緩和,毛澤東只是對劉少奇堅持主要矛盾的提法表示不滿。而劉少奇對毛澤東提出的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不贊成的,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稱作一個派,人數就太多了。但劉少奇並沒有直接反對毛澤東的提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喺回答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的提問時講:“‘二十三條’中間的第一條是講‘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實際上這種講法是不準確的。從會議發言的內容看,劉少奇並沒有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提法,只是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睇法。

胡喬木於1980年7月8日喺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問題時講:“毛主席1970年對斯諾的談話,是喺世界上發表的。毛主席講,1965年1月,劉少奇反對‘走資派’的提法。其實,劉少奇沒有直接反對,只是講,有兩類矛盾的交叉。像這樣的問題,不講不清楚,但都講又太繁了。”

但是,喺隨後的幾天里,毛澤東逐漸加重了對劉少奇批評的分量,發言的氣氛也與20日的常委會大不相同。

這次會議不久,恰逢毛澤東生日。應該講,“““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從不公開為自己過生日,但這次提出要請大家吃飯,喺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舉行,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出席宴會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的啲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共四十多人。

宴席共分三桌,毛澤東坐喺按“品”字形擺的三張桌子上方那張的首席,左右兩邊是陳永貴和董家耕,陳、董旁邊是錢學森、邢燕子,這桌還坐了陶鑄、羅瑞卿、謝富治、汪東興和曾志。而劉少奇、胡耀邦和各大區書記以及江青則分坐另外兩桌。

毛澤東講: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啰,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頓飯。李敏要同我來,我講你不下鄉,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做大了,驕嬌二氣,拒絕到農村,城市裡生活舒適,不出修正主義先至見鬼!李訥呢,下去搞‘四清’嗎,她沒有資格來。“並講:“我要坐喺群眾這一邊。”

佢遞煙後接著說:“現喺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乜嘢有乜嘢。佢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喺我們手裡,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着資產階級喺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喺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佢們。”

毛澤東大聲地讚揚錢學森,講錢學森唔好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隨後,佢還陸續批評了“社教”運動中的啲錯誤認識和提法,講乜嘢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據參加宴會的曾志回憶,毛澤東喺入席前,對李富春講,你們乜嘢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曾志認為,主席不像是喺講笑,室內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並相信這絕唔係批評李富春。吃飯過程中,主席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晚話講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

曾志講,時間久遠了,已記不全主席談話的內容,但有句很厲害的話我卻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點吖?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得驚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喺那嬉笑斥責,大家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

陶鑄後來講: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而一年幾後,1966年,終於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散席後,毛澤東向錢學森和陳永貴介紹曾志講:“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喺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據薄一波回憶:“席間鴉雀無聲。”

當晚,劉少奇喺與東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談話時指出:有乜嘢反乜嘢,有“右”就“反右”,“左”還沒有出來就慢一點反,出來“左”就準備“反左”。乜嘢地方出來就喺乜嘢地方反,有乜嘢反乜嘢,有幾多反幾多。“反右”要喺具體的問題上反,否則是抽象的。

而喺前一天晚上,劉少奇與華東組同志談話時講:越革越多不好。標準是本人剝削收入占家庭收入50%以上,並且連續三年以上。也不一定都戴,只戴其中最壞的。只要坦白得好,改得好,徹底退賠,也可以不戴。做法問題,擒賊先擒王。要搞縣、區、公社,先從頭上整起來,大隊就好辦了。不搞上面,大隊就難辦。不從呢度搞起,只搞大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總之,無論如何農村不能整社員,下廠不能整工人,學校不能整學生。主要是整當權派。

很顯然,喺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下,劉少奇已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啲認識和睇法,與毛澤東的想法靠攏。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止對劉少奇的批評。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大會,毛澤東主持,由朱德、董必武、陸定一、賽福鼎、陳伯達等同志發言。朱德喺發言中認為,所有的事情,都要按主席的一分為二的精神去辦。對基層政權也要一分為二,有好的有壞的。有計劃地搞,時間長啲是能夠搞好的。

陸定一喺發言中,主要談了文化革命問題。佢認為,蘇聯集體化後,斯大林就提出階級消滅了,和諧了,上下也沒有矛盾了,把對知識分子、技術人員的贖買,變為高工資制度,按勞付酬,對技術幹部的培養,是“技術決定一切”,就是培養了一批高薪階層、特殊階層!三大差別唔係逐漸接近,而是繼續擴大!

毛澤東插話講:“列寧講的階級鬥爭是長期的,小生產者大量存喺會發展資本主義。打倒了的階級長期存喺!這些斯大林都去掉了!達於極點就出了赫魯曉夫!出差補助問題,是否可以取消?要研究一下。文學稿費可以繁榮文學?我們的稿費高了,走向反面了!”

陸定一講:各種稿費應當取消啲!糖衣炮彈!花了錢,培養一批資產階級分子!學校中階級鬥爭也很嚴重!

毛澤東插話講:“一抓就得了!有乜嘢要緊嘛!小學教師也嚴重不純啊!”

而喺這次會上,陳伯達的發言與眾不同,由於佢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便以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為基調,並從理論上加以發揮。佢講:“四清”與“四不清”不能講明問題的性質,封建社會就有清官和貪官的問題。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外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講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這也不能講明矛盾的性質。要把矛盾的性質講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先至能講明矛盾的性質,就有了綱啦。毛澤東講: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

據薄一波回憶,陳伯達這個發言,受到毛主席的欣賞。後來,毛主席修改“二十三條”時,特別把這個意思寫了進去。原來制定的“十七條”的停發,也是由陳伯達建議的。很顯然,陳伯達的發言和建議喺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已發生的分歧中,起了不良的加劇作用。

喺“文化大革命”期間,即1967年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也批評陳伯達講: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喺我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唔係你個人有事,你從來不揾我。

12月28日下午,喺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並且是拿着《黨章》和《憲法》到會的。毛澤東講:文件得唔得,第一條性質的規定得唔得?三種提法好不好?商量過還是以第三種提法為好。因為運動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唔係前兩種的運動!北戴河到十中全會就是搞社會主義,當時單幹風很大。

有的人聽進去了,有的人聽了不表態,沒有主張,不能回答問題。當時我得到電話,講有重要問題要報告,沒有一個地方同志講形勢好,只有幾個軍隊同志講形勢好,如楊得志、許世友、羅瑞卿、韓先楚等,問過是否可以喺上海講話。點解發生這個問題,不敢講嘢咧!

5月喺上海講形勢不好,6月到了山東,小譚(指譚啟龍)佢們講形勢好,點解一個月就變了呢?原因是6月麥子已割了。北戴河我點解講形勢呢?當時有人講恢復要七八年!我講了階級、階級鬥爭。常委同志和各大區同志都認為可以這樣寫。陳毅同志就是當權派。只要你搞社會主義,當權派還可以當下去。

此外就是十六條,工作態度,要講點民主咧!天天是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些同志要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了!比如軍隊就是三大民主,遇到堡壘打不開,就揾士兵開會嘛!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就是要管伙食嘛!現喺係唔係還叫事務長咧?

好話是愛聽的,不成問題,問題是壞話。七千人大會時我講過幾句話,叫做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老子就偏要摸。後來改了,認為不大文明!我們這些人就不好摸,瘡疤不易揭!正確、對的,批評錯了唔好緊,有乜嘢問題呢?錯了責任喺佢。批評錯了,佢錯嘛,點解不能聽咧!聽反對的話不容易,要把話講完也不容易,是水多米少,稀飯,不大容易,我就受過這個災難,因此我就深有感覺。有人同我講了兩個鐘頭,不着邊際。也有人專門訓人的,唔係對話式,而是長篇大論地講,滴水都潑不進去。宣傳、鼓動唔係有區別嗎?做學術報告是宣傳,動員起來只講一件事是鼓動!我主張不鼓掌,不愛聽允許打瞌睡,保養精神,免此一災!這就整了教員。我還主張看小講。也許是先生的毛病,也許是我的毛病。看小講、打瞌睡(我就是一點發明),這就整到教員。訓話式而唔係對話式。總理報告,我認為講幾句就行,後來因很多人不識字,只好全讀。

喺同志間唔好使人驚,對敵人則要使佢驚!同志間使人驚,就有鬼!人哋驚大概是你有另外的辦法,如軍隊中有打罵、坐禁閉,就使人哋驚!逃兵捉回來要槍斃,我就主張不捉,更不能槍斃!如果捉回來就請吃飯、吃肉,認自己錯,你留則留,不留則再走,逃到外國去的少,唔好緊,中國人多嘛!逃兵無非是罵,罵也唔好緊。赫(指赫魯曉夫)唔係中國人,佢也罵!外交系統逃了人,鬥爭是要的,但逃了也唔好緊!吃你些麵包,我可以減少糧食。

我只講這兩個問題,一個是頭一條性質問題,一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一百頁到一百零四頁,你們去睇吓。唔好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文件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到,“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現喺文化部它就只許那些人有出版自由。這個出版機關,我看得整頓一下,許多抓喺壞人手裡。集會自由,譬如我們現喺這個河北廳唔係喺呢度集會嗎?這叫集會吧?不算呀?還有結社。現喺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下去,要結一個共產黨。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各級黨委也整頓好。譚震林講的那麼多集團,太分細了可能出毛病!

我是主張遊行示威的,我是歷來贊成對於我們官僚主義者舉行遊行示威的。真正的官僚主義者壓迫之下,群眾忍不住,要遊行示威,我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可以整我們的官僚主義。1957年成都等地要到北京來,中途被擱,我就不贊成!反動分子要遊行示威,只能暴露自己。反對官僚主義嘛!有好處!膽子那麼小,驚人遊行示威!驚寫標語!結果都證明,凡遊行示威了的地方,嗰個學校就搞得比較好啲。總而言之,壞人要鬧事,越鬧得大越好,鬧小了不好,鬧小了我們不警惕,不能暴露佢。現喺反革命佢不鬧了,佢可聰明了。

當毛澤東講這些話的時候,表情十分嚴肅。喺座的許多人都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毛澤東是對邊個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喺這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喺劉少奇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喺講話中發了脾氣。

1965年1月3日,劉少奇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喺同一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責前一階段運動喺領導上的問題,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喺這次會上,啲負責人彙報了運動開展的情況。

當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到保定地區新城縣的試點情況時,毛澤東打斷講:集中了15000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你一個新城縣,28萬人口,下去15000人,還講人少了。哪裡來咁多的人?哪裡要咁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點解唔去依靠嗰個縣的二十幾萬人?你15000人,紮根串聯,乜嘢紮根串聯!冷冷清清。我們從前革命唔係這樣革的。

毛澤東問陶鑄,你們唔係開過萬人大會嗎?湘鄉就開過萬人大會。你冷冷清清依靠工作隊,幾個月搞不開。工作隊有些人是做官的,沒有經驗,不會做群眾工作的是大多數。通縣塞了兩萬多人。搞了一年幾,搞不開。這樣搞法,我看要一百年。喺通縣的,據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學生,書讀得越多就越蠢。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喺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一個縣,一兩萬幹部。不依靠群眾,幾個月群眾起不來,搞不開,我看方法要改。貧下中農開會,通通去,包括漏劃的地富喺內。宣布幾條。唔好照“雙十條”一條一條那麼去念。

毛澤東講: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嗰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這樣講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麼多交叉?乜嘢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月13日下午三時半,劉少奇召集了一個黨內生活會。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謝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華、譚啟龍,共17人。劉少奇是中共黨內享有很高威望的領導人之一。開這樣的生活會,使會議參加者深受感動。

王任重當天日記的標題就是《難忘的一天》。佢寫道:“黨的領袖和佢們領導下的幹部喺一起開黨的生活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喺全世界黨的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嚴厲批評,也使黨內不少人感到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揾劉少奇,希望佢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揾毛澤東談話,作了自我批評,以後,又喺自己家裡連續舉行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劉少奇對大家的發言作了記錄,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彙報。儘管劉少奇作了這些努力,但並未奏效。

不論對當代中國的歷史走向,還是對毛澤東晚年生涯以及劉少奇的個人命運而言,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它實際上成為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的轉折點,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導火線。喺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的一條罪狀。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喺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於信任別人,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喺回答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提問的“你乜嘢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講道:“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條’的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是講‘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喺此後一年幾的時間裏,黨中央一線工作雖然還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澤東的啲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劉少奇及其佢常委商量。黨中央領導核心雖然喺形式上仍維持喺一個統一體內,但實際上分裂已經開始,一年半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同時,也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挂帥“四清”的一系列做法的嚴厲批評,也產生了另一個結果,就是“二十三條”的制定,這對後來的“四清”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摘自《「文革」的預演:「四清」運動始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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