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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人李昭:從不隨胡耀邦外訪幕後

胡耀邦夫人李昭,性情平易謙和有口皆碑,胡耀邦在位時,她從不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現在公共場合,也從不跟隨胡耀邦出外訪問。作為第一夫人似乎有些不太稱職,原因何在?在《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一書中,李昭接受北京市委黨史辦蘇峰的採訪中道出了原委。

1982年春,胡耀邦、李昭夫婦與女兒李恆(滿妹)、女婿及孫輩在北京合影。(圖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被人戲稱為“中辦第二信訪局”

蘇峰(以下簡稱蘇):聽說1978年開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紡織工業局有一個外號,叫做中辦第二信訪局。

李昭(以下簡稱李):(笑)你也知道?我確實給一些人轉過信,說不上什麼第二信訪局,他們都是說著玩的。

蘇:有一位叫劉實的同志說您是落難人的朋友,耀邦落實政策的好助手,可親、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幫助過劉實?

李:算不上幫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從耀邦任中組部部長後,家裡總有來遞交材料的,我們接待一下都是應該的。來到家裡,總得招待一碗水。

劉實診-名鄧潔,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學生運動的黨員。解放前夕,他調任石家莊市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機要秘書,我當時是秘書處的人事科長,我們以前可能打過照面,但沒怎麼打過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後來調到政務院兵器工業部工作,改名劉實。1957年的時候被劃為右派,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來到我家,當時耀邦正在和別人談事,我就接待了劉實。幾十年沒見面,變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麼認識,所以我沒認出他來,給他倒了盶-開水說:劉實同志,請喝水。劉實可能很久沒聽到用同志稱呼他,很激動,就和我談起他的右派問題。我跟他說:組織上會按現行政策處理的,請你耐心等一下。然後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況。結果劉實突然叫了聲: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聽,愣了,問他:你認識我?

劉實就告訴我他是鄧潔,把他後來的遭遇和我說一說,還說:我早認出您來了,您是大幹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給您添麻煩,凡是大幹部家我都不去。我一聽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門呀!可我家不是豪門,我們是同事嘛!我們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飯時間,不能讓他餓着肚子離開我家呀,於是我留他在我家隨便吃了點。事情很簡單,劉實到處給我宣傳,我接到的信就越來越多啰。

蘇:都說您熱情、負責、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錯案,通過您這個重要渠道很快就解決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來越多?

李:給我寄材料寫信的人確實越來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從外地來找我。我當時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紡織工業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從富強衚衕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認識我似的,總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給我,想通過我申訴冤情,還有專門想和我談心,請我出主意的。還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紡織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紡織工業局辦公樓(東單三條33號)戲稱為中央辦公廳第二信訪局。

蘇:這些人給您信的時候,怎麼稱呼您?都說什麼?

李:他們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給我信,也不說話,連請轉給耀邦同志的話都不說,扭頭就走。不過,我能理解他們。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時候,我也沒覺得驚奇。我知道怎麼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轉給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他肩上的責任越來越重大,找我轉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紡織工業局為了安全起見,開始是派了一個工作人員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護我,當時我都不知道,是後來才知道的。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紡織局還是不太放心,從1981年開始,就派了個車接我上下班。

那時候,不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轉信,還有人到我家門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門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時候,我坐着車剛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車裡扔信。還有一次,有一個人看到我的車要過來了,突然跪在我的車前,嚇得司機都不敢動了。他們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時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寫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還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麼問題,再轉給相應的人和機構。當然,大部分都是給耀邦的。

我想,他們給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對我的一種信任,我應該負責。有時候信件實在太多,我就請紡織工業局黨委機要秘書杜玉芬幫忙,把屬於我個人的信件交給我,反映情況或落實政策的信件分門別類轉到有關單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執。我1983年離開紡織局的時候,整理出好幾包信。

蘇:一般都反映什麼問題?

李:什麼問題都有,有個人的歷史問題,也有糾紛問題,主要是冤假錯案問題,大概是覺得解決不了,所以就寫信給耀邦。

蘇:在這麼多人和信裏面,您有印象比較深刻的嗎?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來過我家。據說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組部,他的事情糾纏了很久,沒有解決,又來到我家,時間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認識的。抗戰初期,我還沒有去延安,我們在敵後游擊隊的時候,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我們都在敵後做抗戰工作。雖然不知道他是不是黨員,但是知道他很積極。他是北京的大學生,怎麼活動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進步的。他很有可能確實是地下黨員。解放後,我們好像還在一起共過一段時間的事。

1937年我就聽說過葛佩琦,40年後,為了平反,他來找我們。現在又過了30年,具體事情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只是記得他來過。後來平了反,影響比較大。

蘇: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其實我們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們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對子女的要求特別嚴格,據說兩位還親自召開過家庭會議。

李:是的。在他當選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們一家開了個家庭會。在京的孩子們都來了。耀邦嚴肅地對孩子們說:中央可能要我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我想先向你們打個招呼。他加重語氣接著說:今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千萬不要以為天恩祖德,千萬不要忘乎所以!

如果你們中有任何人出了問題,只能自己負責。孩子們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幾句。接着我說了一些要他們以身作則之類的話。後來耀邦笑着說我:八股呦。

我們在家各忙各的

蘇:1978年,耀邦同志組織和推動真理標準討論,您在家裡和他談起過這些事情嗎?

李:沒有。那個時候,我在北京紡織局,是地方幹部。耀邦和別人說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覺得挺亂的。現在看來,這一年確實發生了很多事情。當時對有些問題,我知道一點,但也不太清楚。在家裡,耀邦從來不說。他不說,我也不問。

耀邦喜歡讀書,很多時候都在看書。我常在單位加班,回來得比較晚,有時就住在廠子里或單位。在家的話,我們平時也都是各看各的書,各忙各的事。家裡由兩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親,她於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親,於1973年去世。沒有兩位老人,這個家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這兩位老人,我們兩個都不會這麼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們。

蘇:你們聊天嗎?

李:有時也聊,偶爾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書,也會說一說文學、藝術。

蘇: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訪,或是出席公眾活動?

李:我沒有跟他出訪過,在退居二線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國婦聯執委的身份應日本婦女組織邀請去的。訪問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東麗化纖公司所屬的自動化程度較高的滌綸長絲廠看了看,帶回了一些樣品,收穫很大。當時我們正在做化纖的項目。

我沒陪耀邦出席過公眾活動,主要是我的工作忙,總覺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線後因為身體診-因,耀邦帶我去過一趟南京。另外就是根據中央的意見參加過一次外事活動,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設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禮尚往來嘛,他們在1983年曾在東京設家宴招待過耀邦。後來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蔦子帶信給我,和我敘舊,表示慰問。我為了感謝中曾根康弘夫婦對促進中日兩國友好作出的貢獻,為紀念我和她之間的友誼,買了一幅湘繡,題了幾個字作為禮品,托友人贈給中曾根蔦子。

2005年11月,耀邦誕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還寫信給我,表達他對耀邦的懷念,我感謝他們對這段友誼的珍視。

蘇: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一書中回憶,母親是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典型幹部,一向只顧工作不顧家。1952年她隨父親來京不久,便參加到北京的棉紡行業。從此以廠為家,工人們反映說:一天三班倒,班班見領導。在我記憶中,母親只抱過我一次,可當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鏡時,她啪地給了我一巴掌,我嚇得大哭起來。外婆忙從她懷裡把我奪過去,埋怨道:從來也沒抱過孩子,就抱這麼一回,怎麼還打她!母親說:她要是把眼鏡弄碎了,我明天怎麼工作!

您這麼熱愛紡織事業!您的孩子們和同事都說,晚上9點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單位。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線,您就經常住在單位。

李:呵呵,瞎胡鬧。

蘇:我聽說您現在晚上還做夢,說要趕緊的,參加會議去,不然要遲到了。

李:哎,對。(笑)有的時候就喊起來了。把我們這裡的小姑娘給吵醒了。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蘇:您生活真節儉。

李:家裡人多,有時候錢還不夠花,我還找單位借過錢呢。

蘇:什麼時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時我擔任北京市紡織工業局副書記,分管生產。我母親去世了,辦喪事急着用錢,家裡沒多少積蓄,只好找單位借錢。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財務處長柯鑒明,我向他說我借錢,他以為我開玩笑,說:借啥錢,報項目就有錢。我說我是私人借錢,家裡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大官家裡怎麼會沒錢吶。事實是耀邦愛看書,又好交朋友,家裡人也多,沒事時我們兩人的工資湊合著夠花,但家裡確實沒多少積蓄。後來我向他說明情況,他很熱情,說要為我寫申請,申請家庭生活困難補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後借了單位互助金700塊,年底還清了。

蘇:您存摺里一般有多少錢呀?

李:沒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摺找不着了,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紡織局黨委開的證明去銀行掛失,存摺里有400塊錢,家用夠花一陣子的。給我辦理掛失的銀行工作人員還不信我是李昭呢。

蘇: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蘇:那時候您都是總書記夫人了,換了我,我也不信,您才這麼點錢。

李:400塊錢可不少,當初還救過一個小孩子的急。上個世紀70年代初,耀邦剛從幹校回來,我也剛解放、恢復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銳同志受了批鬥,生活很困難,他6歲的小女兒又得了急性腎炎,必須住院。我們積蓄不多,就把僅有的400塊錢給了王金銳,讓他趕緊送孩子住院治療。孩子後來病好了,王金銳領着孩子來看我們。耀邦說:不要提什麼幫助的話,誰有困難,關心一下是應該的,不提這些。耀邦去世以後,王金銳又帶孩子來看我,他總是對孩子說:是胡爺爺、李奶奶幫助了你,不然,你也許活不到今天,你永遠不能忘記胡爺爺、李奶奶。我打斷他的話,要他不要再提這些,只要孩子上進,耀邦在天之靈也就高興了。

蘇:我聽說您每月自己掏錢交汽油費?

李:我現在記性不太好,具體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邊的工作人員,徐海峽、杜玉芬,他們記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況大概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紡織局的局級幹部是沒有專車的,市委很多局級幹部也沒有專車,我們下廠工作,都是幾個人坐一部車。紡織局為了安全,特意安排專車給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個月就交汽油費,大概是5塊錢吧。那時工資不高,物價低,油價更低。當時杜玉芬是局黨委機要秘書,這個錢是杜玉芬每個月幫我從工資里扣,她說給我交了19個月,從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剛好交到我退居二線。

蘇:您真是有原則。

李:對自己嚴格點好。就應該是這樣。

帶頭退居二線

蘇:您剛才講到1983年退居二線,那時候好像有一撥老同志離退休。

李:那時候,按照鄧小平關於幹部四化的精神,耀邦在具體推動幹部年輕化這項工作時,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來,遇到點阻力。他回家動員我,讓我帶個頭。我回去就和紡織局說了,這時剛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顧問委員會,我就進了北京市顧委,退居了二線。

蘇:事實證明,這是很高明的。既讓年輕幹部出頭,又發揮老同志作用,顧全了多方面。不過,您才61歲,在當時的老同志裡邊,是很年輕的。您是怎麼考慮的?

李:耀邦要我帶頭,我就帶頭退。他那時工作很困難,我得支持他。那時北京的紡織又正處在頂峰時期,我也比較放心。1978年,儘管我們還在用布票、糧票,但這時候,北京市的輕工業算是發展很快的。當時北京市正抓輕工業,輕工業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見。

蘇:我看到一組數據,1978、1979年,北京市對那些診-料無來源、產品無銷路、質量次、耗能高、長期虧損的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改產、轉產、調整、合併,同時發展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這次工業調整初顯成效,1979年,輕工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重工業增長速度(輕工業增長13.1%,重工業增長9%)。

李:輕工業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開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從人均每年一張布票漲到兩張布票。到1983年,北京市全部取消布票,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在努力解決群眾穿衣難的問題在這一年成功了。

蘇:從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歷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紡織工業的歷史也剛好差不多是30年。

蘇: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難,其中一個就是做衣難,這個問題是1983年解決的?

李:差不多。說起這個做衣難呀,話就長了。做衣難這個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為診-料缺乏。沒有診-料,就沒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為了解決診-料的問題,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一直在努力。生產要前進,你就會遇見很多像觀念呀、技術呀、診-料呀的問題,因此很多東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難、做衣難由來已久。當然也不是說,我們做的努力完全沒有成績。

蘇:對啊。我知道國棉一廠、二廠、三廠都很有名。一廠出了全國著名的確良襯衣;二廠、三廠開發、出口棉滌綸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們的襯衫最初叫冰山牌,後來覺得冰山牌這個名字不是特別好,於是就改名叫的確良了,那時候就有這麼一個說法:的確良,的確良。說明我們的襯衫做的是不錯的。後來又改名,北京嘛,要取個能代表北京的名字,於是就改名為天壇牌襯衫。一廠經過幾十次的試紡試織,生產出坯布,再經北京印染廠加工成漂白布,由大華襯衫廠、北京襯衫廠生產出成品。

蘇:您當年穿過這個襯衫么?

李:我沒穿。當時我們主要是做宣傳,送了一些襯衫給一些領導和新聞人士。

蘇:反響怎麼樣?

李:這些領導和新聞人士反響都很好。我們的襯衣質量好,另外,我們的價錢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塊錢一件。

蘇:文革一來,大家都不搞生產了,做衣難的問題到1978年就凸顯了?

李:當時問題是比較嚴重,一直持續了好幾年。普通群眾的需求滿足不了,連出國人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置裝都很困難。上上下下對北京的意見都很大。

這個問題是個歷史問題。建國初期我們就開始在想辦法,可北京一帶不怎麼產棉花,上世紀50年代北京郊區曾有10萬畝棉田,可產出的棉花質量不好、又少,就改產了。之後,北京的紡織系統每年需要國家調撥10萬噸棉、毛、麻、絲等診-料,從各地調運到北京,

一旦調不進來,或者棉麻減產,紡織系統就要減產或停產。北京紡織可以說是無米之炊。

三年困難時期,也是我們廠子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就用棉稈皮,就是棉花稈上包着的皮。那時候已經沒有棉花了,沒有診-料了呀,只好用棉稈皮。把這個先繺-開、洗乾淨、泡軟,再打散,用這個作診-料進行生產。這個也沒多少呀,因為沒有診-料,北京國棉一廠還一度關閉過,3000多工人分散到北京市各行各業。我被調到市紡織工業局。

為了解決材料困難,我曾經試圖就地取材,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到郊區平谷、懷柔、大興等地調查研究,還曾經去過門頭溝養羊,其實也不指着它了,只是什麼辦法都得想想,沒辦法呀。我們發動當地農民養羊,到時候再收購羊毛,結果見效太慢。這個羊長大了,你還得把這些羊毛紡成線,這又有一套工序,太慢了。解決不了缺少診-料的燃眉之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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