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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價扭曲人們的價值觀

由於投機興風作浪,少數城市房價失控,使得國人一房障目、變得短視,也使得社會資本和聰明才智的投向發生了嚴重的扭曲。

本文作者為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韓和元

第一節杜琪峰與華爾波爾們的憤怒

關於投機泡沫對消費和創業的擠出效應,已經得到了人們足夠的重視,但對於扭曲人們的價值觀,顯然認識不足。事實上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這比對消費和創業的擠出所帶來的傷害遠要大得多,且這種改變將會是永久的。

2016年3月,一則關於房市的新聞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新聞說,某上海的買房者於2015年6月份買入一套房產,到2016年3月時房價漲了500萬。新聞說,在這短短8個月的時間裏,這位購房者的收益率達到了驚人的百分之七八十。[1]如果按照其後上海房價的走勢,到2016年9月時,這個收益率應該超過了100%。也就是說,這位購房者於短短一年時間裏,他的房子漲了足足六七百萬有多。

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如果A君月純收入為17000元,那麼他需要辛辛苦苦勤勤懇懇的幹上30年。而有關數據卻顯示,2015年上海的平均月薪為6774元。[2]也就是說,辛辛苦苦努努力力的幹上30年,甚至更長時間,還不如買上一套房。確實,於這樣一個泡沫化的時代,由於“資產價格的上漲,為投資家帶來了億萬的財富。這是流量收入遠不能相比的巨大財富,使得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混亂。汗流浹背、辛勤勞動的所得,遠不如金錢遊戲帶來的利益,必然對勞動積極性產生極壞的影響。”[3]

“干30年不如買套房”,事實上已經成為很多購房者的內心寫照。這句話也足以使那些相信勤勞可以發家致富的人為之氣沮,它也在提示着人們,上班不如炒房。但正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Sismondi)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書里所強調的:“勞動和節約對於全體社會成員和單獨個人一樣,都永遠是正確的,並且是財富的源泉。”[4]可現實卻是,在炒房賺錢的誘惑下,勞動光榮、勤勞致富的說法,實在顯得有點蒼白無力。

從2015年12月開始,中國的樓市吸引了太多的關注,人們呈現一種瘋狂的狀態。事實上早於2011年,香港知名導演杜琪峰也曾感慨過,他說:“這個年代,房子每天都在漲價,漲到我都要說粗話了。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問我賣不賣房,買不買房,要是每天都在想這些事情,還有心情工作嗎?這樣下去,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未來,小孩會怎樣?”是啊,整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呢?長此以往,這樣的社會是不會有希望的。

飆升的房價,對很多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已經形成了明顯的誤導。這於國家於民族而言絕對非富。長遠的健康發展,都不可能建立在過度的資產性繁榮基礎上,實體經濟的堅實,才是根本。從社會價值來說,勞動致富,實幹興業,創造光榮,永遠應該是主流;資產性獲利,只是一種補充;不勞而獲,熱衷投機,則可以說是一種羞恥。全民炒房炒股,甚至巨量金融資產轉戰樓市股市,絕非國家穩定健康發展之福。由於投機興風作浪,少數城市房價失控,使得國人一房障目、變得短視,也使得社會資本和聰明才智的投向發生了嚴重的扭曲。

事實上早於1634年,鬱金香熱時期,荷蘭人就將過多的精力,放在了對那些鬱金香的佔有上,人們甚至連當時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人口問題和工業問題,都置之不理。也正是因此,當時的世界霸主荷蘭就此與第一次產業革命擦肩而過。為此,錢塞勒表達了他對這種癲狂和扭曲的憤怒。在《金融投機史》一書里,當他談到荷蘭鬱金香熱時,他這樣寫道:

住在萊頓的植物學教授埃夫拉爾·弗斯提亞斯非常厭惡鬱金香,只要一看到就會用手杖打個稀巴爛。因為它能讓人不勞而獲,所以這場投機泡沫違背了加爾文教派的工作倫理。正如“真心話”在《對話錄》中發出的質問:“如果能夠以這種方式賺錢,商人還需要苦心經營?冒險家還需要冒着無比的風險,跑到海外去銷售商品嗎?孩子們還需要學習技藝嗎?農民還用得着在田間辛勤勞作嗎?船長還需要在波濤洶湧的大海里謀生嗎?軍人還需要為了那點微薄的軍餉而去干冒生命的危險嗎?”[5]

南海泡沫時期的羅伯特·華爾波爾(Robert Walpole)顯然也持有相近的觀點。這位後來為南海泡沫收拾殘局的政治人物,早在英國國會下院討論“南海方案”之際,就曾大聲疾呼表示反對,他所基於的理由是:“這將會是扼殺我國工商業天才的一次危險的股票投機行為。它會像危險的惡魔一樣,使人們沉睡在財富從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實的勞動,它會把人們引向歧途。這個計劃的實質是無比邪惡的,它只會讓大眾陷入長時期的瘋狂而不能自拔。”[6]

1986—1990年股市大泡沫時期的中國台灣就是典型的例證。當時,牛市帶來意外財富,讓台灣地區各階層都沉迷其中,許多人離崗跑去炒股票,造成產業勞工短缺。唾手可得的意外財富讓很多人無心工作,股市當時是9點開盤,12點收盤,炒股的太太們在收盤之後,先找一家像樣的餐館吃飯,下午就去唱歌、跳舞、逛百貨公司。事實上2015年股市瘋牛時,中國 大陸亦是如此。在股市向好的那段時間裏,朋友圈常常被“股市那麼火,我想去看看”“回家炒股”等辭職申請刷屏。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如果人人都辭職去炒股炒房了,那麼敢問誰來工作?如果企業再沒人工作,企業又如何能正常運轉?企業如若不能正常運轉,社會財富如何製造?同樣,如果學校里,教授不再授課,學生不再上課,那麼人類的文明又該如何傳承?人人都不安所業,最後這個社會會是怎樣一幅景象呢?關於這個景象,事實上大家是可以試着想像一下的!!

第二節不務正務的企業

由於資產價格的上漲,為投資家帶來了億萬的財富,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個人,還有大量的企業。辜朝明在他的《大衰退》一書里曾提及,“在超過10年的時間裏,日本的資產價格以駭人聽聞的頹勢暴跌,極大地破壞了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企業的資產負債表”。[7]從這裡可見,當時日本的企業也是積極投身於炒股炒房的投機運動中的。是啊,於企業而言,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業收益的話,試問誰還會認真對待研發等正常的經營活動呢?只是一個企業在研發、市場和質量把控上都不肯投入,怎麼會有可持續的競爭力?這種少投入甚至不投入,力求從實業中抽走資金的收割戰略,不僅發生於泡沫時期,泡沫破滅後仍然是如此。我們且以日本為例來予以說明。

在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產品和服務是競爭力的主題,也就是說,所謂的競爭力,其實質是產品和服務之間的競爭的能力。由此,也可以說,國家(區域)競爭力是建立在其企業的競爭力基礎之上的”。在他們看來,所在地的企業具有競爭力了,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競爭力也就自然上來了。美國之所以能取代英國,跟卡內基鋼鐵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摩根銀行、通用電氣公司、福特汽車公司、IBM、微軟甚至今天蘋果公司的成長不無關係。同樣,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也跟松下公司、三菱公司、豐田公司、索尼公司等企業的發展不無關係。

同樣,這句話反過來亦可表述為,當一國(地區)企業的競爭力明顯下滑,也就意味着該國競爭力也處於下行的態勢。今日的日本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我們知道,日本的消費電子產業,是驅動其經濟快速發展的引擎。但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一個詞就能夠形象地說明,那就是:全面淪陷。

如果把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年報發佈比作一場電影頒獎禮,那麼2014年的“金酸莓獎”(GOLDen Raspberry Awards)當之無愧的得主應是這三個倒霉蛋——夏普、索尼、三洋。據報道,處於困境的夏普正面臨全面降薪以縮減成本,無獨有偶,三洋更被曝出將退出歷史舞台,着實令人唏噓。據日本媒體報道,截至2014年3月底的財務季度中,夏普凈虧損超過1000億日元。索尼的日子顯然也不好過,日本媒體更是形容其為虧損已成常態。據有關資料統計,索尼在近7年內,虧損額達1.15萬億日元。但這兩家顯然還不是最悲催的,最悲催的大抵要算三洋了。三洋電機最後的股份將於2014年3月31日正式轉讓生效,接手方為一家投資基金。這家巨頭的衰落從2007年就開始了:2007年5月,通用電氣獲得三洋電機信貸公司全部股份;2008年11月,松下宣布收購三洋電機;到了2010年8月,松下獲得三洋電機80.77%股份,之後將三洋完全子公司化;2011年3月,擁有57年上市歷史的三洋電機從東京證券交易所退市。如今,三洋已成歷史。麻煩纏身的日企顯然不止這三家,近幾年,日企的頹勢是有目共睹的。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日本的企業競爭力下降得如此之快,是哪些因素制約了其產業的轉型升級(愛基,凈值,資訊)?畢竟自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資產泡沫大崩潰後,日本深陷失落已距今20多年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根本看不到它能夠走出衰退的任何跡象。

對於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釋,主流的觀點是,日本的衰退是“廣場協議”造成的,日本國內的主流看法都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衝著日本而來的,是美國脅迫着讓日元升值的,美國想通過犧牲日本,來解決自身的“雙赤”問題。

但從經驗事實來看,這一觀點並沒能獲得充分的實證支持。德國和日本最具可比性,蓋因兩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製造業都對兩國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兩國的經濟增長都很快,且都於20世紀60年代相繼成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

“廣場協議”中明確規定,不僅是日元,德國馬克也應大幅升值,事實也是如此。由此可見,美元的貶值並不只針對日本,還有聯邦德國。更要緊的是,其貶值幅度也非常相近。所以,那種日本為美元貶值單獨買單的論調是頗值得商榷的。

那麼,真正的原因何在?我認為其根源可追溯到1986—1990年的日本大泡沫。泡沫使企業家價值觀的嚴重扭曲。我們知道,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根本要素,就是企業家的才能。但如果我們的企業家們將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賭博投機上,哪還有精力來做好企業?即使泡沫破滅後仍是如此,只是企業主所持的心態不同罷了。前期是預備通過收割戰略來籌集資金再去投機,而後期則是求存。

這一輪升值泡沫不僅給日本帶來了一場繁榮幻覺,也給它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虧空。隨着泡沫的崩潰,在日本,企業、個人都因股票和房地產一事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面對戰後最嚴峻的經濟形勢,先後推出了一系列的宏觀政策,這些政策包括長期維持的零利率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中,自1992年3月起到1998年11月止,日本政府就先後推出了11次刺激經濟回升的景氣對策。更重要的是,1998年11月的應對遠不是應對的終結,而僅僅是新一輪的開始。但結果呢,除了無補於事之外,只是徒添了許多的傷害。

歐文·費雪、辜朝明都曾指出,很少有企業會在面臨嚴重的資產負債表問題時,還會將企業的目標設定為利潤最大化。事實是,恰恰相反。早在1933年,基於對當時的金融危機的分析,歐文·費雪就明確地指出:“當高度負債的個人和商業(0.21-1.88%)機構陷入金融困境時,他們通常不是進一步擴大投資,而是都會選擇賣掉資產用來償還債務。”辜朝明也認為,這個時候任何一個負責的、誠信的、理性的企業,都會將企業的運營目標從原來的利潤最大化轉向負債最小化,以保障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不至於進一步惡化,而至企業破產倒閉。

上述觀點在泡沫破滅後的日本,得到了最好的證明。這些企業和個人,為修復其嚴重惡化的資產負債表,而不得不努力歸還債務。也正是因此,在1995年時,日本將利率降到了0,但無論是日本企業還是個人都沒有增加借貸。相反的是,當這些企業和個人賺到錢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加大對科研技術和市場的投入,而是加速還貸。“到2002年和2003年,日本的凈債務償還額,已經上升到每年30萬億日元以上的空前規模”[8]。

為了努力償還債務,儘快修復糟糕的資產負債表,這些企業就不得不拚命地節衣縮食、控制成本。如此一來就自然對其經營行為中的科研、市場乃至於質量的投入,都形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長此以往對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怎會不造成巨大的傷害呢?!

於第一個失落的十年期,日本企業還能源源不斷地製造出大量利潤,並用它去償付當初因賭博經濟而落下的虧空。但當日本步入第二個失落的十年期時,這種危害就開始全面凸顯出來。

對於2010年的豐田危機,《國際商報》的汽車主編何侖就認為,豐田汽車不顧一切控制成本的思想導致了那次全球性危機。他說:“很多豐田車沒有經過現實的路試,只是進行實驗室里的模擬實驗。其實很多車子問題在實驗室里是發現不了的。豐田的新車上市時很少宣傳自己經過多少公里的路試,因為路試成本太高了。”[9]豐田汽車的問題顯然不是孤立的,事實上其他的很多日本企業情況也許比它更糟,松下、索尼的虧損正是這一結果的具體表現。

第三節深圳老闆的無奈和東莞老闆的不幸

這樣的情況再度發生,只是國度由日本變成了中國而言。

根據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中國A股有1305家上市公司有投資性房地產,投資規模合計達到5951億元,佔兩市2947家公司的44%。一個企業不肯在研發、市場和質量把控上投入,而是將資金從主業部分抽走,拿去投機炒房,這樣的企業會形成核心競爭力?這遠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炒房最賺錢,乾脆關廠買房。

王先生是一位有着20多年創業經驗的企業家,最近他開始感到越來越力不從心了。他是做實業的,是家生產型企業,有近300個員工,其主要客戶是那些國企和上市企業。按照現在深圳的工資水平,加之他的產品技術含量較高,員工待遇自然要好,現在員工的月平均工資5000多元,加上各種保險和公積金,他每個月要承擔每個員工6000多元的成本。就人力資源成本一項,他每個月的開支近200萬元。外加廠房、電費、水費、稅費和各種公關費用,每個月的開支超過300萬元。這300萬元的費用屬於典型的固定成本,是不管颳風下雨都得支付的。

但問題卻是,雖然他的客戶不錯,放到過去,這是非常好的業務。但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的當下,這個過去看似很好的業務,卻成了他的痛苦來源。客戶的回款越來越慢,賬期越來越長,按照正常的財務算法,原來平均每筆單有36%的毛利,這是相當不錯的行業和收益,但是現在客戶的款回不來,賬期從原來的一個月一結算,變成現在半年一結算。也就是說,產品生產出來了,也賣了,但貨款卻遲遲不得收回。

為了維持企業的正常運營,王先生不得不自己大額墊資。他自己估算了一下,就2016年上半年,他已經墊付了三千萬的貨款。而且根據現在的形勢,只有可能越墊越多。這讓他倍感壓力。

原本他認為只要自己堅持過了這段艱難的時期,好日子就會到的。然而現實情況卻並非如此。日益緊張的資金鏈,讓他自然而然的想到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並不簡單,當他去銀行諮詢貸款的時候,銀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房產嗎?在當下的深圳,相對於房產而言,公司的經營狀況和項目本身根本算不了什麼,就算你是喬布斯,擁有最好的手機產品,如果他在中國,依然是一毛錢也貸不到。王先生只好將自己住的房子抵押到銀行,花了很長時間,終於貸到了八百萬,這樣才使得公司業務正常運轉。

王先生說,他累了,當下如果還要堅持做實業無非是找死。他的打算是,等今年將所有的款項收回,便不再擴大生產,而是預備慢慢地將原來工廠里的員工分流,再將工廠關閉。對於未來,他給自己擬定了兩條出路:一是退出實業,把實業交給國家去做,自己也從事投機投資,做輕資產的買賣;二是變賣家產移民。王先生最後會如何選擇,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兩三年以後,中國又少了一個踏踏實實做實業的老闆,同時,或是多了一個炒房的炒客,或是西方多了一個消費的富翁。

但唐老闆則不同,他的選擇非常明確。這位唐老闆就是前面提及的華夏時報新聞里的主角。他是一家工廠位於東莞的燈飾廠的老闆,在工廠最忙時,他曾有100多名員工。而他工廠的訂單多數都來自於國外市場,忙碌時他的工廠車間連續幾個月都處於加班狀態。“後來生產逐漸下滑,加班很少了,一是訂單減少、價格下降沒錢賺了;二是員工工資一直在漲,減少員工又導致訂單主動減少,還要倒貼錢來發工資,你說不關門幹什麼?”唐先生感慨道:“忙得焦頭爛額收入還不夠給員工發工資,還不如早些上岸解脫。”基於這樣的認識,唐先生於2014年下半年果斷關掉了他的工廠,回到了廣州的家。

他資金終歸是要尋找出路的,幹什麼好呢?他意識到最好賺錢的還是買房子。礙於廣州限購,這位前企業主不得不動用了其親人的指標,前後陸續買入了4套大房子。“幸運的是買了房,不幸的是沒買更多。”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這位前企業主笑着說。“我辛辛苦苦做了十多年工廠,還不如買了幾套房子賺錢。做企業賺錢後要不斷加大投入,競爭大壓力大,連覺也睡不好,買房子躺着也能賺大錢。”

這些例證無不說明,在與高房價共舞的氛圍中,企業主越來越短視——人們夢想通過不勞而獲大發其財,這也扭曲了資源的合理配置——企業主熱衷於資本運作而忽略實體經濟,這種金錢遊戲沒有工業的那種勞動生產率,從而會逐步的削弱企業的素質。就是說,企業如果只期望通過金錢遊戲來謀求近期利益,那麼它必然會失去發展活力。而社會如果只期望通過金錢遊戲來謀求虛假繁榮,那麼它就會失去發展方向,從而給社會經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破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于飛 來源:金融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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