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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登奎倒台後政壇動盪 他興奮不已

—難懂紀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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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正式辭去了所擔任的所有領導職務。但他依然孜孜不倦於關注政治,對於政壇的風吹草動無法釋然。中國政壇的風雲激盪依然能使他興奮不已。

「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重要政治人物紀登奎(圖源:新華社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紀登奎曾有一個檢討發言。在翻檢這個發言的傳達記錄稿後,我曾想以這個檢討為框架,寫出一篇關於紀登奎「文革」期間所犯錯誤的述評。但是,我很快發現,這是一篇無法完成的文章。因為,我難以把握檢討發言中那些紛紜複雜的事件,更難以理解紀登奎置身其中的感受想法。於是,我陷入一種深深的困惑:難懂紀登奎。

晚年紀登奎身上,有一種高度矛盾的現象,即謹言和健談的奇異結合。所謂謹言,是指他在正式場合的發言非常謹慎,他參加一些內部會議,除非被會議主持人邀請,否則不發言,若發言,則是三言兩語,極其簡明扼要,真正屬於惜字如金。但是,在私下場合,如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談話則是滔滔不絕,是真正的口若懸河。比如早晨散步,他常常會邊走邊說,一氣呵成說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基本不需別人提起話題,也不容別人打斷話題。我至今不能理解這種現象。

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紀登奎是一個風雲人物。不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他都表現得縱橫捭闔,長袖善舞,風光十足。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紀登奎努力追隨毛澤東營造引領的政治潮流。他不僅有特殊機遇,而且有過人才幹,取得了官場上的極大「成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紀登奎是那個時代政治潮流的傑出「弄潮兒」。從建國初期到文革後期的二十幾年間,他行走在時代政治潮流的風口浪尖上,左右逢源,見風使舵,不斷登上政治生涯的新高度。我這裏用「左右逢源,見風使舵」,取其中性含義,並不含褒貶。紀登奎的這種表現,用漁民的話說,是站在潮頭,「踩着浪尖走路」的人。這使我聯想到蘇東坡在「錢唐江」一詞所描述的弄潮兒形象---「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遺憾地是,在新的歷史轉折關口,在動盪飄搖的濤頭,紀登奎未能「立」住,沒有最後做到「手把紅旗旗不濕」。終於,紀登奎還是失了手,「濕了旗」,在後毛澤東時代被拋棄出局。

從政治潮頭跌落的紀登奎,晚年生活相當寂寥,可謂「門前冷落車馬稀」。但是,從他的心緒而言,從他日常生活中的言談話語來看,他與高層政治並沒有「相忘於江湖」。他依然孜孜不倦於關注政治,對於政壇的風吹草動無法釋然。中國政壇的風雲激盪依然能使他興奮不已。這或許是一種職業習慣。從我的觀察來說,他無法做到忘懷,又沒有機會介入,這可能是他內心痛苦的深層來源。

就我來說,雖然直接看不出紀登奎晚年心境憂鬱,但是,能夠感受到,他的內心並不寧靜恬淡。紀登奎退出高層政壇後,不僅沒有遠離官場紛擾,怡然自得,如陶淵明的那種狀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缺乏無官一身輕的從容淡定,如蘇東坡的那種狀態-「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他的心境和神態,其實難以準確表達,有時候,他表現出厭倦了官場生涯,有時候,又情不自已地心系政壇風雲,或者興奮,或者失落,甚至還憧憬着「復出」。這種狀態,使我想到一句詠春詞--「誰道閒情拋卻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或者還可以說,此時的紀登奎,「其身也閒,其心也苦」。

政治是什麼?通常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和理解。政治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現象,成為人們古往今來關注的重要問題;政治還是一種學問,進一步則成為多種學科中的重要門類,政治研究需要學術積累和方法,這便是所謂政治學;從政治作為職業的角度看,或者政治從業者而言,政治還是一門藝術或者技藝。如同其他藝術一樣,從事政治的人需要有特殊稟賦。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對於一般學者而言,研究政治活動,特別是研究政治人物,有一些特殊困難。刻畫分析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刻畫分析一個音樂家或畫家等藝術家一樣。如果作者不是藝術家,則理解會有很大差異;如果作者也是一個藝術家,但是,不同的藝術家對於相同的藝術對象,體味與觀察也是不同的。

今天,我寫紀登奎這樣的政治人物,就常常受困於這種特殊困難。一方面,有關資料相當缺乏,大量基本事實還不清楚。我知道,比我更加了解紀登奎者大有人在,如「文革」中長期在紀登奎身邊工作的人,有的依然健在,但是他們對於紀登奎不着一字;另一方面,即便是材料相當豐富,事實相當清晰,也未必能呈現出一個真實的紀登奎。道理在於,我們無法深入理解紀登奎,正如其他政治人物的研究一樣。或者,作為政治人物的紀登奎,其職業表現和內心世界都相當迷離複雜,難以把握,難以刻畫。

學者分析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動,其實是一件勉為其難的事情。在中華民國歷史上,陶希聖身為著名政法學者,被顧頡剛稱為「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又作為蔣介石「文膽」,出任國民黨眾多高級職務,照常理而言,這樣的人物對於政治研究應該充滿自信,但是,陶希聖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卻感嘆:「書生論政,論政猶是書生」。類似身份的陳布雷,長期擔任蔣介石首席幕僚,則在自殺前感嘆「參政不知政」。由此可見,學者研究政治,特別是評析政治人物,委實需要謹慎,不能過於自信。

但是,不能因此而把政治人物研究神秘化,或者說陷入政治人物的不可知論。畢竟,如孫中山所言,政治是「眾人之事」,政治人物總要活動在公眾生活中,其基本的所作所為是可以把握觀察的;同時,政治人物本身是活生生的個人,也是可以了解和感受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可以展開觀察分析。

更重要的是,研究政治人物,是為了通過分析研究這些顯著影響了普通人生活的人,來服務於現在的政治改進,或者說,努力去解決現實政治的問題。

關鍵問題是,用什麼辦法去激勵和約束政治人物,或者說,用什麼辦法,使得政治人物能夠最大可能地造福於普通人,而不是為普通人製造災難。從這個角度看,建立好的政治生活規則,建立理想的政治人物與普通人的關係,塑造出好的政治人物,是政治改革的基本價值。或者說,雖然紀登奎本人及其政治生涯難以準確把握與清晰透視,但是,並不影響我們通過紀登奎的政治生涯來展開關於政治邏輯的聯想。

本人無意於對紀登奎作為政治人的功是非過做出評價,更不希冀給出什麼結論性意見。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本人掌握的信息有限,顯然沒有能力做出這種評判,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本人認為沒有必要做出這種評判。

在中共歷史上,有一種不斷針對歷史問題做出決議或結論的傳統。從長時段來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曾有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八十年代也曾做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從短時段來看,也不斷地做出關於某項工作或者某段工作的總體性評論。針對某些比較重要的事件人物,也常常專門做出結論,甚至有諸如平反昭雪或者重新評定;即便對於一些不重要的黨員幹部,也通常會有評價性的組織結論。從體制運行角度看,以組織形式對於某些成員做出評價結論,是維繫組織穩定和整合組織力量的重要機制。

在體制的公信力很高、凝聚力很強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組織意見為個人意見,以組織的評價作為最後結論。現在,似乎組織評價的效力和信度急劇衰退。特別是經歷了很多演變和反覆以後,人們似乎更多地看到了組織評價的虛妄性。因為現實生活越來越顯示,本來被組織高度稱讚的某位人物,往往很快就有另外的真相披露出來,組織評價和公眾評價均陡然逆轉。如,一個被組織高調認定的「廉潔」官員、優秀黨員,往往不久就被揭露出是劣跡斑斑的腐敗分子。也有一些組織結論,幾年前那樣評價,幾年後這樣評價,顛來倒去,人們已經不知所云。顯然,這些「組織結論」無可挽回地削弱了組織評價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作為特定時期的中央領導人之一,略知文革歷史的人都知道紀登奎,也知道紀登奎是在「文革」中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紀登奎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官方並沒有明確和公開的組織結論。對於當事者個人而言,或者說從個人現實境遇來說,這種組織結論和評價是重要的,因為直接牽涉到本人在體制內的處境地位,直接影響本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待遇。所以,現實地看,這種組織結論是有意義的。

但從根本上講,這種體制性評價也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真正的結論會在更大範圍內、更長時間內發生,那就是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結論。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官員受到當朝皇上的處罰或者褒獎,有的甚至多次貶謫、多次平反。但是,從今天來看,歷史會形成自己的結論,沒有人在乎當時的朝廷曾經給予過什麼樣的結論。只有歷史進程形成的結論,才是真正重要的結論。

當然,對於某些歷史人物或者歷史性事件的評價,或者所謂歷史性結論的形成,本身也是需要條件的。大致來說,最重要的是兩個因素:第一是歷史距離感,主要是做出評價時不再牽涉直接的個人恩怨,能夠相對客觀地看待這些人物和事件;第二是信息透明度,取決於關於這些人物事件的信息是否能夠充分展露,或者能夠獲得。在信息被刻意控制的情況下,信息透明度很低,做出評價有很大難度。

對於重要歷史人物事件的評價,困難通常來自兩個層面。一方面,這些歷史信息本身撲朔迷離,即便沒有故意的遮蔽篡改,其真相內情也難以理清,有了出於特定目的的遮蔽和篡改,則更難理清;另一方面,從更深層面說,任何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永遠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結論和判斷,因為人們都是在特定的價值傾向和思想基礎上做出判斷。但是,這種分歧根本上不同於故意通過控制信息來控制評價。這種意見分歧是歷史過程中自然發生的,其影響力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當局為了特定目的有意規定的,更不可能通過某種強制性力量來統一人們的思想。

所以,紀登奎作為一個特定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像其他眾多政治人物一樣,現在還不可能在信息自由、觀點多元條件下作出觀察和評價。對於學者來說,從研究的角度看,任何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都無法迴避評價問題。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歷史敘事中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任何歷史事件都有是非曲直。但是,事實真相和是非曲直是兩個不同層面的事情,或者說,「真相」和「是非」顯然屬於兩個層面。現在,對於紀登奎現象來說,在很多事情上,我們既難以逼近真相,也就無從辨別是非。高層面對紀登奎的「政治錯誤」,採取「了猶未了」又「不了了之」的處置,於蒙昧之中彰顯了高明。這似乎也是體制的張力和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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