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賓一位名叫朱明山的「二代農民工」，為衣錦還鄉舉債10萬買新車，釀慘烈車禍致1死4傷。錯把油門當剎車，這其實是最常見的車禍，但是由於肇事者的身份和內心，讓這起車禍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側影。
這可能是今年最好的還鄉文學。二代農民工仍然無法融入城市，但是故鄉又非他的歸宿；他在城市無法證明自己，要回老家證明自己的面子，借錢買車，最終在老家出了車禍，故鄉的警察把他牢牢控制，高額的賠款也將加固他與故鄉的關係。和很多所謂「博士」的還鄉手記相比，這樣的故事無疑更有現實性和力量。
媒體抓住關鍵所在，對這位二代農民工和他的父親窮追猛打，寫出了一個充滿虛榮心的「衣錦還鄉」故事。小伙子之所以買車，不是因為有錢，恰恰是因為窮，要在老家人面前證明自己能幹。「別人能買車，為什麼我就不能」？他拿到駕照才半年，就戰戰兢兢開着新車上了高速，他開得非常慢，因此還被追尾了一次。在老家，這應該是一個志得意滿的過年，但是在返回溫州打工之前，卻不幸出了車禍。
過年期間，有關農村人過節攀比的文章非常多，概括為一句話，就是「不在外面混出個人樣，你都不好意思回來過年」。一位在北京當清潔工的河南人，過年給老家的兒子買了一根高爾夫球杆，被稱為「高爾夫大叔」，但是他回到老家幾天，就偷偷返回了北京，因為母親指責他不會掙錢，這讓他非常傷心。
這個社會上，確實存在攀比或者炫耀行為。去年網紅五嶽散人宣稱以自己40多歲的實力，想泡年輕女孩非常容易，這是炫耀；城市的中產階級，過年紛紛跑到雲南和海南曬太陽，又何嘗不是攀比呢。正月初五，從西昌返回成都的高速路上，發生史上最嚴重的擁堵，5小時的路程，很多人開了20多個小時。
這樣的攀比和炫耀都是可以理解的，人們發明了一個詞，叫「曬」。在朋友圈的九宮格世界中，女性普遍更漂亮，男性普遍更成功，曬出幸福已經高於幸福本身，但是大家卻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妥。城市居民，普遍貸款買車買房，這是國家和資本家都提倡的生活方式，為什麼到了農民工這裏，就會成為問題呢？
這起車禍能夠成為一個新聞，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存在這樣一種歧視：農民工就應該過窮人的生活，你應該省吃儉用，像個底層人的樣子。你要攢下一分分的辛苦錢，拿回家供養你的留守兒女和年邁雙親。「高爾夫叔叔」在北京一個月掙3000元，公司包吃包住，但是他卻自己跑到街上下麵館，喝啤酒，這是他被詬病的原因。
由大眾媒體建構出來的主流文化，對農民工是就是這樣的期待，希望他們永遠像底層人一樣生活，其實也是希望他們能夠嚴守自己的身份和階層。這種區隔是文化意義上的，它被包裝成善意，有時甚至以人文關懷的面目出現（這位農民工大哥，你對國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什麼看法），大量充斥着大眾媒體。
這種敘事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比制度性的歧視還要命。它讓農民工更容易接受自己應該處於底層這樣的事實，並且最終被塑造成大多數農民工的價值觀：我在城市打拼，我為城市服務，但是我的根還在故鄉。每年過年期間充滿傷感和批判的還鄉文學，都會泛濫起來，也成為對農民工一年一度的鄉情教育。賦予故鄉以特殊意義，對知識階層來說只是鄉愁，而對農民工來說，它卻是現實的疼痛。
媒體和知識階層，似乎打定主意，要傳達一個這樣的結論：農村問題，不僅是農民工離開農村造成的（留守兒童這個悲情的詞就說明這一點），最終的解決也只能依賴農民工自己。所以，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才強調農民工應該安於底層，把錢拿回故鄉。
對農民工來說，歸宿無外乎三種：最優秀的，融入所在的城市；其次，被三線城市房產商劫持，讓留守的子女與老人就近城市化；第三，回到自己出發的村莊，儘管那裏越來越陌生。對大多數來說，能選擇的只有第三種，這也正是媒體和知識階層希望他們所走的道路，但是對精英來說，農民工完全是與自己無關的「他者」，他們只是在秀優越感的時候，才會提到農民工的苦難，至於農民工是否能夠適應「回來」後的生活，他們並不關心。
城市化的核心，是城市的生活方式佔據統治地位，這對進城務工者的內心的影響不可估量。在農村，房子越修越漂亮，二層三層小樓房比比皆是，但是卻很少有人居住，往往是兩個老人要住一個大院子。他們在城市修房子，回老家修房子，但是他們卻始終沒有住在自己的房子裏。外出打工者成為事實上的流浪者：他們在城市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他們無法融入城市，也無法真正回到鄉村。
他們的靈魂漂浮在空中，在這種情況下，故鄉是他們唯一可以逗留半月的地方，既是一個休息的地方，也是一個掙扎的地方，理所當然地，也成為一個「炫耀」的地方。他們就很容易做出一些讓精英感到「他們虛榮」的事，結婚的彩禮，婚宴的排場，並不是「剛需」的汽車……農民工處理金錢的方式，讓城市中產階層感到不適。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收入這麼低的農民工，牌卻可以打那麼大，在城市連乘坐出租車都覺得是奢侈，回到老家發壓歲錢卻可以一擲千金。
城市精英恰恰忘了，在城市，農民工的聲音無人聽見，只有在家鄉，他們才可以進行充分的、全方位的表達。在城市，衡量一切的標準就是錢，他們深知這一點，因此，回到家鄉，他們也會用錢來表達一切，最終，他們雖然貧窮，但除了錢，他們還有什麼呢？在這一點上，他們與那些為了房子賭上30年的中產階層並沒有什麼不同。
農民工是否比城市白領有着更強烈的虛榮心？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利用這種虛榮心。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和汽車商也很清楚這一點。最近幾年，即使是省會城市，也開始打起「還鄉看房」的主意了，那些中西部的小地級市和縣城，更是已經建好了空城，等待農民工把辛苦錢轉化為幾個平方。對大多數中小城市的房產商來說，農民工是他們唯一能夠期待進行收割的群體。
那位借錢買車的「農民工二代」，某種程度上是一隻漏網之魚。他沒有按照主流價值觀的要求做一個安分的底層，他甚至也沒有在過年進行炫耀性表達的實力，為此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