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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吃過苦頭的高官精英，都有一個相同的怪毛病，寫回憶錄。
寫苦難，沒問題，容易喚起同情。但是，也更容易，逃避個人應負的責任。
可問題是，你當年誤導民眾的時候，是代表黨，代表認知，代表國家，代表民族，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
然而，你現在回憶了，後悔了。你所代表的東西，除了黨以外，也都不是了東西，也都毀了。可你的回憶錄里，卻只有你個人的苦難和思痛！
為什麼？這就有點兒說不過去了！為什麼由於你的愚蠢盲動，你給大眾帶來的災難，到頭來，就只剩下了你自拉自唱的呻吟？
為什麼，臨終前的這次，不能像以前那樣，代表黨，代表認知，代表國家，代表民族，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了呢？
為什麼當初你帶領大家，煽情任意任性？現在卻降低了成本，降低了規格，而僅僅就是個人，僅僅就是自己了呢？
難道你是在廉價地獲取大家的同情心？一掬眼淚，在眼淚的模糊里，個人的責任和罪孽，已逃之夭夭，無處尋覓？
你算計的是不是太精明了？難道下一代也都如此泡製，一代又一代？你損不損啊，你？！這民族，這人民，還有好嗎？
我提出的這一疑問，其實一點兒都不苛刻，一點都不算高標準嚴要求。只是要前後一致，公正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因為，人的一生，可以荒誕，卻不能荒蕪。尤其不能只有思痛，而沒有懺悔。
沒有懺悔的思痛，不是痛，沒意思。
附：【補充讀物】
韓尚笑：人生是韋君宜的《思痛錄》嗎？
轉自《觀察》
我幾乎從不讀回憶錄，覺得是人嚼過的饃，是別人的汗水、淚水或血水。
人生，只有自己去判斷，去經歷，才有意義。
韋君宜《思痛錄》一書的網文，我竟罕見的讀了。
應該說，吸引我去讀的欲望，並不是書名，而是韋君宜的大名。尤其那「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頭銜，少年懵懵中，可望不可及的圖騰印記。
當然，更重要的是這轉帖不長，站着讀就可以的那種。
「韋君宜從小家境優渥。······她天資聰敏，考取了清華大學，是馮友蘭教授的得意門生，是常在校刊上發表詩文的才女。
父親認為他的這個長女是棟樑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國深造。沒想到這機會不但被女兒棄之如敝履，而且她還跑出校園，義無反顧奔向延安。」
至此，我心已陡地一提：知識與認知，我曾多次撰文指出，兩者不是一碼事，後者不是前者累計的必然結果。
這不，知識與認知，不可同日而語的又一個具體案例，韋君宜的《思痛錄》。
把去「美國深造棄之如敝履」，「還跑出校園，義無反顧奔向延安。」這是什麼認知？用天真幼稚來搪塞當藉口，能站得住腳？
難道這個年代的每一個這樣年齡的人，都這樣做嗎？當然不是！
既便都有這樣奔向延安的認知，也都這樣做了，那你為什麼就不能不同呢？你的傑出超群又在哪裏呢？
以這樣的認知，連自己的孩子，都因為自己這樣的選擇和判斷，而喪命而遭殃，去當「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是不是「錯誤的人放在了錯誤的位置上」？
一個缺乏基本的認知能力，喪失了良好判斷的人，又如何挑選不被知識所累，有良好判斷與認知的思想文學的作品呢？
她的女兒楊團說：「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還要沉重的代價。」
這一悲劇，固然是紅色革命思潮的毒害，邪教的附體，然而，個人的取向和判斷，難道就沒有責任嗎？自己的免疫功能呢？
我倒覺得，個人要負主要的責任，尤其是在自己兒女命運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
韋君宜曾對女兒說，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
當一個人準備犧牲一切的時候，難道不包括良心？而「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那麼，「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又有什麼可以自豪的呢？不覺得愚蠢嗎？
「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這是一種什麼追求，追求的又是什麼呢？
當一個目的、目標，存在問題的時候，卻把「追求」的過程、「追求」的本身，抽象化，理想化，並加以提取、分離、美化，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奇怪的處理過程嗎？
在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一、一個由於自己判斷認知的失誤，未能給自己的兒女帶來人的生活，作為母親，是不是很大的失職？
二、一個人的判斷認知，能不能以當時隨大流人的數量為參數、為依據？
三、一個人的判斷認知的能力，與知識到底成正比，還是反比？因為當時走上革命道路的學生，據說是大多數，而大多數又是非常優秀的學生？
四、如果優秀的學生，判斷認知能力如此之差，那麼，是知識出了問題，還是知識的掌握過程中出了問題？兩者必居其一。
五、如果是知識出了問題，那為什麼還要學習，還要學而優則仕？難道要成為判斷的白痴？
六、如果知識的追求和獲得，最終由於知識而喪命而遭殃，並禍及子孫，這種知識的獲得，是否有價值？是否就值得去追求？
七、從周有光到韋君宜，一個從海外歸來，一個放棄赴美深造，兩者殊路同歸，結局卻驚人的相似：臨終前後悔！
八、如果作為學者，都在人生的盡頭開始後悔，那麼，沒有知識，不是學者該怎麼辦呢？眾所周知，生命沒有第二次，人生也不可能再來一次。
我在想，人的一生，到底應該怎樣度過？不錯，這完全是個人的選擇。
然而，在人生的盡頭，才悔悟，才思痛。它告訴了後人什麼，自己走了岐路還是自己寫了《啟示錄》？
亦或是韋君宜的《思痛錄》？
附：
韋君宜的長篇回憶錄《思痛錄》1998年出版時，在文化界轟動一時。這本書一上市，洛陽紙貴，很快就沒的賣了。之後十幾年不見再版，而這本盜版書在地攤兒上一直很「火」。
作者韋君宜是中共建政後文壇上的名人，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那批「老革命」。1986年離休前，她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如果她還在世，今年是百歲老人。
韋君宜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總編時，推出過多部新人的成名之作，成就了一批年輕作家。那時期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誰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韋老太？
但是，她自己這部嘔心瀝血的長篇回憶錄《思痛錄》卻多年不能出版。有出版社希望她起碼改換書名時，重病臥床的韋君宜不但不同意，還說：「內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韋君宜從小家境優渥。她的父親曾東渡扶桑留學，參加過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她少女時代隨父親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裝的相片，清純可愛。她天資聰敏，考取了清華大學，是馮友蘭教授的得意門生，是常在校刊上發表詩文的才女。
父親認為他的這個長女是棟樑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國深造。沒想到這機會不但被女兒棄之如敝履，而且她還跑出校園，義無反顧奔向延安。
最早，是蔣南翔引領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二·九」運動中那一句見諸報端、頗具煽動性的名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蔣南翔第一個喊出來的。
韋君宜18歲加入中共，68歲退休。
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讓他刻骨銘心的政治運動，一個是延安整風，另一個是文革。
她說，延安整「瘋」，是文革預演。她一歲多的女兒是在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夭折的。她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是在1966年夏被紅衛兵打傻的。
韋君宜說，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裏去了。
她利用業餘時間，從1975年開始動筆，到1983年寫出了這部長篇回憶錄《思痛錄》。
「一二·九」運動後，韋君宜輾轉多地，1939年來到中共「根據地」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團工作。
《思痛錄》第一章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澤東發動的以整肅全黨幹部為目的的「搶救運動」，它直接導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大部分國民黨統占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被打成「紅旗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特務集團。於是，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他們被逼承認自己是特務，還必須咬別人是特務。
「人鬥人」這種模式，就是在那時形成的。目的不是為抓特務，而是為製造恐懼。
在延安黨中央所在地，遠近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裏，整夜傳出受刑者的慘叫聲。
文中有段1943年韋君宜的經歷：
我一個人在空窯洞裏抱着孩子流淚。楊述（丈夫）被關在整風班裏，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着寒風乾活（這正是北國的12月）。
有一天，天還不明，我睡在炕上怎麼也睡不着，突然，窯門輕輕啟開，是他進來了。我又驚喜又害怕，抱住他問是怎麼回事。他低聲說：「我偷偷逃出一會兒，回來看你。你千萬不要相信，我決沒有那些事。」
我說：「當然不會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柳湜、柯慶施都是特務。組織上也已決定楊述是特務。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麼？我曾上書毛澤東伸冤，也無結果。我還指望什麼？
於是，我答應了李華生，自己去整風班，「勸說」楊述。
我怎麼勸說的呢？到了那裏，他從大炕上被叫起來，我們兩人在一張木板桌邊會面。一人一條木凳，旁邊還有別人。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痛哭，說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後來我就在綏師禮堂聽到了他的「坦白」。
文中提到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被迫自殺事件。
鄒風平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被當成「特務」批鬥。剛結婚的妻子因此而離開他，後和別人同居了。至此，鄒風平備感絕望，心裏的最後一點溫情和牽掛也沒有了，他自殺了。
《思痛錄》中提到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殺。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畫家，上世紀30年代和周揚一起在上海是左聯的戰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國民黨奸細，他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白，但在場的周揚沒有為他說話。於是他被當作國民黨特務抓走了。
夜裏，他的妻子把窯洞的門窗都堵嚴實了，然後燒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過去，兩個孩子和她一起「長眠不醒」。
第二天領導宣佈：「她這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還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見她對黨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首篇中有段大搞「逼供信」的「內幕」：
有一次我聽到副校長（抗大分校）講他們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
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是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
「從這時起，我雖然仍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只有共產黨能救中國，但是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
「當時，我曾和楊述兩人議論：現在只在邊區裏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1966年文革爆發。上述憂慮和「預見」，竟不幸都被言中了。
挨批鬥，韋君宜一度精神失常。
楊述被毒打折磨，在生死邊緣徘徊。
大人去幹校、蹲「牛棚」，孩子上山下鄉，兒子楊都都成了智障人。一家人天各一方。
文革慘劇比延安整風時期發生的更多更慘更不可理解。
韋君宜在痛苦中開始反思。
《思痛錄》記載：
······後來，我的女兒團團對我說：「以後我們什麼書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澤東選集》，別的書都是反動。」
小孩子這句話更使我一通百通。
原來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新的是修正主義文化。我從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資修」。照此向每個古人頭上打一個叉子，則打不勝打，有何難哉？
······反正統統罵倒，一個不留，斬草除根。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沒有根了，只請用剃刀剃就是，管什麼革命知識分子？這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大悲哀！
她追隨馬列一生，從天真閨秀、清華才女、激進學生、知識女性、黨刊主編、「五七」戰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資派」、馬列主義老太太，到病床上的乾癟老嫗······韋君宜的一生在鹼水、淚水、血水中都浸泡過了。難道這就是馬列主義者革命的一生？她信仰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
1982年有人向她說了一席話，令她震驚不已。
《思痛錄》記載：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我是『一二·九』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裏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
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裏話。他說的全是事實。
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女兒楊團說：「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還要沉重的代價。」
韋君宜曾對女兒說，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
丈夫楊述也是「一二·九」那時的學生。在清華歷史系讀書時就立志寫中國社會發展史，而且已經列了研究計劃，寫出了若干篇章。
文革中，因和鄧拓有工作關係，他被鐵棍打得骨斷筋折，1980年就病逝了。
為什麼年輕時懷揣的美麗理想，最後都變成了人間悲劇？
在種種倒行逆施下「石頭也要說話了」。
在《思痛錄》的結語中，韋君宜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
《思痛錄》於2013年再版時增加了11萬多字的內容，書頁厚了，內容的分量也更重了。
韋君宜將所親歷的左禍，一件一件拎出來曝光。其間，涉及上百位「革命者」的遭遇，像東德「史塔西」的解密檔案，成為運動害人的證人證言。
韋君宜對歷史的反思，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徹大悟。《思痛錄》不但內容真實可信，政治觀點也十分鮮明。她在晚年，冒着被再次打成什麼「分子」的風險，將真實歷史和深刻教訓記載下來出版成書，留給了後人。
2002年，在《思痛錄》出版三年後，韋君宜從容地走了。
《思痛錄》文筆平實得近於白描，但那裏有椎心刺骨的沉痛，令人掩卷長思。作家韋君宜一生有多部文學作品，但《思痛錄》會成為傳世之作，因為它真實記載了一段沉痛的歷史，所以一出版，就洛陽紙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