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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良臣:「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 中國始終沒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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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立新的政權前不久,他回來了。他願意回來的理由,就是「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我支持共產黨」,他支持共產黨的理由是:「畢竟他們答應我們,要建立民主。」然而,事實證明周有光先生當年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這一點,後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後來對採訪他的媒體所言:「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說得多麼痛心!

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

因晚年說真話受愛戴

周有光有句名言:「上帝可能把我給忘了」。也許就因為他一再這麼說,今年一月十三日剛過完一百一十一歲生日,十四日就走了,很有點上帝忽然又記起他周有光似的。

周有光老人這一走,互聯網上無數不相識的人紀念哀悼,用個時髦詞,也就是刷「屏了」。現在又是手機時代,微信更是轉個不停。湛江一所大學有位龍教授在發給我的微信里這麼說:「周有光老人走了。說走就走了,還說上帝把他忘了呢。一位經歷過四個時代的老人,告訴了我們那麼多道理,說了許許多多的真話,可還是離開了這個昏昏噩噩的人世間,讓人心疼、痛惜。有這些老人在,總覺得還有依靠,還有奔頭,有他們立言,就看得到希望,如今老人走了,前途茫然。」還有位網友在一篇文章中跟帖說:「更難得的是周先生晚年始終清醒,尤其對於這個無法言說的時代」,句子後面還跟了三朵小紅花,以示對周有光先生的尊敬愛戴。

一位前半生教書、搞經濟,後半生半路出家改行搞拼音、大半生都「無名」的文化老人,為什麼會得到如此多人的敬慕愛戴,其學問當然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應該是上述所言,他「說了許許多多的真話」、「晚年始終清醒」。

雖然是二十一世紀,雖然早已進入資訊時代,不幸的是,中國大陸民眾仍然生活在一個不能說真話或只能十分有限度說真話的國度,因此,不管什麼人,在這樣一個國家,只要他有勇氣說真話,而這真話又公開發表了出來,人們就會尊敬他。

即使從周有光先生八十五歲才「離開辦公室」真正退休後算起,三十多年,他也說了很多很多的真話。這些真話,官員不肯說,也說不出來,而很多知識分子,大多也是認識不到或認識到了又沒有勇氣說,只有周有光以及為數不多的一些知識分子不僅認識到,而且還勇敢地把它們說了出來,這正是人們對晚年周有光先生之所以如此尊敬愛戴的原因。

一生只對一件事有遺憾

如果沒有中共後來轉向,進而挑撥,中美兩國民眾是極其友好的。中國人很嚮往美國人民的生活和社會制度,甚至熱愛美國人的總統。胡適在一九三五年發表的《紀念「五四」》這篇文章中,就記敘了下面這樣一個場景:一九一九年,「幾千學生五月四日在美國使館門口高喊着『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中共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幾年,同樣對美國也是好極了,甚至認為美國的道路就是中共將來要走的道路,美國就是世界民主的榜樣。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當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大陸前後,中共加強對美宣傳,強調國民黨獨裁制度與美國民主制度的對立。六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歡迎華萊士先生》,並稱讚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區域已「見諸實施」,抨擊國民黨「箝制輿論,統治思想」,要求「立即廢止獨裁、實行民主」,希望華萊士「幫助中國人民促進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爾後,《解放日報》於美國國慶日又發表社論,稱美國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稱國民黨拒絕實行民主制度,還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

今天讀到這些,中共又該如何解釋?後來的歷史很殘忍,也正是這些表面現象欺騙了無數單純善良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中共再不好,至少比國民黨更民主,也正因此,當時很多知識分子才留在了大陸,很多海外的知識分子也回到新政權統治的國家。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歲那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告訴記者,說他一九四六年已前往紐約為新華銀行工作,而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立新的政權前不久,他回來了。他願意回來的理由,就是「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我支持共產黨」,他支持共產黨的理由是:「畢竟他們答應我們,要建立民主。」

然而,事實證明周有光先生當年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這一點,後來全世界也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後來對採訪他的媒體所言:「我一生中只對一件事情感到遺憾,共產黨沒有遵守承諾,中國始終沒有民主。」說得多麼痛心!

中國人「要死了」才敢說真話

近些年在中國出現一個近乎奇特的現象,這就是有不少比較有資格的老人都表現出了「兩頭真」,晚年都勇於說真話,就連周有光老人也這麼認為,並作了解釋:「年輕時候一味天真盲從,到了老年開始探索真理」。如果將去世和在世的都算上,中國像他這樣「兩頭真」的長者有很多很多,比如已經去世的韋君宜、李慎之、謝韜、李普等,在世的有李銳、鍾沛璋等。他們都是值得世人尊敬的老者。

二〇一〇年,周有光在接受電子刊物《獨立閱讀》採訪時這樣說:「我一百零五歲了,明天要死了,講錯了沒有關係。但你們寫文章要當心了。」(見二〇一〇年四月號《獨立閱讀》)。這當然是周有光先生的調侃,但也是實情。也就是說,很多中國人,大都只能等到要死了才敢於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由此可見,他們生活的政治環境是多麼惡劣!周先生在接受採訪時,還說出不少對很多中國人而言算是「新思想」、「新觀念」或者可叫做「真話」,比如:「馬克思的許多預言就錯了。馬克思說工業越發展,工人就越多,所以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他沒想到工廠裏面後來沒有工人了。」比如:「凡是專制都阻礙社會發展,所以要民主。我們最忌諱的就是民主。」比如:「我覺得民主是必須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民主不是某些國家的新發明或專利品,它是三千年間人類的經驗積累。」

波蘭團結工會領袖、波蘭前總統華里沙在二〇一〇年十月談到某一事件時說,「中國是一個應該受到尊重的大國,但她也必須遵守全世界共同遵守的標準和價值」。這麼多年,像「普世價值」,中共是否遵守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新聞發言人只會說: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干涉。

若此說成立,中共領導人最喜歡說的「希望實現人類大同」,豈不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爭鳴2017年2月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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