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開始，中國政壇上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其影響和衝擊力至今還困擾著中國社會。這就是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這裏主要討論唱紅部分，很多人把它看作是復辟文革的象徵。本文試圖探討其更深層的根源和意義。
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2008年，從商業部長的位置上外放西南重鎮重慶任市委書記。薄並不情願到重慶當一方諸侯。從他的從政經歷看，他是從地方到中央，早已有了任地方大員的經歷，不像那些辦公室秘書出身的官員需要到地方歷練再提拔中央委以重任。圈內人普遍認為，最看不慣薄熙來飛揚跋扈作派的時任總理溫家寶和吳儀聯手將他外放重慶，斷了薄直接在中央更上一層樓的路，其理由之一就是薄熙來在世界各國被法輪功起訴多次，其國際形象不好，不宜代表中國。按照薄熙來的性格，當然不甘心屈居西南一隅，他必須做些什麼來重返北京政治中心。對50年代出生在中共建政元老家庭並經歷過文革的薄熙來而言，發起一場政治運動似乎是必然的選擇。
對於生活在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比政治運動更家常便飯的事了。薄熙來在重慶發動的唱紅打黑也符合政治運動的條件，唱紅類似宣傳和政治教育思想改造，打黑則可以和專政鐵拳媲美。唯一的區別是，1949年以後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中共黨魁發動的，唯有這一次是由地方諸侯發動的。
選擇唱紅，固然有薄熙來自己政治謀略的策略考量，但也是中共統治固有矛盾的必然性及其表現形式。從鄧小平開始，雖然也有一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小規模的准運動，但總的來說是避免公開全面的意識形態爭議，把矛盾留給後人。但由於沒有和經濟改革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諸多矛盾開始出現集中爆發的趨勢，而意識形態的不爭論政策也似乎走到了盡頭。典型的說法就是張木生的「抱着炸彈擊鼓傳花」。可以說，中共對自己統治合法性的經濟發展替代模式快要撞牆了。政治上，撞牆後只有兩個選擇，向右轉或向左轉。向右轉就是放棄一黨專政讓民眾授權統治。而薄熙來，則選擇了向左轉，到其父輩的革命中去尋找合法性基礎，雖說有其必然性，更可能是無奈之舉。
唱紅的真實意義是統治合法性危機。中共從建政開始，就一直存在統治合法性缺失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自從秦末陳勝吳廣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和劉邦布衣稱帝以來，改朝換代就一直是被認為合理的，勝王敗寇是可以並事實被接受的。不過，馬上得天下並不表示馬上坐天下或下馬坐天下就是天然合法了。坐天下仍然需要得到授權。
在古代，是君權神授，皇帝被稱為天子，就是說，皇帝坐天下的權力是來自天，來自神，這是君臨天下的合法性來源。而現代社會，則是通過選民的選票授權，即政權民授。其實即使是王朝末年各路豪傑舉旗造反時，也都是要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以示其正當性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這一點，這就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政協的來歷。毛澤東在打下大半個中國大陸後就開始着手籌建由內戰中支持中共的黨派和團體為主的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上就是以政協為名代表中國各階層授權中共執政。只是五年後，毛澤東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不再需要政協的授權了，搞了個全國人大取代政協，以五四憲法取代政協的共同綱領，留下了今天被稱作「花瓶」的政協作為擺設。
不過，這並沒有解決中共統治合法性的根本問題。由於中共的無神論本質，肯定不能承認君權神授，而讓選民授權執政不僅不符合從共產主義到中國特殊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共也沒有信心確保不被選民拋棄。因此，中共統治67年多，一直在合法性問題上掙扎。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排除其它因素，其中之一的作用，無論原始動機如何，就是延續中共革命的合法性，或者說用革命的合法性來代替執政的合法性。那個嘗試到1976年為止，徹底失敗了。從鄧小平開始，無論是白貓黑貓論，還是發展是硬道理，或者是科學發展觀，都是試圖用經濟發展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替代品。然而，經濟不可能永遠以同樣的速度發展，事實上經濟減速甚至衰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而為維護統治而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的做法，其惡果正在全面出現。經濟發展作為合法性替代品的路也已經走到頭了。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狀，任何統治者都不能避開的現實。
回歸毛時代卻無法解決合法性困境。除了毛澤東本人的實踐並未解決合法性問題外，還有另外的障礙。中共之所以能避免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崩潰的命運，並非堅持了毛澤東時代共產主義特色的計劃經濟，而恰恰是放棄了計劃經濟引入了資本主義的元素，儘管很不徹底，此後又趕上了全球化浪潮，成為世界加工廠的結果。也就是說，所謂後三十年的合法性，正是否定前三十年的理論和實踐的結果。前後三十年理論和實踐的對立使得合法性難題在中共系統內沒有解決的可能性。
除了眾所周知的中共統治合法性無法解決外，中共統治者還面臨着另一個重大挑戰：黨內接班人合法性危機。當然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共性。前蘇聯從斯大林開始就改革派保守派的輪流，赫魯曉夫算是改革派，被保守派勃列日涅夫政變趕下台，改革派安德羅波夫和接班的保守派契爾年科各當權僅一年，傳給了最後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直至蘇聯解體。這裏的隨機性簡直太大了。
中共的情況並不比蘇共好到哪裏去。事實上，中共黨魁指定或選擇接班人，除了一條共性外並無其它規律可循。這條共性就是不否定自己最為人詬病的政治遺產。毛澤東先後打倒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最後才不得已指定華國鋒做接班人，是因為知道華國鋒不會否定自己最自豪和爭議最大的文革；鄧小平雖然改革開放有功，但上台卻頗有「篡黨奪權」的嫌疑；鄧小平用退休元老黨內民主生活會廢了胡耀邦，再用政變方式除掉趙紫陽，六四鎮壓前夕緊急調江澤民進京並非計劃中而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僅僅是因為江澤民在政治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當其他省部級高官都在觀望時主動出擊鎮壓《世界經濟導報》，相信唯有他不會給六四鎮壓翻案；江澤民本人被鄧小平用隔代指定的方式剝奪了選自己接班人的權力，而作出了替代性的安排，即俗稱九龍治水的常委分權制，安排自己的親信擔任分管政法和宣傳等要職，自己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兩年以確保該系統能按計劃運行，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犯下的最大的人權侵犯罪行——迫害法輪功不被翻案和清算。
正因為黨內執政授權的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如導致江澤民上台的89民運就是不可預測的，當血雨腥風中絞殺出來的建政元老自然逝去，後任中共黨魁就不可避免的面臨來自黨內的挑戰，所謂的野心家也就層出不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所謂社會主義政權中，接班相對穩定的居然是北朝鮮最不社會主義的世襲制，儘管那可能意味着隨時的全面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