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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五環六環:住着最富的人 生存着最窮的人

這裏藏匿着別墅、私人會所、涉外學校和城裏人的第二三套房產,也居住着幾百萬村民、打工者、暫住者。這裏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滿着臨時拼湊的色彩,總是變化無休,這裏是流浪狗幫派鬥爭的地盤,也是許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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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五環和六環把城市切割成了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無人情的環帶。這裏既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這是一個鄉村向城市演變的過渡性空間,是城市發展雄心的產物。位於我們的視線邊緣,存在於旅遊地圖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這裏到底住了多少人,以及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裏藏匿着別墅、私人會所、涉外學校和城裏人的第二三套房產,也居住着幾百萬村民、打工者、暫住者。這裏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滿着臨時拼湊的色彩,總是變化無休,這裏是流浪狗幫派鬥爭的地盤,也是許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個家。

他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的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以這裏為起點,和環內發生着各種關係,試圖把自己嵌入這個城市,安頓自己的人生。這裏遭漠視與壓抑,也充滿着勤奮與希望的動力,這裏也正在創造着北京的歷史,建立新的社會和美學秩序。

「你的公司在幾環?」

「你住在北京的幾環?」

五環,是一條真實環形的城市快速路,雙向六車道,全長98公里,外環和內環一共61個出口,2003年10月全線開通後,開車一個小時可以轉一圈。六年後,全長187.6公里的六環路作為國慶60周年的獻禮工程在2009年9月底開通。

2015年7月3日,一個叫柳毅的年輕人,為了慶祝自己的生日,從凌晨開始,用了14個小時繞着五環跑了一圈。但隨後沒過一年,又有一個22歲的小伙,用了44個小時,跑步解鎖了六環。

生活或者工作在五環六環間的上班族,大量的時間和體力都耗費在路上。每天清晨,在草場地五六環間的公交車站前,早早就站滿了等待公交車進城工作的人。早起乘車易困,進城的公交車上出奇的安靜和沉默。下了公交車,他們中的大多數還要換乘其他交通工具,輾轉一兩個小時到達城內,開始一天的工作。

(草場地站)

一天24小時,他們要拿出9個小時工作,2個小時通勤,扣除吃飯睡覺等瑣事,他們僅有3個小時的空餘時間。

在經歷了一年多的奔波之苦以後,王艷還是決定用1700元的房租買來每天六個小時的時間。

早在2012年,燕郊地產逐漸升溫的時候,她和身邊那些打了雞血般投資房產的同事一樣,傾盡家庭所有積蓄以及預支了未來30年一半收入的房貸買下了兩套房產,一套用來自住,一套用來投資。只是還沒來得及細細體會有房一族的自豪感時,她就被現實的窘狀擊垮。每一天為了在9:00打卡前從東六環外的家趕到西北五環外的公司,她不得不在6:00起床,6:20分出門,搭乘一次公交車,換乘四次地鐵,總共耗時2小時40分鐘來完成58公里遷徙。

她常會陷入糾結,當生活被房子綁架是不是值得?但是再想想,等到有一天,她把燕郊的房子賣掉,再湊一些錢,就可以換一棟五環附近的房產,再這樣一步步換到四環,三環……也許再花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時間,她就可以站在城裏的某棟屬於她的房子裏喝咖啡,她就又會覺得自己當年做了一個英明的決定。

是的,全中國都知道五環象徵着什麼。「你的公司在幾環?」「你住在北京的幾環?」這幾乎是老家親戚們判斷你在北京混得怎麼樣的唯一標準。

儘管互聯網帶來的便利,讓和王艷一樣往返於上地和燕郊的上班族可以在「超級拼車群」里尋找到價格便宜的順風私家車。那是一個擁有1833人的QQ超級大群,群很熱鬧,但從來沒有閒聊,每天滾動的都是「車找人」或者「人找車」的出行信息,格式統一,簡單明確。類似的群,王艷手裏有三四個,在需要找車回家的時候,她每隔一個小時就得把信息在各個群里複製粘貼一下,看看有沒有人回應。

運氣好的時候,她可以很快找到同行的人,價格也很實惠,上地到燕郊,20元。只是這樣的交易並沒有任何合同與保險來提供保障。

好運當然不會時刻眷顧她。在經歷了幾次加班後找不到車,不得不去住酒店之後,她最終還是決定放棄住在那間房產證上寫着自己名字的房屋。用1700元在公司附近租下了一間臥室,除此之外,她還不得不接受的是她和老公的「同城異地」的生活。

「故宮去看過了,也就那麼回事。」

在五環六環之間,還有一群人生活半徑幾乎不會超過五公里。就像昌平區沙河鎮松蘭堡的老李,從早晨4:00起床,到晚上20:30躺下,他的全部生活就只圍繞着煤爐和籠屜。老李今年62歲,三年前和兒子一起在松蘭堡村租下這間十幾平方米店面,開了一個「戧面饅頭鋪」。對於老李來說,只要有人買饅頭,就不會考慮出門,反正「故宮去看過了,也就那麼回事。」

和五環六環之間大多數村鎮裏的飯館一樣,不需要起一個文藝有腔調的店名,也不需要有什麼裝修。一個噴繪燈箱,簡單直接地寫上他們的主營項目就可以,比如「戧面饅頭」、「京東肉餅」、「牛肉板面」、「東北燒烤」就足夠了。儘管老李一家把「戧」字錯寫成了「嗆」,但也不影響顧客的購買,因為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對食物的需求,只有填飽肚子這一項。

孫子是老李目前全部的期望,他特別看重孫子的學習,只要有時間他就會停下手裏的活兒,給孫子講講作業和習題,每天不知道要跟孫子念叨多少遍:「你要好好學習。」因為這是他眼中能夠「出人頭地」的重要途徑。

對於一些人來說,五環六環之間只是一個臨時落腳的地方。他們隨着工地在一個地方快速出現,又快速消失。他們來自全國各個省市下面的農村里。山東棗莊的劉大金通過工友的介紹,在十幾天前來到東五環外的梨園新村小區的改造工地。他不掌握木工、瓦工這樣的技術,更不會上網,只靠出賣一把子力氣來賺取每天180元的工資,但是正在鋪路面磚的工程恰巧需要的就是他們這樣的一群人。劉大金不知道這一次會幹幾天活,下一次會去到什麼地方。就連同住在一起的十個工友,也是臨時湊在一起,不一定哪一天,哪一個就走了。

劉大金在北京的每一次落腳點都很短暫。在一片藍色圍檔圈起來的工地帳篷,是劉大金這幾天的「家」,那是一個兩面開了口的棚子,裏面滿滿地擺了五張上下鋪,已經黑得發亮的被子團成一團堆在床板上,地上的礦泉水瓶里塞滿了煙頭,屋子裏瀰漫着浸透了汗水的人肉味道。

每到傍晚收工的時候,你都會看到幾百個像他一樣的人,在工地外面溜達,他們頭上沾滿灰塵,衣服上掛着滴落的水泥,捲起的褲腳一高一低。看上去沒有任何生氣。在周圍小區居民的眼中,他們沒有臉,沒有個性,也沒有聲音,在很多人的記憶里他們乾脆就是一團模糊而邋遢的影子。

儘管他們居住在骯髒、擁擠的村莊或者棚戶里。但他們只要在這裏撐住頭幾個月,就會決定留下來長期奮鬥,因為他們認定在這裏才有希望。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自我否定和極度貧窮,幾乎所有的人都寄錢回家供養老人,再存一點錢準備讓孩子日後可以到城裏接受教育。所有人都不斷盤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鄉下難以承受的貧苦,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難以負擔的開支,但無一例外的,他們都盼望着有一天能時來運轉,突破這兩方面的窘境。

創業公司選擇在這裏紮根,可也都有成長的煩惱。

但是變化和搬遷並不都是落魄的,變化也同樣意味着發展。作為中國近四年來發展最快的滴滴公司,同樣經歷了幾次搬遷。從2012年6月在位於四環附近的中關村e世界賣場的二十幾個工位,到2014年6月搬至北五環外的得實大廈,這家公司如今已經在數字山谷的軟件園裏擁有了一棟滴滴大廈。公司的業務也從早期的出租車,一步步擴張到了快車、順風車、大巴、代駕等。

35歲的魏晨喜歡這樣的變化,就像她自己,從2004年大學畢業來到北京打拼,經過12年的拼搏,買車、買房,每一步變化都是一個美好的未來。如今她已經是滴滴公司一個部門的領導,帶領着十幾個人的團隊,50萬年薪,還有一個需要她一步一步實現的人生規劃。

從中關村北上十公里,這裏的一切都生機勃勃,驗證着名字裏「上升之地」的吉兆,也吸引着挑戰者和野心家的步伐。在1990年以前,這裏還是一個連公交車站都沒有的偏遠村莊,如今卻變成了一個身負高科技名號的產業基地。在中國,它的地位相當於「矽谷」,為了強化這個概念,這裏的樓盤會取名叫做「領袖矽谷」、「矽谷亮城」。有人說,中關村軟件園只是中關村後花園,但相對中關村最熱門的賣場而言,這裏卻實實在在地擁有多家企業。

儘管通往產業園最主要的道路——信息路既不寬敞,也不通暢,堵車和高房價也讓一部分人逃離,但這裏依然充滿着誘惑。聯想(全球)總部、百度、騰訊、新浪等近300家國內外知名IT企業總部和全球研發中心紛紛聚集到這裏。網易也決定告別五道口「宇宙中心」,搬進西二旗新園區的嶄新大樓,空中跑道、健身房、生活超市一應俱全,食堂出品的牛肉麵足以成為吸引應聘者的理由,更何況午餐和晚餐還都是免費的。財大氣粗的騰訊也不會錯過「拉仇恨」的機會,即將竣工的新大樓坐落於西北旺路東南交界,新大樓的空氣處理系統將會保證室內的PM2.5值在35以下。

新興的創業公司也選擇在這裏紮根,可他們都有成長的煩惱。滴滴公司從陳舊的得實大廈搬進了軟件園的大樓,可會議室還是不夠用,屋頂的露台上都擠滿了人。擁有百度大廈、軟件園、彩虹大廈等好幾處辦公地點的百度員工,彼此見面還得穿越好幾個路口。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這些不斷外遷的公司,意味着需要更大的辦公場所來發展。

但是在另一個方向的五環,北京仿佛是從他們身邊繞了過去,時空也凝固在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艱難地跟着整個城市發展的步伐。孫志龍在西五環外的長辛店生活了一輩子,從1984年退伍進廠到2014年退休,他的生活全部與二七廠有關。二七廠(即二七機車廠和二七車輛廠)就在長辛店大街旁,是曾經被譽為「新中國火車頭」的大型國企,10000多名職工幾乎構成了長辛店的每家每戶。一直是一線工人孫志龍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每天從宿舍到廠房,從廠房到食堂,周末時候去工人俱樂部看看電影。孩子也按部就班地在二七廠的子弟幼兒園、小學、中學讀書。在這個超大型國企構建的獨立小王國里,他安守着他的本分。

已經很少有人記得,1923年2月7日,在這裏發生了一場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大罷工。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1958年,這裏生產出了全國第一台蒸汽機車。

但隨着二七廠的衰落,這裏的生活也停滯在了歷史當中,一棟棟整齊劃一的小樓呈現出國產老電影的質感和色彩。在長辛店大街上,人們還保持着過去的習慣,有一家經營了30年的煙酒飲料攤,在店鋪的櫥窗玻璃上掛滿了諸如「共產黨員戶」、「先進個體工商戶」的獎狀。還有一家食雜百貨店,帶着包裝的食物和煙酒整齊地擺在一個玻璃櫃枱里。路邊有廉價的食品店,還有擺着新鮮蔬菜和水果的攤床。人們一手挎着布兜子,一手拉着簡易的小推車,上面緊緊地綁着一捆用來冬儲的大蔥。

「Yes,I’mgoodatit!」

北京在一環一環向四周攤餅式擴張的同時,這個城市也越來越國際化。很多外國人選擇來到這裏謀生。今年28歲的保羅,出生在英格蘭。他已經厭煩了回答「為什麼會來中國?」這個問題,幾乎他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問。這在他看來是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他喜歡到處遊歷,讓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保羅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兒園中擔任外教老師,「沒辦法,我們在中國只有兩種職業,一個是英文老師,還有一個就是做自己的生意。

出生在歐洲,他會去美洲,也會去非洲,在來中國之前,他也去過東南亞很多國家。但是在中國的經歷並不讓他感到愉快,作為一名非裔,黑色的皮膚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走在街上會被人上上下下打量,有孩子指着他直接說,「看!那個人那麼黑,是不是因為沒有洗澡?」更讓保羅感到驚訝的是,這個孩子的父母不會去阻止他。甚至在找工作的時候,他也清楚地感受到白人比他更容易。

這一切讓他感受到了種族歧視,他覺得這不應該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應有的態度。和出沒在三里屯的外國人不一樣,他更看中五環外生活的實惠,「三里屯太貴了,一套公寓的租金需要9000塊錢人民幣。」

如今他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兒園中擔任外教老師,「沒辦法,我們在中國只有兩種職業,一個是英文老師,還有一個就是做自己的生意。」保羅聳聳肩膀,攤開雙手。隨着時間的推移,保羅也承認自己越來越中國化了,他變得勤奮,對不公平的待遇保持安靜,而且他已經可以用筷子夾起麵條來。「Yes,I’mgoodatit!」

當然,他始終不遺餘力地給他的學生們強調平等的概念,「愛就是愛,是因為一個人而愛,並不是因為他的膚色,他的種族。」北京的國際化還表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學校,從最早針對使館人員子女開辦的順義國際學校,到現在名目眾多的聯合辦學的學校,它們都以引進不同版本的外國課程作為主要競爭力。同時為了營造高端幽靜的教學氛圍,大多數國際學校都選擇在五環六環之間。它們都用高高的圍牆和緊閉的大門阻擋着外界窺探的視線,想進入這些學校就讀,一年最少要承擔10萬元學費,最貴的則要高達數十萬元一學年。

15歲的徐宸在剛剛過去的暑假裏就參加了力邁國際學校的面試。這個喜歡在微博上炫富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一直在這樣的私立國際學校里讀書。但他堅決抵制那種以暴發戶為主要群體的普通私立學校。「那種學校很差的。」說這話的時候,他一臉嫌棄地甩甩雙手,一條香奈兒手鍊隨着他的手搖擺晃動。徐宸看中的是力邁學校的中美同步學籍,以後出國的時候會比較方便。在他看來,出國是今後的必選項,需要考慮的只是去留學還是生活。

這些掛着國際招牌的學校除了用外國課程、外國教師來吸引人之外,也會做出一些驚人的舉動讓普通人艷羨不已。2014年,在北京開始被霧霾長時間籠罩的第二年,一所國際學校花了500萬美元給學生建了兩個巨大的「圓頂帳篷」運動館用來隔離霧霾,同時在學校網球館和多功能館的空氣系統中設置了三層過濾。

這些是在昌平定福皇莊村小天鵝公益學校上學的孩子完全不敢想像的,這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學,面對的是社會比較底層的弱勢群體。在連年虧損,數次面對政策清退的狀況下,踉踉蹌蹌地堅持了六年多。如今,學校里有1000多名孩子,他們的父母大多是賣菜的、收廢品的或者是飯店、工地上的打工者。

學費一年只需要2300元,很多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還可以申請減免。校長燕兆時曾經是一位志願支教老師,那時候他在北京二環邊的航天部門工作,卻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不得不接手了這個學校。對於燕兆時來說,因為房租或者村莊拆遷而造成的搬家並不能比學生家長的絕望情緒更讓他受挫。六年前,燕兆時接手學校後,就立下不能有培養第三代農民工的目標。因此,他決定讓孩子們去參加北京市或者昌平區組織的數學、英語、作文競賽,來提升孩子們的成就感和競爭力。但讓他意外的是,當他在家長會上,興致高昂地講出這些願景的時候,家長們都流露出懷疑和不屑一顧的表情。「不可能」三個字清清楚楚地寫在家長們的臉上。

在這樣的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流動是最平常的,說不準什麼時候,哪個學生就會隨着父母的遷徙而不得不轉學。今年52歲的郭老師,只是因為和朋友打的一個賭,來到這個學校做一名志願老師,他以為只需要投入一些時間和愛心就足夠了,卻沒想到,這些孩子在不經意中讓他也投入了過多的感情。五月份的時候,一個孩子在課間跑過來,抱着老郭說下周就走了的時候,這個東北男人竟然流下了眼淚。

在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流動是最平常的,說不準什麼時候,哪個學生就會隨着父母的遷徙而不得不轉學。

「大蘿蔔水嫩,一塊錢一個。」

這間打工子弟學校所在的村莊和五環外大多數城中村一樣,街道的拐角就是露天的垃圾站,溢出的垃圾堆滿一地,散發着有機物發酵的腐臭味道;光着膀子的菜老闆蹲在四輪小貨車上,一手擎着蘿蔔,一手舉着刀,「來,嘗嘗,賊甜!」他流暢地用刀削下一塊蘿蔔,再用刀尖挑着遞給圍在車旁的顧客。一個簡易的喇叭,帶着粗啞的噪音替他吆喝着:「大蘿蔔水嫩,一塊錢一個。」旁邊的貨車上,另一個喇叭也不甘示弱,「走過路過,不要錯過,哈密瓜十元三個,隨便挑隨便選。」街對面,一個手臉都黢黑的賣煤大爺,在涼棚下吹着電風扇,百無聊賴地消耗着初秋的時光。用不了兩個月,他就可以結束這個令人厭惡的銷售淡季了。

隨着北京的擴張和發展,定福皇莊也不可避免地湧入了大量的外來人口。這裏的外地人都有說走就走的自在表情,很少有人把三四百元租來的房子當家,「我就回去睡覺,別的沒用。」90後理髮師這樣說道。賣乾貨的泰安大姐、賣糖葫蘆的老李同樣如此。

在這裏每一棟水泥方塊建築里,都能聽到同樣的故事:他們從外地搬遷而來,努力奮鬥、供養家人、認真儲蓄、規劃未來,仔細盤算自己的每一步。這些人的到來也給當地人帶來了一門火爆的生意。無論是村裏的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知道在村口有一個姓金的大爺,提起他,都會說:「好傢夥,那絕對是地主。150間房!」

如果你去問金大爺,他會說,「我這人不值錢,但是姓值錢。」今年62歲的老金身上還帶着曾經務農的影子,駝背、清瘦,黝黑,但現在一件對襟的白色馬褂,一條束腳的黑褲子,搖擺着走起來的時候,又帶足了生活在皇城根腳下的傲氣。

這150間公寓是金大爺自己蓋的,幾年前,他跟村里大隊租下了這幾畝地,蓋上了這三棟公寓樓。每一棟樓有兩層,大大小小的房間分佈在一條走廊的兩邊,房間裏沒有什麼裝飾,也沒有什麼家電,事實上,因為電壓和電線的限制,這屋子裏也不能用什麼家電。根據房間的大小不同,月租金分為450元、500元、750元、900元四個檔位。

但這樣的房子非常緊俏。一天下午,兩個大學生模樣的女孩去租房,「有房嗎?」「常住嗎?就剩最後一間。」金大爺一臉警惕地上下打量着女孩,一邊從門房裏拿出鑰匙,一邊嘟囔着說:「就不愛租你們這樣的大學生。」

「為啥?」

「為啥?你們懂太多,不夠搗亂的。」

在這樣的城中村,快遞員都不喜歡來,人多車雜,發件少,搞不好還會被捲入夫妻之間的家庭爭執中。野狗通常都成群結隊地出現,村東頭的垃圾站和村西頭的燒烤攤是不同幫派的地盤。這些遊蕩的動物輕而易舉就能被認出,它們毛髮凌亂、瘦骨嶙峋、眼睜得大大的,充滿警惕與防備。它們可以輕易地判斷出人類是要對它們造成傷害,還是給他們食物。

「那東西做得很粗糙,大概只有在欲望實在得不到排解的時候,才能用到。」

但是在草場地那隻名叫蛋蛋的加菲貓從來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作為藝術家包曉偉的寵物,它可以享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在這個藝術家聚集的村子裏,有很多像它一樣的寵物。

它們的主人和它們一樣,喜歡閒散、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出於創作環境的需求和生活來源的不固定,在北京的大多數藝術家也聚集在五環之外。因此,五環六環之間的環帶中,也產生了宋莊、黑橋、草場地、費家村這樣幾個特別的藝術村,他們把民房、廠房、倉庫按照自己的眼光進行暴改,給村莊增添了不少藝術的氣息。

但他們與村莊本身並不會有太多交流,馬路會變成一條「三八線」,涇渭分明地把村子劃成兩塊,一塊屬於藝術家,一塊屬於村民與打工族。只有在吃飯的時候,他們才會走到村民的那一邊,找一些飯館或者買一些水果,但與村民產生的交流和關聯也僅限於點菜、買單,這些簡單的、來自生活需求的供求關係。

這些對比與割裂有時恰好會給藝術家們帶來創作的靈感。包曉偉就曾經做過一幅畫,其主體是一個垃圾場,背景處一輛代表着現代社會的高鐵穿越天際。這個畫面就來自他的上一處住地——黑橋。但是他覺得那裏的環境太差,最終還是搬到了草場地。

在2015年,包曉偉參加了「二樓出版社」發起的五環六環之間的一個調查項目,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進五環六環之間的村民的生活中。那次他選擇了成人用品商店老闆老高作為自己的觀察對象。

老高來北京已經十幾年,女兒都嫁給了本地人。他開過商店,經營過飯館,一開始在三環、四環。隨着城市越來越大,房租越來越高,他一路來到五環之外,但生意仍做得很辛苦。

包曉偉待在老高的店裏,想要採訪顧客,卻一直沒等來。「現在賣這玩意兒也不像頭幾年掙錢了。」老高告訴他,「就十一前後、過年前後多一點兒。」為了生計,老高的成人用品商店搞起多種經營,賣些燒烤、鐵板燒。這樣,老兩口才能每天都有收入,而「成人玩具」一周只能賣出去一件。

包曉偉在老高的店裏買了一些東西,卻發現那些器物並非如想像中那麼美好和刺激,「那東西做得很粗糙,大概只有在欲望實在得不到排解的時候,才能用到。」

反差與對比恰好成了藝術家創作的靈感來源,包曉偉曾經居住的黑橋,就成了他畫的素材。

在更遠的藝術家村落——宋莊,來自東北吉林的鐘漢良正在大興土木,他籌劃興建一個大型體育園區。在今年7月,他和鎮政府簽下了這個足足有120畝土地的園區。「這是一期工程規劃的籃球館」,「這邊準備做餐飲」,「那邊的50畝地準備修建一個足球場」,鍾漢良在工地上描繪他心裏的藍圖,他右手所指的方向,籃球館已經有了雛形。

在來到北京的12年間,鍾漢良用自己的經歷演繹了一個勵志的故事,從一個廚師到餐廳老闆,再到接工程,如今他又轉身做起了地產開發,現在,從他的嘴裏說出來的都是些「產業」、「生態」、「循環」這樣的詞彙。

如果你問起他的成功秘訣,他會告訴你:「我這人就靠做事認真,就像當年,菜盤子上貼了你的名字,你就要對這盤菜負起責任。」「北京哪裏賣陶罐比較好?看起來雅一些的,我

打算買幾個擺在會所。」正在準備裝修會所的鐘漢良問他的合作對象。

「何必去買呢?乾脆幾萬塊錢弄個爐子,找兩個藝術家過來燒多好。」他的合伙人回答他。李同水同樣擁有60畝地,只不過他並不打算拿來做房產開發,這裏是他的鮮花基地,種着300多個品種的鐵線蓮,這是被稱作藤本皇后的一種花。提起李同水,也許沒有人什麼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基地——天地秀色,全中國的鐵線蓮愛好者幾乎都知道。從2003年開始,他就把國外的鐵線蓮品種引到了中國,可以說,他是最早把鐵線蓮引進中國,並且推廣到家庭園藝中的人。

他也沒想到原本做貿易工作的他,最後會變成一個「農民」。從2、3月份開始,他每天就要做些盤枝、澆水、施肥這樣的農活。這樣的狀態要持續到五月。當然,經歷過這樣一段時間的忙碌,7、8月份之後,他就可以去國外度假了。

儘管這裏已經被李同水收拾成了十分洋氣的現代花園的樣子,但是它仍不能脫離傳統農業的限制。天氣總是他最擔心的事情,尤其是下雨,就在今年夏天,一次暴雨過後,積水漫進花園,淹掉了一批他剛剛從國外進口回來的彩葉灌木,還衝走了他養在池塘里的錦鯉。

來自東北吉林的鐘漢良正在大興土木,他籌劃着建一個大型的體育園區。

事實上,園藝也正在成為中國新富階層的一個新的愛好。海螺完全沒有想到在自己退出職場,成為一名全職太太之後,會因為花園而又一次讓她遠近聞名。2008年,老公買下這間臨近六環的別墅時,就告訴她,這620平方米的花園是給你的新玩具。

園藝也正在成為中國新富階層的一個新的愛好。海螺完全沒有想到在自己退出職場,成為一名全職太太之後,會因為花園而又一次讓遠近聞名。

「最吃虧的就是手藝人。」

在五環六環之間,還有不少手藝人,他們通過自己的手藝讓自己和家人在這座城市安頓了下來。江西撫州的堯小輝就在雙橋附近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具店,主要加工實木家具,但他接到最多的訂單是門窗。

年輕的時候去學木工,並不是因為喜歡。只是和大多數農村裏的青年一樣,跟着老鄉一起學個賺錢的本事。這個本事也的確讓他賺到了錢。2006年,他和老鄉一起來到北京,先是給別人打工,慢慢攢下一些錢,再跟老鄉一起合夥租了100多平方米的店面開了這家家具工坊。但他卻覺得「最吃虧的就是手藝人。」因為靠出賣手藝,並不能像做生意的人那樣迅速地積累起財富。在他隔壁做銅配件的劉葆榮卻覺得兩個小伙子挺不錯,畢竟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還願意做這樣的手藝活兒已經十分難得,連他的大兒子都不願意繼承他的手藝。老劉也是一個手藝人,主要加工古典中式家具上的銅配件,在他店裏的每一個產品都是他一錘一錘敲打出來的,在他的手下,一塊塊銅板會變成實木仿古家具上的鎖環,變成鏤空的吊燈,變成火鍋,也變成異形櫃枱。

只不過,不懂設計、不能創新的劉葆榮和堯小輝,始終拿不到最大部分的利潤。在劉葆榮店裏剩下的廢銅料,在昌平區東小口鎮的秦剛那裏會變成非常受歡迎的產品。來自河南的秦剛一家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裏,從蹬着三輪板車到處打游擊收廢品的游商,慢慢成為擁有一個店面的店主。如今秦剛在東小口鎮擁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回收場的150平米的院子,主要回收各種銅、鋼、鐵、鋁這樣的金屬。從每天清晨6點起,秦剛和他的妻子、兒子便開始從拾荒者手中收取大包小包的廢品,即便是凌晨兩三點鐘有人敲門,他們都不會拒絕。他們也希望自己能在這垃圾堆里一點點拾出一個「寶藏」。

東小口鎮曾經是北京周邊規模最大的廢品回收基地,560畝土地上盤踞了千餘家廢品回收站,超過3萬人在此謀生。

事實上,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最大的廢品回收基地還在北四環中路的臥虎橋。但是因為拆遷、修建地鐵等原因這個廢品回收基地一步步向外搬遷,從臥虎橋到朝陽窪里、立水橋,再到這個海淀區與昌平區交界處的東小口鎮。

所有來到這裏的垃圾,也述說着另一個故事:它們昭示着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的日新月異,以及中產階級的崛起。垃圾堆里有教材、雜誌、日曆、收據碎片,還有奧迪車宣傳冊、進口牛奶及酸奶的紙箱、比利時啤酒罐、白蘭地和葡萄酒酒箱……

然而東小口鎮也不是他們的最終落腳點,根據北京產業疏散規劃,2011年東小口鎮也開始啟動了拆遷。如今,已經有接近90%的鋪子被夷為平地,秦剛也不知道他們這裏還能堅持多久,也沒有想好下一步要去哪裏。除了生活垃圾類廢品集散地正在向北京之外搬遷,舊家具回收市場也在不斷向外遷,如今五環內已經找不到像來廣營這樣的大型舊家具市場了。從河北邢台來到北京的王師傅今年已經46歲,聽到老鄉說,這幾年,城裏人對那些舊家具很感興趣,雖然他怎麼也搞不清楚為什麼城裏人會喜歡舊物,但他還是決定來試一試。

讓他沒想到的是,原來回收舊家具這個行業也是一個江湖,有它的規矩,那些能從城裏收到貨的老闆,都是各自劃分了地盤的,誰可以在這個小區收,誰可以在那個小區收,都達成了某種共識。

來自江西的堯小輝在雙橋附近開了一個家具的作坊,儘管做家具的手藝讓他在北京安了身,但是他始終覺得「手藝人最吃虧了。」

老劉店裏的銅配件都是他一錘一錘地敲打出來的。

秦剛一家的廢金屬回收場,他們並不知道下一站還能去哪裏。

王師傅怎麼也想不明白,城裏人怎麼會喜歡這些用舊了的東西。

「這個酒櫃是16世紀維多利亞風格的」

舊家具卻給西品匯的CEO王崇巍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財富,只不過他回收的不是北京城老百姓家裏的舊物,而是歐洲幾個世紀前的古董家具。

走進西品匯在孫河的展廳,就像走進了英劇里的「唐頓莊園」。這裏最古老的一件家具是16世紀的維多利亞風格的雕花酒櫃,最貴的是一套鑲嵌了象牙、玳瑁和青金石的餐廳家具,售價230萬。還有一套完整的銀質餐具規規整整地擺在皮箱裏。王崇巍家裏使用的也是這樣一套,最開始拿着沉甸甸的銀質刀叉吃飯時,會有很隆重的儀式感,但日子久了,好像也沒什麼感覺了。

出身室內設計的他,一直對古董家具情有獨鍾,在歐洲留學的時候,就開始到處購買這些古董家具,買得多了,慢慢有朋友也開始從他那裏買,日子久了,他就乾脆專心地做起了古董家具的生意。如今,他的形象也打上了職業的烙印,他總是會穿着插好口袋巾的西服,襯衫里繫着領巾,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像一個老派的紳士。

把展廳開在孫河,原因是他面對的客戶群體主要是住在附近中央別墅區裏的富人。北京五環外的別墅區,地產專業人士將其劃分為中央別墅區、亞奧京北別墅區、西山別墅區

等九個區塊。而孫河附近的中央別墅區,是北京最早的高檔別墅群落,這裏一直是眾多演藝界人士的圈子所在。

已故相聲表演藝術家侯耀文的身後事糾紛讓老牌別墅玫瑰園走入了公眾的視線,蒙古歌王騰格爾和眾多老牌藝人都住在這裏,但這已是中央別墅區的老皇曆了。最新的晴翠園別墅,因為王菲夫婦的購買而聞名。

在中央別墅區附近,有北京最貴的一家馬術俱樂部,想要成為會員,需要先交16萬元入會費,但這個費用並不包含騎馬的鞍時費和教練費。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趙先生,在荷蘭買了一匹馬寄養在這裏,和大多數的成功人士一樣,他的生活嚴格地遵循着時間計劃表,比如他每天早晨九點一定會出現在辦公室,下午三點半一定會出現在馬術俱樂部。

星期三下午4:30,俱樂部的大廳被一群四、五歲的孩子打破了寧靜,Mike就是其中一

個,這個在英國德威公學幼兒園的小男孩,每個星期三都會來到這裏學習馬術。除了馬

術,他還學習了高爾夫、冰球、滑雪、架子鼓。在剛剛過去的暑假,他和他的好朋友

Sophie一起去了法國、美國、西班牙、大連和內蒙古,服侍他們的阿姨,討論的也是「我家孩子還沒有倒完時差呢!」

但是北京最貴的別墅並不在這個區域。今年三月,北五環仰山橋外的潤澤御府以3億元的價格賣出了一棟2300平方米的獨棟,為了打造這個頂級奢侈的產品,開發商用了8000萬做裝修,隨便一件家具和家電都是國際頂級品牌,配飾上也用了不少古董。

在北京的五環六環之間還有不少以哈雷摩托為紐帶的俱樂部,那些熱愛哈雷摩托的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摩托的性能和改裝。他們以收藏哈雷摩托和出門遠行為最大的樂趣。牛村俱樂部主席崔英奇現在就擁有四輛摩托,最讓他自豪的是那輛1995年的限量版。

在北京,有不少人認為騎上一輛哈雷摩托,就算是進入上流社會了,但崔英對這種說法有些不屑,當然,他也不否認玩哈雷摩托需要一筆不小的資金。同樣是騎摩托車,那些在雙橋地鐵站門口聚集的摩的司機顯然就沒有那麼威風了。他們不會關注摩托的外形是不是酷,也不會考慮摩托的性能是不是優良,他們只關心每天晚上7:30坐地鐵回來的上班族,有多少人會願意打摩的回家。有趣的是,在這群司機中還有一個「交通協警」,在每天的上午11:30到下午4:00,他專門抓沒有牌照、不守交通規則的摩的司機,但在這個時間之外,他是一名沒有牌照、不守交通規則的摩的司機。

每天晚上十點之後,五環外的草場地會瞬間冒出幾百輛出租車,他們大多是家在順義、懷柔、密雲的郊區司機的車。住在平谷的陳師傅每晚把車停在草場地已經十年了,他認真做過計算,從草場地坐中巴車回家只需要15塊,但要是開出租車回家,油錢和高速過路費要花掉30元。同樣把車停在五環外的還有進京的貨車,司機們在這裏等着交警下夜班之後把車開上五環,雖然也冒着被罰款的風險,但相對於從六環穿行,還是可以省下一百多塊錢的高速費。只是把車停在這裏,要面臨丟油的風險。承德的孫劍鋒每年都會在這裏丟一些油,算起來他一共丟了五千多塊錢的油了,所以他不敢在這段時間休息,儘可能讓自己保持清醒。

走進西品匯在孫河的展廳,就像走進了英劇里的「唐頓莊園」。

有些人認為騎上哈雷就算是上流社會了,但崔英奇缺不這樣想,他愛得是哈雷和哈雷所代表的文化。

而這些,都是北京。

如今的五環六環之間,新樓房正在取代原有的村莊,過去10年間,北京商品住宅庫存分佈始終以五環至六環之間為主。但從2016年開始,主力區域外延至六環以外。一年一年瘋漲的房價讓很多人產生了恐慌,人們堅定地認為五環內房產已經成了稀缺資源,而六環內的房產是他們最後的機會,錯過了就會抱憾終生。

一位地產經紀人眼睜睜地看着他的客戶從過去在二手房與新房之間猶豫不決,到最後買不起房。他最近接待的一個客戶就是這樣,工作在中關村,2014年就打算過買房,當時考慮的是昌平南邵鎮的新房還是回龍觀的二手房,但沒有出手。而現在,這位客人的購房標準只有三個:留在回龍觀、在預算之內、有個房子住。

在五環六環之間發生的巨變同樣帶來了種種衝突。2014年,《京華時報》報道了北京警方公佈的各類違法犯罪高發區,其中大部分高發區分佈在五環之外或五環附近。其中,位於六環附近的通州馬駒橋、大興黃村鎮是入室盜竊案和兩搶案件的高發區;五環附近的豐臺盧溝橋、朝陽王四營、石景山蘋果園為賣淫嫖娼案高發區。《新京報》曝出的天通苑北站外有人長期收保護費的消息,讓人們對這片「法外之地」大開眼界。

在五環六環之間,還有各種直屬於中央各大部委和單位的明目繁多的培訓學校,比如衛生部幹部培訓中心、農業部管理幹部學院、國家電網公司高級培訓中心、全國宣傳幹部培訓中心。

在北京五環六環之間,時刻都在發生着各種各樣的故事,也正是無數個人的故事,串聯起北京的不同側面,展示了北京的不同況味。而這些,都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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