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青年人沒有太多的要求，我只是希望今天的中國人要保持一種最低的要求，就是：沉默。」
我請他說說對現在中國年輕人的希望，他的回答是滿心的謙卑和無奈。
「因為你不能講真話，講真話是通向監獄的道路，但至少你要保持沉默。不能配合這個政權，配合這個政權去說謊，配合這個政權去作惡。這是最低要求。現在網絡上正規的講法叫不合作。」
採訪吳仁華是在他位於洛杉磯的住所，簡樸的平房和小院子，他與人合住，穿着簡單樸素，二十多年他背井離鄉，過着清貧的生活，也沒有娶妻生子，完全專注於他的事業——真實無誤記錄『六四』民運事件的點滴史實細節，為民主運動日復一日默默奮鬥着，喚醒被蒙蔽的中國人，不讓歷史真相被遺忘。儘管在中國，這些歷史和真相已經被統治它的集權政府掩埋得嚴嚴實實，以至於包括我在內的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完全沒有正常途徑可以去了解這些。
「這對一個文學學者來講，認為是不應該的。然後對一個民族來講也是不應該的。
每一場政治運動，它的受難者，還有施害者，你沒有記錄的話，那這種災難還會重現。
我就說為什麼花時間去記錄這些，我是文獻學者，不僅是親身經歷着，因為你看了那個血淋淋的場面，更重要的是一種記錄。所以對我們來講，在一個集權國家，記錄就意味着一種反抗。所以在這本書的前言我也提到米蘭昆德拉說的：『人跟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跟遺忘的鬥爭。』所以我們不能讓這些東西輕易就被遺忘了。」
出生在浙江溫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學位，1986年7月他進入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工作，流亡海外二十餘年，吳仁華身上依然保存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節和執着的良心。
「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就是要掩蓋它，就是要讓人民遺忘。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還有六四，更不知道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來五十年槍斃了246萬人，牽扯到多少家庭，多少悲劇。六四到現在才25周年，已經被掩蓋的嚴嚴實實的很多人不相信了。說你們為了反共反華編造的。
我因為是從文獻學的角度我每個記錄每個細節都是有時間有地點有姓名，所以現在年輕人開始相信這個，最後壓人的坦克，我把那個坦克的部隊，包括坦克編號106號坦克，包括像坦克裏面的軍人我都把它查出來。
你不能用謊言來對付謊言。共產黨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你不能說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作為六四民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吳仁華在他的著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裏詳細準確地記錄了1989年6月3日下午到6月4日上午這個歷史性的時間區間中「六四」運動的經過。許多史實對於生於八五後的我都是從未見過的：「子弟兵」開槍打老百姓，用的子彈是會把傷口打開花的那種；許多學生被用坦克活生生壓成肉餅；還有解放軍用刺刀殺人……在這些有考據可查證的史實面前，我震驚了。應該還有很多中國年輕人會像我一樣，被這些被掩蓋的令人髮指的政府罪行震驚，為我們從小到大都被蒙蔽而感到不寒而慄，也會因為知道了我們的先輩——曾經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充滿理想和激情，嚮往民主自由，並為之戰鬥悲壯犧牲的年輕人而被深深震撼。
原來，可以為自由而捨命的美好崇高的情懷真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過，原來中國人並不是一直都像今天這樣活得似行屍走肉。
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知道得太晚，了解得太少。
「每個國家都需要警察，關鍵是警察怎麼來管理，警察怎麼來使用這種執法的權利。
用法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一個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你現在是用堵的方式來維穩，就算你把堤壩築到天上去，有一天水還是會漫過去。
共產黨的心中有恐懼。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都是抱着炸彈在玩擊鼓傳花。他們都是在自己任內維持所謂『安定』。」
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的前言裏這樣寫道：「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個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游過海灣。穿過密佈中共軍警的小島，爬過齊腰深的漫長海灘，遍體鱗傷地來到自由的彼岸。儘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慶幸。」
他歷盡辛苦，到了美國，開始了自己作為歷史見證人和歷史文獻學者的神聖職責。但這一切，其實都附有沉重的代價。
「像我們這些人，我們都是付了很大的代價。比如說最簡單的我22年不能回家，我不能跟家人團聚。最後我只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冒着風險，跟我86歲的母親見一面，然後家人受株連。像我弟弟，他當年是浙江省的優秀大學生，就因為我無緣無故職位沒了，公務員待遇沒了。現在等於是在一個小的博物館裏面看大門。很多親友去世，我都見不到最後一面。包括我外公，我從小在我外公身邊長大的。」
二十多年的長路一點都不簡單。人都是軟弱的，都是趨利避害的。在一條道路上為了自己的堅持，為了良知，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這二十多年中，吳仁華身邊有許多人選擇離開民運。為了家庭，為了團聚，為了回國，為了生意。他都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對交友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底線，即：不跟與中國集權政府合作的朋友繼續交往。
「我自己當然也會有過這些軟弱。2007年，08年，我就在網絡一些論壇上跟一些朋友說，我說我該舉手投降了。但是最終我是沒有放棄。我是讀古書的，自古知識分子講究一種氣節。人可以啥都沒有，氣節不能沒有。如果不是為了這一點，我可能跟別人一樣，早就離開這個行業了。」
我跟他聊起中國現在的年輕人。他覺得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六四」是一個分界線。因為「六四」的開槍，一下子把年輕人的激情破滅了。然後共產黨又有意識地讓大家不要去討論政治問題。全民都向「錢」看。
「所以我一直說共產黨這麼多年是用腐敗來結成一個共同體。不僅是官員，還包括知識分子。像我留在北大那些朋友，現在也都是腰纏萬貫，都有幾棟房子，有車。他們實際上也是所謂『向錢看』，腐敗的受益者。腐敗成為共產黨今天有效的維持統治的工具。今天的年輕人從一開始，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就知道，錢是最重要的。因為你不給幼兒園老師送禮的話就會受歧視，進小學更明顯啦，如果不送錢你就入不了好的小學。一路上來，年輕人接觸的社會是沒有理想的，沒有激情的社會。完全是一個錢支配一切的社會，造成了今天的年輕人和80年代的年輕人不一樣。因為成長背景不一樣。」
於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我請他對現在的中國年輕人說些寄語，他只簡單地說：「保持沉默。」
我真希望他的書和他的經歷，還有精神能讓更多的中國年輕人看見，喚醒他們，讓他們知道：理想，以及為了信念的奮鬥與犧牲並不是神話，它都真是存在過，並且真實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