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晚年提及毛澤東文革中親手打倒自己，對其子陳曉農稱：「他（毛澤東）老了，思想不正常了，才會這樣。他過去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記恨他。他以前待人是很寬厚的。」
陳伯達於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圖為陳伯達在特別法庭接受公開審判（圖源：VCG）
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的「前三十年」，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中關押了大量與高層政治鬥爭有關的人物，除了黨政要員本身，他們的秘書也隨之進入秦城，成為一類特別的住戶，僅毛澤東和江青的秘書，就包括李銳、師哲、陳伯達、閻長貴等人。
陳伯達無疑是其中最特別和複雜的一位。他是貨真價實的「秘書族」，為人也「灰溜溜的」，自稱「小老百姓」，卻又位列政治局常委，屬於政治鬥爭的主角；他的政治面目一直游移不定，是老幹部中的造反派，文革中期因為反張春橋入獄，卻在文革結束後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政治定性比曾經的極左紅人「王關戚」更重；他和毛澤東另外兩位秘書田家英、李銳關係不睦，曾被李銳稱作「主席身邊最危險的人」，卻對毛忠心耿耿，在秦城高牆下的8年歲月里，乃致成為政治木乃伊的晚年，仍舊追念毛澤東早年的恩遇。
陳伯達秦城內外的人生沉浮，實為一份耐人尋味的歷史和人性標本。
一
陳伯達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墜亡的當晚押入秦城監獄的。文革前期，陳伯達曾是中央專案組王光美、陸定一專案小組的負責人，卻淪為接受專案審查的囚徒。
在秦城監獄管教幹部、曾任監管處長的何殿奎的記憶中，陳伯達是一個灰溜溜的人物，不像其他文革大人物那樣頭角崢嶸。從大人物成為階下囚，陳伯達的畏葸心態在秦城囚室里體現得特別突出。注1
初到秦城，絕望的陳伯達把住囚室門口不肯進去，呼喊了一句「我救過毛主席！」根據陳伯達晚年的回憶，這件事指的是1948年春天毛澤東在河北阜平縣期間，因為特務告密，國民黨飛機轟炸毛住地。住在毛附近、提前聽見飛機聲的陳伯達一路奔跑呼喊着到達毛的院子，說飛機就在頭頂上。毛這才決意離開，繞過一堵牆炸彈已經夷平了院子。
這件事在文革後出版的聶榮臻回憶錄中有不同說法，聶榮臻稱當時是他跑到毛住所架起毛躲避炮彈的。四人幫倒台後，毛澤東當時兩位警衛員的回憶中也沒有提到陳伯達，但同時也沒有提到聶榮臻。陳伯達之子陳曉農認為，這是出於文革後的形勢抹煞了陳伯達的事跡。陳伯達自己對此顯然很看重。直到晚年的口述中，他還不無委屈地申辯道：「如果是反革命，有這樣忠心掩護毛主席的反革命麼？」1988年，公安部向陳伯達宣佈刑滿釋放，來日無多的陳伯達在朝陽醫院的病床上再次表白了這一往事。注2
文革後期，陳伯達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同住看管。在牢房裏，陳伯達曾經多次「尋死」。他晚年回憶，剛進秦城時，睡在一間條件惡劣的監室，鋪的是草墊子。晚上他在被子底下偷偷用牙齒咬破手腕，卻因為流血很快止住而未能成功。以後他換到了比較好的監室，這種私下自殺就此中止，「自殺情結」卻未消失，演變成為在看守面前尋死，作勢欲拿頭撞牆，每次都需要兩位戰士左右挾持。
何殿奎被調來專門監管陳伯達。何殿奎住在陳的牢房旁邊，時間一長，看出陳自殺是假意，故意命令戰士放開手，任陳伯達去撞牆，陳伯達頹然而止。
衝突後三四天，陳伯達請求見何殿奎，當面打自己的嘴巴。何殿奎正色告訴他，「今後你的一切由我監管，胡鬧不行。」
何殿奎說，陳伯達在秦城中的另一表現是愛幻想。認為自己「臨門表功」改善了監獄處境是一例。另一例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陳伯達在獄中變得很不安分，總認為江青辦完了毛的喪事，會來接他出去。即使當年在中央文革被江青欺壓，他仍舊抱着這樣的幻想，卻不料江青不久也前來秦城「做客」。
陳伯達「不安分」的表現是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廁所。何殿奎估計他是裝的，就讓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以後陳伯達開始拄拐行走，逐漸恢復正常。
這段經歷，陳伯達回憶錄的記載是：他在澡堂淋浴到一半，突然變成了冷水，年屆七旬的他脊椎受寒，第二天就起不了床，只好住進了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起初他走不了路，只能在地上爬。「後來我扶着椅子，鍛煉着站起來，慢慢地才能一點一點蹭着走。」
陳伯達入獄後生活有一定優待，主要是在伙食上，文革後期享受過每月60元的標準，「比家裏吃得還好」。但總體仍舊不乏艱苦。8年間穿的衣服，補了又補，又難於拆洗，自己形容「直如原始人一般」。其子陳曉農第一次探監見到父親時，陳伯達的軍服棉襖和棉褲都已磨破，邊沿露着棉花。
在準備組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審判期間，陳伯達的優待被中止，搬入一排平房單身囚室居住，條件比以前差得多。注8陳伯達回憶錄則稱，當時報紙上登了一篇周培源的文章，批判陳伯達的反相對論。陳對看守發脾氣，稱自己並未反對過相對論，周是胡說。陳認為是自己的「不識相」導致了取消優待。
1981年1月25日，陳伯達被判18年徒刑。當年8月15日，陳伯達獲得保外就醫，是「十主犯」中最早離開監獄的，並且留在北京。
在陳伯達的晚年經歷中，胡耀邦和周揚起到特殊的作用。根據陳伯達回憶錄記載，陳保外就醫初期有和中央書記處的聯繫渠道，直到1984年才中斷。胡耀邦曾指示「陳伯達不要老是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意義的東西。」周揚則曾經和陳伯達會面。
陳、周兩位中共高層不同領域的理論權威，在文革前的年代並無交集，周揚在文革之初被打倒時，陳伯達亦批判過周揚。文革中各自關押於秦城，周揚在獄中聽到了廣播不再出現陳的名字，知道陳倒台了，「感到很難過」。文革後在討論《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周揚和幾位老幹部一起幫陳伯達說了話，主張對陳伯達予以區別對待。
陳伯達保外就醫後，周揚曾邀請陳伯達去家中長談，成為唯一一位與陳伯達有直接接觸的高幹。陳伯達表示刑滿釋放有機會願意到周揚領導下的文聯做點事。此後周揚還幫陳伯達發表了兩篇在秦城獄中寫的學術文章。不久，周揚因「人道主義」挨批，陳伯達亦被再次點名批判，二人各自處於困境，並不約而同進入醫院，只能相互托人問候。
周揚於1989年7月底去世之時，病榻上的陳伯達寫下輓聯「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強調了周揚的早年功績。一個多月後，陳伯達亦離世。
二
陳伯達和毛的另外幾位秘書田家英、李銳、胡喬木等普遍關係不好。
文革初起，李銳被用專機送到北京，於1967年底被投入秦城，原因可能是在交代材料中不合時宜地揭發陳伯達。1967年7、8月份，李銳身在安徽磨子潭水庫，北京來人持中辦和公安部落款和公章的介紹信，自稱是周恩來領導的專案組人員，要求他交代與田家英、胡喬木、吳冷西的關係，當時田家英已自殺，胡喬木和吳冷西都被打倒審查。李銳答覆說現在毛主席身邊危險的不是他們三個，是陳伯達，並給周恩來寫了信。當年11月，專案組來人退回了信，稱不能轉交。注4
李銳對陳伯達的看法，可能含有延安整風的記憶。李在搶救中是挨整的，陳伯達卻是成功跟風者。據單世聯《革命人》一書記載，1940年，陳伯達曾與王實味就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論爭。陳伯達得知毛澤東提着馬燈讀了他反對王實味的小字報，興奮得大呼「趕上了，趕上了」，從此陳伯達果然平步青雲。在兩年後對王實味的集體批判中，陳伯達說早就嗅出了王的托派氣味，將王比喻為螞蝗。
在十多年後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的見風使舵，又增添了李銳對他的反感。廬山會議早期，陳伯達發表了對其福建家鄉農村的調查，對大躍進有所指摘，與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看法基本一致，四人還曾散步閒談吟詩。23日毛髮表批彭講話後，陳在小組會上成為受批評對象，「稱病不出」，此後在8月14日的黃克誠檢討會上「赤膊上陣」（李銳語）批判彭德懷，將彭指控為高饒集團的主要頭頭，想要推翻毛和中央的領導。客觀地看，陳的調子並不比當時的羅瑞卿、劉亞樓等人更高，但足以引發李銳和田家英的惡感。當年10月陳伯達發表長篇論文《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清算彭德懷在延安時期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老賬以及批判「彭黃張周反黨聯盟」。廬山會議轉向後，其他人亦多有批彭的「奉命作文」，但陳伯達此文被公開發表。
田家英對李銳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田家英早在陳伯達手下工作，據陳伯達說，他推薦田成為毛澤東秘書。但由於個性不同，二人卻漸生嫌隙。胡喬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透露了田家英對陳伯達產生惡感的兩件事，其中之一是在1956年，陳伯達負責起草中共八大決議，自作主張「塞進了一句『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句論述在改革開放以後，成為一句教科書式的表述，被認為是八大主要的理論成果，當時卻引發了毛澤東的惡感，當場對身邊人說：「這句話不好」。雖經表決通過，不久毛卻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的道路，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決議實際上被推翻。經沈志華考證，這段論述的基本意思毛本人已經在八大之前談過，陳伯達在毛批示「付印」的定稿之外加上去的這兩句話毛可能也看過，只是匆促之下未作修改。注5
由於毛澤東事後宣稱陳伯達這句話沒有經他看過，屬於「越權」，自然引起了同為毛澤東秘書的田、胡的反感。另外，胡喬木在該文中還說，「家英和我還從日常接觸中察覺，陳在毛主席面前從不敢說任何不同意見，有什麼問題他都儘量讓我們說。」
田家英告訴李銳，陳伯達自詡閒雲野鶴，卻對無權勢滿腹牢騷。他在中南海的房子已經很舒適，但還想方設法裝修，卻遭到中央辦公廳的拒絕。田家英最反感的是，陳伯達經常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注意什麼問題」之類，這種「跟風」正是「諫臣」田家英以及李銳無法容忍的。直到晚年，李銳仍舊在談話中鞭笞陳伯達的這一作風。
奇怪的是，「跟風」的陳伯達卻往往出軌翻船，前文的八大決議「私貨」之外，1958年的鄭州會議，陳伯達跟風發表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理論，遭到毛嚴厲駁斥，事後痛苦至極，李、田卻毫不同情。注6
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已經進入秦城監獄的李銳和師哲都被要求揭發陳伯達。李銳曾對媒體稱，當時他的態度很爽快，這是他久已等待的結果。師哲也「很願意寫陳伯達的材料」，但保衛幹部出身的他很慎重，因先前他曾被傳達過，陳伯達屬於被保護的「鋼鐵圈」中人物。一直到專案組人員不得已拿出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才答應寫材料。陳伯達與師哲早年同有留蘇經歷，讓師哲檢舉陳伯達，正可達成其「托派」「蘇修特務」罪名，以後的中央專案組文件中即稱「蘇修特務師哲檢舉陳伯達」。
對此次檢舉，師哲晚年頗有悔意，稱：「給我加罪名，以加重陳伯達的罪過，何其卑鄙！」又說：「陳伯達不過是個過渡目標，批判陳伯達卻要師哲開頭，用心何其良苦！」注7
對於陳伯達與其他毛澤東「秘書族」的矛盾，陳伯達之子陳曉農曾稱，「撇開陳伯達與田家英的個人恩怨不談，他們之間的矛盾--大體仍屬於文人相輕類型的矛盾，性格衝突居多，政治是非少。」而毛對秘書們的態度，正如耄耋之年的李銳曾告訴筆者的：並無恩義，只是使用，因他對於知識分子從骨子裏不信任。相比之下毛澤東更關懷警衛、司機這些沒有文化的勞動人民出身的人，這些人也更容易崇拜毛。注8
晚年提及毛澤東文革中親手打倒自己，陳伯達對其子陳曉農稱：「他（毛澤東）老了，思想不正常了，才會這樣。他過去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記恨他。他以前待人是很寬厚的。」可見即使經過秦城煉獄，陳伯達對於毛澤東依舊一生愚忠，並無李銳和田家英的反思。
三
作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秘書和中央文革組長，「大人物」陳伯達的政治角色和他的整個人生形象一樣，曖昧不清，罩着一層灰濛濛的色彩。
陳伯達上世紀初生於破落秀才之家，曾為小學教員，1927年加入中共，以後留蘇，回國後曾在大學任教。延安時期，陳因其年齡偏大而被浦安修戲稱「老夫子」，綽號大為流行。實則不單指其年齡，更在於陳暮氣沉沉的書卷氣，這或許與陳早年的私塾經歷有關。當時陳在馬列研究院工作，理論水平獲得毛賞識，1939年調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當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陳伯達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秘書，此後開始了31年的政治秘書生涯。陳伯達筆頭來得快，寫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書，成為中共「理論家」之一。1940年與王實味關於文藝民族形式問題的筆戰，則使他得到了毛澤東的欣賞。
1949年陳成為中央委員。1949年前後，陳雖多有兼職，但一直沒脫離毛政治秘書角色。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書，即所謂「五大秘書」，排名為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1958年的「八大」上，陳伯達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文革之初，陳伯達更進一步成為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央文革組長。
雖然「位極人臣」，陳伯達始終沒有脫離小心翼翼的秘書角色和「老夫子」的灰色氣質。根據多位當事人回憶，陳伯達穿着土氣，喜歡戴一頂老氣的帽子，有一些看似不符合大領導身份的習性。在下基層調研以及與下屬接觸中，陳伯達比較平易近人，不講究吃喝和擺排場，1961年在天津農村調查人民公社期間，曾經親自拾糞，拒絕當地的保安措施，又死活不吃魚肉宴席，給當時的中央政研室幹部王廣宇留下很好的印象。
曾在中央文革工作的金敬邁對「組長」陳伯達的印象也不錯。與別人認為陳伯達「虛偽」不同，他覺得陳還是相對真誠的。在獄中，他曾拒絕按專案組要求揭發陳伯達，「覺得陳伯達比他們那幫人都好」。他稱陳伯達不願拋頭露面，照相時都往後縮，當中央文革組長是被迫，在江青面前相當於「兒皇帝」，幹什麼都是錯。至於陳伯達後來投靠林彪參與倒張春橋，「也沒錯啊」。注9
陳伯達喜歡自稱「小小老百姓」，閻長貴回憶，他不論見到高幹還是普通工作人員，都是雙手一抱拳，如此開場。這句自況被江青斥為逃避責任，後來又被毛加上了後半句「大大野心家」。但陳伯達雖貴為政治局常委，在理論上多有建樹，又領導《紅旗》和馬列研究院，卻仍舊不過是毛的忠僕而已，不能和別的常委相提並論，他的「小小老百姓」多少是自知之明。
早在1960年，陳伯達的長子陳小達因和毛澤東長女李敏戀愛失敗自殺，即給陳伯達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蒙上了陰影，其中難以排除有毛本人的施加影響。毛澤東對於陳伯達這位理論合作者的態度一直很複雜，其中難免有忌才心理，下面一例即可為證：
1949年底訪蘇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陳伯達也在座做記錄。談話中提到蔣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對陳伯達說，我讀過陳伯達同志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寫得不錯。並端起酒杯向陳敬酒。陳伯達臉漲得通紅，受寵若驚，且與斯大林交談起來。回到住地，毛澤東對秘書葉子龍說：「像什麼話嘛！你去告訴陳伯達，今後他不要參加與斯大林的會談了。」注10
文革之初，陳伯達屬於被劃圈保護的人物，然而「九大」召開之前，陳伯達代擬的報告草稿反常地被毛原封退回，顯示兩人數十年的政治理論合作出現裂痕，毛此時已覓得比陳更為得心應手的理論僕從張春橋和姚文元。1970年廬山會議的一時錯辨風向，即被毛稱為「船沒沉，老鼠先跑了」，舉手之間徹底打倒，欲求「面聖悔過」而不可得。
在中央文革，陳伯達實際是掛名組長，真正的掌權者是「第一副組長」江青以及「顧問」康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王力和文革辦事組成員王廣宇、閻長貴回憶，陳伯達在江青面前沒有任何地位可言。穆欣和王力回憶，陳伯達自稱為「劉盆子」，當其在會上意見與江青不一致，就會被拉到一邊「做通思想工作」，其做通的方式，往往是像對小孩那樣訓斥，如直呼為「熊樣」。江青之外，在文革小組中，陳伯達的權勢甚至不如戚本禹，戚本禹經常公開奚落陳，並曾攻訐其「接受陶鑄禮物」的「過失」。
陳伯達在文革極左派中的角色，和劉少奇一起被打倒的鄧小平的看法自然更具說服力。1972年，趁陳伯達和林彪先後倒台，鄧小平從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給毛寫信尋求諒解，表達復出願望。在對陳伯達事件的表態上，鄧小平說：「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在這樣一封關鍵信件中的表態，可以代表鄧小平及一般黨內老幹部對陳伯達的態度。注11
陳伯達的困境在於，他是一個缺乏承擔的人，但恰恰推脫不了加在他身上的名義和責任。作為毛澤東用來驅動文革和打擊對手的一根棍子，陳伯達並不是像江青、康生、戚本禹那樣天生的棍子，而更像是一根橡皮棍。甚至在文革初期，他對於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背景並不知情，下令《紅旗》始終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但他畢竟是棍子。僅是一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整理發動文革的「十六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文化革命」名稱的提出，就足以讓他難以脫卸對文革的責任。何況他還與導致近3000人死亡的「冀東黨」冤案難脫干係。陳伯達在晚年回憶中認為，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提出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即「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有是「隨便接見一些人，偏聽偏信，亂說瞎說，使一些同志受了難」。
在江青、林彪兩大集團之間的危險平衡術，使陳伯達終究過早落水，卻又在文革結束後成為他脫不去的干係。「兩案」判決書中，讓陳伯達在判刑中的次序引人注目地處在兩個集團成員之間的「灰色地帶」，承擔了來自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罪責，卻又面目不清。
文革結束後上書中央為陳伯達辯護的前同事王力，在書中稱「文革頭一年，我與他（陳伯達）朝夕相處，才知他品德不好，極端個人主義，看風使舵，左右逢源，投機取巧」。注12問題在於，陳伯達左右逢源的本領似乎並不高明。廬山會議上贊同彭德懷，文革之初回護劉少奇，王關戚挨整後疏遠江青接近林彪集團，從個人得失上說都是敗筆，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毛的對立面。
美籍華人作家韓素音在其著作《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評論陳伯達說：「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就陳的命運看來，說其性格懦弱易變比稱其善於權謀更符合事實，這也是其子陳曉農的看法。
陳被打倒後，曾經集六頂帽子於一身，其中最重要的是叛徒、特務、托派，以及高饒反黨集團分子。陳伯達曾於1930年代初在天津被捕，轉押於北平軍人反省院，判刑兩年半，在獄中得了淋巴腺結核病（俗稱「老鼠瘡」），後經人營救保釋出獄，出獄時曾簽署悔過啟事，此事在文革陳倒台後成為陳的「叛徒」罪狀。陳本人辯稱他出獄簽署的只是一般的悔過啟事，並非類似薄一波等人簽署的「反共啟事」。但毛澤東在對黃永勝檢討書上的批示，欽定了自己前任大秘的「叛徒」性質：
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
叛徒罪名後面緊跟着「特務」帽子，由於是「御賜」，直到文革後仍難以取消，卻找不着上下級組織，成為一個「特務單幹戶」，類似於饒漱石的「單幹反黨分子」。
另外一頂帽子「托派」，則是源於陳伯達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中山大學大批同學曾由於反王明、米夫被打成托派，陳因此扯上托派嫌疑。此外，解放初陳伯達陪同毛澤東訪蘇後回國，途徑東北曾短暫停留，幫高崗修改文章。陳伯達倒台後，「高饒反黨集團分子」這頂帽子也就順便落在了頭上。
1973年8月，中央通過決議，將陳伯達、林彪、葉群和隔離審查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以及李雪峰等人一起開除了黨籍，但並未通知秦城中的諸人。文革結束後的中央特別刑事法庭上，陳伯達進一步成為刑事罪犯。
對於自己的文革經歷，被告席上的陳伯達似乎不堪回首，卻無意中揭示出某種歷史真實。他在審判員詢問為何要違反法制指使將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時，答稱：「當時呢，我是處在發瘋的時刻，其實人是有發瘋的時候，我是可能發瘋了。」
在審訊他和謝富治羅織所謂「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的冤案（中央文革試圖利用一個天津賣煤球工人到外交部街道郵筒里投傳單引發的案件，將劉、鄧、陶、彭、羅、陸、楊、譚、安、薄等人全都牽連進去）時，陳伯達再次長嘆：「這個發瘋的人啊！發瘋的人是會有的。我不能擔保當時參加專案的人，沒有發瘋的人。」注1「
實際上，作為」文革紅人「或」瘋子「的一面，掩蓋了陳伯達的另一面。文革中反對」出身論「遇難的遇羅克，其思想資源即部分來自於陳伯達的講話，陳曾兩次與」聯動「紅衛兵辯論和在講話中表示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觀點，為此險些被紅衛兵揪鬥。注14反對」老紅衛兵「的出身論，體現了文革初期的複雜局面，以及陳伯達作為」文革左派「本身的複雜性。
另外則是前文所述的在八大決議中強調」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被批判為塞進私貨。文革中為」九大「起草政治報告時，陳伯達以《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為題闡述發展生產力，稿子被毛棄而不用，後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1963年，陳伯達提出，應當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發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1968年1月29日，陳伯達再次給毛澤東等寫信，提出應當大力發展電子技術和電子工業，為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後的半導體熱做了鋪墊。
甚至，陳伯達還可能推遲了文革的發生。王力回憶，1964年底，陳伯達得知毛澤東主持起草的」23條「（即《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有嚴厲批評劉少奇的內容，找到王力說」少奇同志是很純的馬列主義者「，兩人商量後約請了彭真和陶鑄分別去找毛當面檢討。雖然這最終沒能挽回毛與劉的決裂，但實際上推遲了毛的攤牌時間。注15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歷史問題的決議》出台，在提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沒有點陳伯達的名。身在秦城監獄的王力注意到這一細節，向中央寫信指出」陳伯達的另一面「，共有八點，包括前述的諸情節，以及陳伯達在文革初期設法保護劉少奇等，建議假釋陳伯達。但隨着1980年代中後期政治氣氛變化，陳伯達逐漸再次與」四人幫「捆綁在一起。
從一個富有舊文人色彩的知識分子，到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秘書；從文革之初」老幹部出身的造反派「到秦城囚徒，以致最終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陳伯達的政治命運和評價殊堪回味。
注釋：
注12012年8月30日採訪何殿奎於北京寓所。另見《何殿奎：我在秦城監獄監管的特殊人物》，載於《世紀》2009年5期。
注2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第79頁，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PDF。
注4參見李銳《請吳冷西老友給個說法》原載《讀書》1995年第1期。
注5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第322-331頁，PDF，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國史》第三卷，2008。
注6《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第359-360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
注7師哲《我的一生》第499-500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82012年8月4日於木樨地採訪李銳。
注92014年6月8日，採訪於廣州軍區文化大廈。另參見金敬邁《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第78頁，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
注10葉子龍《我給毛主席做秘書》，來自公安部網站」公安史話「欄目。
注11此信流傳於網絡，收入港版《文革中的檢討書》，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版。毛澤東對鄧小平此信有批示，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注12注15《王力反思錄》第173-174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PDF。
注13王文正沈國凡著《共和國大審判》第240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版。
注14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第351頁，紅旗出版社，2010年3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