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幾個北京知青乘坐一輛大卡車前往同心縣（寧夏）。在坑坑窪窪的河溝中顛簸行進時，遇見一個鄉下老頭帶着女兒徒步趕路。這對父女攔住這輛車，要他們捎帶一段路。本來這伙北京知青不願帶他們，但經不住父女倆人的纏磨，便讓他們上了車。走到馬家灣時，汽車因故停了下來。有個知青便惡作劇地對那位姑娘開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給他當老婆之類。同車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鬨，當時那姑娘被嚇哭。
回到連隊後，這伙青年又利用這次不同尋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傳了出去。誰知，過些日子，有人揭發說這十幾個北京知青輪姦了那姑娘，於是很快就成立了專案組。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個案子反反覆覆調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認發生輪姦的事。專案組對知青進行刑訊逼供，並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後認定輪姦案證據確鑿，5個「主犯」中的4個被判處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緩，其餘4個被處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輪姦」的女方是貧農出身，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黑五類出身的男子強姦了紅五類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階級報復」。
記得這四個人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時，大街上到處貼着被紅墨水勾了姓名的佈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佈告前都義憤填膺，人人皆曰這種無恥的「反革命輪姦犯」確實該殺。有人還罵罵咧咧地說：「這都是些什麼知識青年啊？北京怎麼淨打發這種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社會垃圾來支援我們西北？」
當時我也挺納悶，來寧知青中怎麼這麼多黑五類子女？數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年正因為出身不好才在升學中落榜，落榜後報名參加邊疆建設兵團自然是他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徑了。
一段時間後，這一反革命輪姦案卻被平反了。原來那所謂的輪姦純粹是舉報人的推想或者杜撰。當時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公安機構都癱瘓了，辦此案的人員大多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外行。這一冤案最終能平反，主要是因為涉案的幾個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家長借住在黨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條件，堅持不懈地申訴和上告，才促成了對案件的複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姦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覆翻供。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輪姦的定案，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做『思想工作』才認可這個結論。」另一個曾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時，首犯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案發時正懷孕在身）都來到了固原，住在當時的固原第一旅社。該旅社一個姓馬的女服務員告訴我，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也算堅強，平時出來進去都滿臉冷靜不聲不響。有一天，她娘倆照樣平靜地走進房間，關上門後卻從房間裏爆發出一陣痛徹心扉的嚎啕哭聲，那哭聲讓前台上的服務員們聽得清清楚楚。唉！看樣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問題時受了什麼刺激。我問小馬：「你怎麼不進去勸慰一下？」小馬邊說邊搖頭：「唉，可憐！可憐呀……我想進去勸解，又覺得不合適。」
嗚呼，四個來建設邊疆的北京知青啊！無論他們出身多麼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後每當在楊郎走夜路時，我都會想起那幾個飲彈而亡的年輕生命，我在心裏呼喊着：「你們的陰魂此時還在大西北的曠野中遊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