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初，為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吸收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參加。會上老幹部與「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吳法憲在《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中記述了周恩來、葉群等人對其講述以及自己所見所聞有關「二月逆流」的細節，吳法憲對於周在此次事件當中的表現用「政治上是很老練的」高度評價。吳法憲對於「二月逆流」發生之後老帥的種種遭遇坦言，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始終沒有公開批評這些老人，但他也沒有出來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會議上的一切，都取決毛澤東的一句話，也都是在他的眼前進行的，這一切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
吳法憲着中將軍服留影（圖源：浙江圖書館）
「二月逆流」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這些情況都是以後周恩來告訴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懷仁堂兩次召集中央常委碰頭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在這兩次會議上，陳毅、李富春、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幾個人，當場就跟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峰等人吵了起來。陳毅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黨和政府搞亂了，把國家搞亂了，還要把軍隊搞亂。葉劍英還對張春橋等人策劃的「上海一月風暴」進行了抨擊，他說：「上海奪權，改名為『人民公社』，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也不請示毛主席，就擅自改變名稱，這是想幹什麼？
這兩次會議上，要數譚震林鬧得最厲害。他說：「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麼？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是個反革命！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通通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他還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地方哭，想來想去，自己不該那麼早參加革命，不該活六十五歲，不該跟着毛主席。」
這時，陳毅說：「譚老闆，你說話真有水平，坐下來說。」接着，陳毅又從當時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到了「延安整風」。他說：「在延安，過去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兇。延安『搶救運動』搞錯了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有意見。這個歷史教訓，不能忘記。那次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
李先念指責了大串聯，說：「那樣大規模的串聯，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亂了，經濟損失嚴重。」另外，徐向前、聶榮臻、余秋里等也斥責了中央文革。當時，他們幾個人的情緒都很激動。
周恩來跟我說，當時他不好說什麼，只能勸雙方冷靜下來。結果，這兩次會議都不歡而散。
現在想起來，老帥們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周恩來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說，也不好說。所以一直在調解。所以我覺得周恩來在政治上是很老練的。
果然，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後葉群告訴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頭會後兩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澤東突然找葉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怒氣沖沖地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葉群說，她聽到這些話，感到莫名其妙，神經非常緊張，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澤東接着說：「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眾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
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澤東，是永遠忠於毛澤東的。她還說：「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說着，葉群就哭了起來。這樣一來，毛澤東又反過來安慰她說：「不要難過，你回去以後告訴林彪，說陳毅、譚震林他們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幹部，現在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幹部都被打倒了，整了這麼多人。還說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幹部統統整光嗎？他們散佈了一系列的反動謬論。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把全國搞亂了，現在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葉群表示，林彪是永遠忠於毛主席的，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她一定會將毛澤東的這些話完完全全地轉達給林彪。這時，毛澤東問葉群：「林彪現在的身體怎麼樣？」葉群說：「林彪現在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常來參加會議。」毛澤東聽後說：「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一些情況不知道，也不行。這樣，今後的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你來參加。你回去以後，再把會議的情況向林彪報告。」葉群聽了非常高興，馬上說：「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辦。」
從此葉群便一步登天。當然，這是有江青作為先例的。在那以後，葉群就與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澤東或周恩來召集的中央常委會議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這兩個夫人一直參與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政治決策，從此越發不可收拾。
葉群還告訴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她列席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大發了一通脾氣，十分嚴厲地批評了陳毅等四位老帥和李富春等三位副總理。他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穩哪，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作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還說：「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的組長吧，把江青、陳伯達逮捕、槍斃，讓康生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出來當主席嘛！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他還特別挖苦譚震林說：「你說你不該那麼早入黨，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於你該不該活六十五歲，那怎麼辦哪，你已經活了嘛。」
毛澤東最後表示：「這件事情，我提議政治局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說罷就退場走了。
以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在中南海的懷仁堂幾次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行批判。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因有了毛澤東撐腰，神氣十足，猛攻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給他們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後來，毛澤東又點名讓周恩來帶領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到正在京西賓館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我參加了這個會議。第一個作檢討的是陳毅。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場合說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影響。今後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斷地改造自己。
第二個發言的是譚震林，他非常沉悶、抑鬱，臉色非常難看。他說自己對「文化大革命」說了一些錯話，請大家批評。
第三個發言的是徐向前。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學習不認真，工作不得力，對「文化大革命」也說了一些錯話。另外，他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也不稱職，雖然對軍隊院校師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軍隊仍然受到衝擊。今後一定要好好學習，改造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其他老帥和副總理沒有發言。周恩來最後說：「以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說了一些錯話，向軍委擴大會議作自我批評。希望到會的同志接受教訓，很好地學習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各項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周恩來講完，就讓大家發言。由於當時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所以沒有一個人發言。於是，會議就這樣冷冷清清地散場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這件事情捅到了社會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大規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北京組織了十萬人的大遊行，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一時間，炮轟、火燒的標語，貼遍了北京的街頭。
四月下旬，造反派開始圍攻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他們的家也遭到了圍困。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組出面搞的，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也都知道這些情況，但沒有人發出指示為李富春等人解圍。從這以後，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就很少在分開場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機關黨委又組織幾位老帥、副總理宿舍的黨支部成員，對他們進行批鬥。據說，這種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來，由江青請示毛澤東決定的，其目的就在於不讓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舒舒服服地過這一關，把他們搞得精疲力竭。
對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行批判以後，毛澤東還是對他們不放心，特別是老帥們，因為他們在軍隊中有一定影響。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當時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們揪住，先是將他用汽車押着在北京市轉圈遊行示眾，以後又把他關押起來。一個多月後，王秉璋得了肝炎，身體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導來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況報告給林彪。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葉群，請葉群報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葉群報告毛澤東說，七機部是重要部門，把王秉璋搞掉了，就無法維持七機部的工作。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這個意見，這樣就把王秉璋放了出來。
這時，毛澤東就想起了幾位老帥，不知道在批判了他們以後，這幾個人會不會在背地裏有什麼不滿，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有沒有轉變。毛澤東想知道他們住在西山究竟在幹些什麼，就想派人去暗地裏察看一下。
毛澤東先找到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劉素媛，讓劉素媛告訴葉群，要葉群乘機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帥們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帥們在幹些什麼，說了些什麼，都有那些活動，有沒有串聯？劉素媛還告訴葉群，毛澤東要王秉璋注意經常了解一點情況，並且直接向毛澤東匯報。
後來，葉群就帶着她的女兒林豆豆來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澤東的意思告訴了他，向他佈置了這個任務。後來，林豆豆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
後來，王秉璋通過我轉給毛澤東的報告至少有兩個。我還記得，這兩個報告都是用記錄本的紙寫成的。在報告裏，王秉璋把他與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位元帥，大概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一起散步、談話什麼的，都寫得清清楚楚。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們在受到批評以後，接受了教訓，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都有所轉變，一致認為這個運動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了很大的作用。兩個報告都是這樣的內容。
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曾經批轉給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的人傳閱。不久，毛澤東就採取了一些措施，來保護這些老帥們。所以，王秉璋實際上是為老帥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這兩個報告實際上起到了保護幾位老帥的作用，使他們沒有受到進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澤東請周恩來、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開了一個「團結會」。當晚，周恩來擬訂了一個參加「五一」勞動節首都慶祝大會的領導人員名單，這個名單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澤東批准後，第二天他們全都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時，在報紙上露面是個標誌，只要參加了重大活動並且在報紙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來」了；一旦在報紙上沒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後，毛澤東又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經毛澤東提議，李先念被吸收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後來，又吸收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參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黨委碰頭會議。不過，這些老帥和副總理雖然參加了會議，但卻極少發言，顯得十分嚴肅和謹慎。另外，毛澤東幾次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時，這些老同志也都參加接見，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葉劍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圍，參加圍困的人有數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來北京串聯的學生和軍事科學院的造反派。這些人分乘七十多輛汽車，來到西山中央軍委的駐地安營紮寨，樹起了數十面紅旗，日夜輪流呼喊口號，要葉劍英出面回答問題。林彪很快就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但一直沒有動靜。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澤東才委託黃永勝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圍困葉劍英家的學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單位。經過黃永勝兩個多小時的說服工作，那些學生和造反派才逐漸撤離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澤東建議，應停止老帥們家裏的黨支部對他們的批判。林彪認為，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了。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也認為，搞了一段時間後，應當適可而止了。於是，林彪就委託黃永勝和我代表毛澤東和他，去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們。
黃永勝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葉劍英的家裏，然後依次到了聶榮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裏。當我們說明來意，並向家裏的工作人員宣佈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後，葉劍英等幾位老同志都要我們代他們向毛澤東和林彪表示感謝。
我們最後到的是陳毅家，當時他正在聽收音機。見到我們進去連聲說「歡迎，歡迎」。他還告訴我們，他夫人張茜上班還沒回家。當我們說明來意後，陳毅高興地說：「好、好。支部的同志說，我的檢討很好，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批判我了。現在有『尚方寶劍』，更不怕批鬥了。」隨後，他還堅持把黃永勝和我一直送到大門口，看到我們上了車，才肯回去。
至於譚震林的家，毛澤東不同意我們去，我們也沒有辦法。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誰反對過毛主席，最後都沒有什麼好結果。徐海東就是個例子。
徐海東是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同志，紅軍時期曾經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和紅十五軍團軍團長。抗日戰爭開始後，相繼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在鄂、豫、皖地區，在陝北和江北地區都立有赫赫戰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但他就是因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屆全國人大以後，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到了「第一線」，而毛澤東則退到了「第二線」。就在這個時候，聽說徐海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里說：「毛主席年歲大了，應該交班了，應該交給劉少奇。」毛主席見到這封信很不滿意，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理過徐海東。
徐海東以後就長期休養。他最初是住在總參謀部。當時，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經常前去看他。我因為長期在新四軍三師工作，這支部隊裏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紅二十五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對他很有感情，也經常去看他。後來他轉到大連休養，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難，我們還曾以老部下的名義，幫助他解決了一些問題。為此，他還送給我一個很好的白玉印章作為答謝。當然這些是題外話。
關於「二月逆流」的問題，我原以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沒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會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調子和規模都大大超過了懷仁堂會議。
本來，八屆十二中全會，是為了討論和準備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項工作而召開的。會議要討論的問題有：代表名額的分配、選舉的辦法，修改黨章以及準備文化大革命的總結。當這些問題討論和決定以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突然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們的錯誤。而且還要批判朱德。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才好讓他們過關，出席「九大」。當時我感覺，這都是他們事前商量好的，也絕不只是代表他們幾個人的意見。
周恩來要江青請示一下毛澤東。不久，江青請示回來說：「毛主席已經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夠還可以多批幾天。總之，要參與『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認真的檢討。」
於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周恩來提出，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分別安排到全會的各個組裏去，以便他們參加會議。結果，朱德分到了華北組，葉劍英分到了中南組，陳毅分到了華東組，徐向前、李先念、鄧了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個組。唯獨譚震林，毛澤東不同意他參加會議。
由於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意見，這次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人，除了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外，還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從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區找來的，是所謂的「新鮮血液」。這些造反派一上來就亂「放炮」，猛轟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號也喊了出來，並且登在了簡報上。這樣，江青等人通過他們第一天就點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還給各個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材料）。這些「炮彈」里，不僅有幾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謂「錯誤」，而且還有他們幾十年來的「老帳」。據我看來，這些「炮彈」里的有些材料的來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來。在會議上就不僅僅只是批判老帥們在一九六七年的問題，而是徹底算開了這些同志的歷史老帳，把這些老同志參加革命以來所犯的「錯誤」統統翻出來進行批判。所以，鬥爭他們的內容就很廣，連紅軍初創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井岡山時期、瑞金根據地時期、長征途中、延安時期和建國後等各個時期的問題，都提了出來。當然，主要還是抓住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進行批判，鬥得這些老同志的情緒都不好。
在會議上，毛澤東始終沒有公開批評這些老同志，但他也沒有出來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會議上的一切，都取決毛澤東的一句話，也都是在他的眼前進行的。所以，我的感覺，這一切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
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我是以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的身份參加的，被分到了華北組。在當時的會議氣氛下，我曾經錯誤地批判了分到這一組的朱德委員長和李先念副總理。我說：「朱老總，你當了一輩了的總司令，實際上指揮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總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紅司令。聽說你在井岡山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要把毛主席趕下台，你把這些情況說一說，也可以教育我們嘛！」
紅四軍七次黨代會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里看到的，但其它的話卻是我自己說的。在講完這些話以後，我仔細想了一想，覺得這些話說得太過了一些，是犯了一個錯誤。可是，朱德委員長的胸懷非常寬大，他聽了我的話以後並沒有生氣，只是解釋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以後，每當我回憶起這件事情時，都深感內疚和慚愧，同時朱德委員長這種寬宏的態度也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
在小組會議上，我還批判了李先念副總理。我說：「你認為『文化大革命』沒有保護老幹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護老幹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護老幹部似的。」
儘管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場合下，大家都這樣說，不這樣說誰也過不了關；但我隨大流，這樣無原則地批評李先念副總理，也是很不應該的。除此以外，整個會議期間我沒有對其他老同志提出過任何批評意見。
全會閉幕以後，中央決定，按規定範圍傳達會議的情況，同時要傳達「二月逆流」問題。因此在空軍的傳達會議上，我也按照中央的決定作了傳達。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當反對「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屆十二中全會剛剛批完，到了九大即將開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向毛主席書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記錄，寫成一個文件，發給九大代表。這樣，他們要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列入九大議程。當時只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意這一建議，而林彪、周恩來、黃永勝、汪東興和我們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後表示：「不要再批了。」這樣才使這一問題告一段落。
這樣，所謂「二月逆流」的問題，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開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結束。也就是說，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整整被批了兩年多。
從十年動亂所造成的損失和後果看，陳毅、譚震林等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當時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由於他們的批評觸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願，所以他們在以後的兩年裏一直作檢討、靠邊站。
